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的章法布局（19）

          写意是中国诸多艺术形式所秉承的基本精神。在篆刻艺术中，其主要通过章法、字法和刀法得以体现。而在这三种因素中，入印文字因先天具有的意象传统而成为彰显写意精神的基本立足点。

          在篆刻艺术创作中，写意并非粗野草率或狂放不羁，而是在自由率意的审美意识中展现出精神气质与精神维度。篆刻艺术从实用印章演化而来。无论是在先秦的古玺印中还是在汉魏以降的实用印章中，这种写意精神始终以突出的个性风貌得以延续。在诸多印面构成中，写意精神往往借助入印文字的相应变化得以展现。入印文字的变化主要通过字的结构与体式得以实现。结构的适应性变化催生了摹印篆、缪篆乃至鸟虫篆，而体式的变化则是依托入印文字的整体或局部笔画的欹正关系得以展现。在这个意义上，为了深入表现印面构成的多元变化，古今印人在确立入印文字的同时，常常借助文字的欹正关系来综合调整印面的整体布局。在印面构成中，印人对欹正关系的运用，即我们常说的欹正法。所谓“欹正”，意指通过对入印文字整体或局部笔画的倾斜处理，使其在方整的印面中获得一种平正中见新奇、方整中显灵动的艺术表现力。这种方法具有以不平正来获求平正的特点。印人可依托字形的歪斜体式，使其在俯仰与呼应中达到灵动而不紊乱的艺术效果。

         从古今印人的运用情况来看，欹正法大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借助入印文字局部笔画的欹正深入调整印面构成，使其在方整的印面中借助动态变化表现出平中见奇的效果。如汉印“裨将军印”（见图一）即是借助对“裨”“将”二字局部笔画的欹侧处理，使印面展现出端严中见活泼的灵动气息。相比之下，南北朝官印“安北将军章”（见图二）则是借助将“安”“北”二字的欹侧处理，使该印在严整茂密的章法布局中展现出率意灵动的写意精神。在“中国长沙湘潭人也”（见图三）中，齐白石将“长”“湘”二字作欹侧处理的同时，又通过大面积的负空间营造出既有强烈的红白对比又不乏灵活变化的整体风貌。此外，齐白石在“夺得天工”（见图四）中，为了避免“夺”“得”二字横画的过多重复，将局部笔画做了欹侧处理。此举不仅规避了重复带来的机械感，还于独具匠心的巧妙变化中展现出酣畅淋漓的气象。齐白石弟子肖友于在“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见图五）中，借助局部笔画交错呼应的欹势布局，为印面赋予了全新的构成样式，可谓别开一格。二是借助入印文字的整体倾斜，使其在呼应与对比中营造出和谐统一的视觉动态。当代张树在“阳刚气”（见图六）中，借助向右整体欹侧的动态形象，使印面获得了方整中见灵动的视觉效果。当代徐正濂的“惜玉”（见图七）同样是借助欹侧法使印面关系在界格的映衬下凸显出平中见奇的艺术表现力。从欹正法的应用情况来看，其早在汉魏以降的将军印中即颇为常见。如东晋的“建威将军章”（见图八）、南北朝的“广武将军章”（见图九）及当代戴武的“用武宁畏虎子”（见图十）等印，皆是借助整体欹侧的构成方式，使其展现出妙造自然的艺术表现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将军往往是在频繁的军事活动中临时任命的，因此将军印大多是在金属印坯上仓促击凿而成，故又称“急就章”。这类印面与汉印巧夺天工的范铸法不同，具有刻凿率意、天趣横生的整体风貌，洋溢出显见的写意精神。

           从将军印的凿刻情况来看，这种写意精神的展现是古代印工在无意识状态下所呈现的目的性创作。在凿刻过程中，印工常常会秉承因陋就简的原则，对入印文字往往不是视觉印象的直接复制，而是根据个人喜好删繁就简。一旦遇到不合心意的因素，他们便会千方百计地加以改造与修正，以率意简约作为定夺依据。这种一气呵成、痛快淋漓的即兴创作，并非单纯地借助锋芒毕显、率意挺拔的线条来实现，而是依托欹正相生的章法构成进行综合展现。对于此类印面，清人徐坚的观点更为合宜。他在《印戋说》中明确指出：“章法，如名将布阵，首尾相应，奇正相生，起伏向背，各随字势，错综离合，回互偃仰，不假造作，天然成妙。”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欹正法在调整印面关系中，不仅形成了参差错落、妙造自然的章法布局，还彰显出最大限度的写意精神。这是当代印人需要深入体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