【言　论】当年作家谁写字

 

■李廷华

 

　　1983年夏天，《人民文学》杂志在大连郊区金县举办一场笔会，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中青年作家20余人参加。这次笔会的参加者基本上都是写小说的，其中有3位女性——谌容、王小鹰、方方。当时年龄最大名声也最大的当数谌容。她的作品连连获奖，已经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过美国，视野与一般作家自是不同，经济生活也显得比较优裕。她邀请我们这些年轻人到她房间喝美国咖啡，还十分热情地教我们跳交谊舞。遗憾的是，我被她教过几回，终是没学会，还踩过她的脚。谌大姐问我：你在哪儿工作？我说：在西安歌舞团。她笑了，这不是幽默吗？真是的，那时候我在歌舞团已经呆了7年，居然没学会跳交谊舞。

　　那时候的中国文坛显然是小说的天下，而小说家们又似乎承担着为社会寻找精神出路的重任。一切个人爱好，精神情绪的调节，都被摈弃得十分遥远。以我个人而论，在少年时代，我最着迷的是中国的山水画。在“文革”的批判狂潮里，一切有着旧时士大夫色彩的东西都被踩在脚下。“文革”后，当我希望表现这些年的精神困惑之时，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寻找这些困惑的由来和表现方法，实在还没有闲情逸致去旁骛其他。

　　谌容大姐已经超越了这样的阶段，她那时的小说已经写得既有思想锋芒又有生活温热。她的日常状态也显得从容优雅。有一天，她问我们几个年轻人：你们写字吗？她指的是书法。当时回答她的是集体缄默。谌大姐对书法显然有很大热情，在那次笔会期间，她还真到一个学校给人家写了字。我记得，我们就在学校外面等待闲聊，好像当时书法是和我们无关的事。那天谌大姐到底写了什么，她的书法究竟怎样，我没有关注，所以没有印象。

　　其实，我以前是写字的，在歌舞团的工作十分轻松，大量宽裕时间不仅临帖写字，我还画风景人物速写。但自从开始写小说后，就顾不上了。我记得当时那些写小说的朋友大抵都是相同的精神和文化状态。

　　这段回忆让我进一步思考一些问题：书法在传统社会里一直是文人修养的表现，考试、写文章、写书信，都离不开书法。书法具有自我怡悦的艺术性与内涵，可以超越实际功用而成为文人的惯常行为，对书法格外喜爱而又寻绎其奥妙得其真诣，就可能成为书法家。谌容大姐当时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她已经有余裕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显然她是把书法作为一种交往工具和自我娱悦工具的，这符合传统文人的书法生活形态。可惜那时候我心不在焉，失去了和她探讨书法的良好机会。

　　以后的很多年，越来越多的作家进入书法活动，我以为有两个动因，首先作家是写字的人，尽管现在由毛笔换成钢笔又换成电脑了，几十年间经历千年未有之巨变，但作家的工作性质毕竟是和文字打交道的，进入书法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书法之趣味对一般中国文人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发誓一辈子不沾染书法的中国文人还很难找见，也就是深入程度的不同，分别出文人书法的不同层次而已。大量作家参与书法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在那次金县笔会期间，谌容大姐和大家闲聊时，公开发问：你们中间谁是万元户？居然没有一人回应。在场的各位当时都是发表过相当数量文学作品的，在经济上还很难说已经“脱贫”。即使到今天，发表一篇万字文章充其量也不过千元稿费，而一个搞书法的，只要他的字还有点市场，一幅字起码可以卖千元吧？且不说大名家的平尺万元。书法当然有其技艺要求，但是，成就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书法家比成就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小说家，哪个付出的时间精力更大呢？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规律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几十年来，无论是文学青年还是书法青年，都面临谋生手段的学习和选择，也正是书法作品的直接交易性质和快速生成方式，造成了书法人群的迅速膨胀。我当年的一些文字朋友，也因为找到了书法这个好饭碗，渐渐不肯再为文章所累。

　　那次笔会之后，我再没有见到过谌容大姐。30多年过去，不知道她是否还写字，是否会在笔墨氤氲里化解生活的磨难？其实，中国最好的书法家，像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他们最著名的作品，都是对苦难的超度。中国书法最终是书家精神形态的寄托和外化。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在进入书法文化之后，不论经历怎样的曲折，不论呈现怎样的纷纭，最终还是会归于书法的文化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