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的章法布局（7）

4.呼应法

            中国篆刻于方寸之中借助入印元素的结构与形式，展现出和谐统一的整体关系。这种关系犹如绘画的构图、小说的章节、音乐的旋律，在总体上展现的既是整体和个体的统一，又是个体间相互呼应的关系。

            对于篆刻章法而言，其解决的主要问题即是根据印面的实际需要，使入印文字各得其位并展现出顾盼生情、虚实相间、妙趣横生的视觉效果。在具体的布局中，印人首要面对的是入印文字的选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配篆”。在“配篆”这一环节中，我们需要在保持入印字体个性一致的同时借助方对方、圆配圆的基本法则，使入印元素在彼此呼应中展现整体统一的布局思想。由于篆书在不同历史时期于自身的发展上表现出显见的差异，故其不仅涵盖了早期的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大篆体，同时又涉及了小篆、缪篆和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吴、越等地的鸟虫篆。对于这些风格不同的篆书，我们需要摒弃猎奇之心，在风格协调的前提下使其从秦则秦、从汉则汉，“务定时代，务合体式”，力求在“仿玉则随察玉之性，仿铜则因会铜之理”中对入印文字进行统一择定。

            对于篆刻创作而言，如果说“配篆”仅仅完成了文字个性适配的第一步，那么在具体的章法安排中，布局方法的恰当选择才会使整体布局更显匠心独运。无论是平均法、方圆法还是轻重法、穿插法，在本质上都是调和印面的呼应关系。从古今成功的印面布局来看，其在很大程度上均或显性、或隐性地表现出一种呼应思想。从具体的印面布局来看，其呼应理念一方面体现为借助文字的整体结构与局部笔画，使其在挪让、穿插、开合中展现微妙的顾盼与呼应关系；另一方面则依托外在的诸多表现形式进行多元展现。

           从外在的形式来看，常见的呼应方式大体有五种。一是以入印文字为主体，借助方圆、曲直等因素展现呼应关系的共性。如鞠稚儒的“云升山房主人郭铁鉴赏书画之印”（见图一）中的“云”“房”“之”等字，正是借助局部曲线的呼应，使其在方整入矩的印面中展现出灵动多变的气息。而我在“崇江”一印（见图二）中也同样借助了入印文字局部曲线的呼应，力图使方整的印面展现出富于变化的美感。相比之下，唐存才“齐国遗珍”一印（见图三）则是借助入印文字斜笔的呼应，使印面产生了顾盼生情、水乳交融的艺术表现力。二是在入印文字笔画的繁简中寻找错落布白的呼应因素。这在四字印或多字印中最为常见。呼应方法的运用既能有效地规避“状如算子”的平庸印面，又能使其获得出其不意的视觉效果。如黄牧甫的“黟山汪氏”（见图四）和“寿如金石佳且好兮”（见图五）即是此类。三是借助文字之外的负空间营造入印元素之间的呼应关系。“负空间”一词在绘画艺术中较为常见，意指主体物之外的空间布局，在这里引申为文字之外的空间布白。如李刚田的“千岩竞秀”一印（见图六）中“千”与“秀”下部的负空间形成了巧妙的呼应关系。四是根据印面气息的需要巧妙地营造呼应关系，使其达到浑朴天成的艺术效果。在这一方式中可借助边栏和印面的残破处理，使其在上下、左右、内外中达到和谐统一的呼应关系。如李刚田的“延寿”（见图七）、“发白了”（见图八），陈刚的“寿且康”（见图九），以及韩东的“无花古树”（见图十）等作品，均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呼应方式的最后一个常见形式表现在通过增大局部笔画的粗细对比，使其借助粗细笔画的轻重搭配在印面中营造呼应关系。如李刚田的“被褐怀玉”（见图十一）和“四野寂寥”（见图十二）即是此种呼应方式。

           其实，一方印面中往往会集中展现多种呼应形式。笔画的粗细，线条的曲直，乃至负空间和残破技法的巧妙运用，皆可成为呼应元素的表现载体。篆刻如戏曲等诸多艺术形式一样，在本质上体现的就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而在整体统一的前提下，局部细节越丰富，其展现出来的艺术效果也越具表现内涵。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呼应法的运用过程其实就是局部笔画个性逐渐弱化、整体视觉不断增强的过程。在印面布局中只有充分依托全方位与多角度思维，才能做到不落窠臼、自出机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