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的章法布局（2）

二、秦代印章的布局及其影响

           殷商与西周的文字垄断于王公贵族手中。到春秋战国时期，文字才得以广泛普及，成为民众交际的基本工具。故文字的人性化、个性化与风格化在这个时期开始彰显。崇尚审美的“穷态极妍”与偏于实用的“趋简适便”，拉开了表现空间的两极。

           西周青铜铭文、陶器铭文及大量的印章文字借助穿插、嵌合之法，于随机铺陈中进行了全方位与多角度的灵活布局。这一布局方式对先秦印文的章法布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秦系篆书作为由西周到两汉之间的中国文字正脉，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明人甘旸在《印章集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秦之印章，少易周制，皆损益史籀之文。”相比春秋战国的印文，秦代印文伴随着民众交际的广泛需求，逐步凸显出自身的特点，较之前的古玺印呈现出进一步“印化”的现象。这在先秦的印文与秦统一六国后的印文中得以大量展现。

          印化，是指入印文字为适应印面的形式要求，在结构与体势上进行规律性的变化。其意在将书法中不适合印面表现的笔意化成分淡化的同时，借助字形与结构的适当变化，使诸多入印文字之间最终达到和谐统一、整饬饱满的契合效果。中国传统印章逐步印化的趋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玺印中即可窥见端倪。从当时的印章形式来看，为了合理安排印文布局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形制，如正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三角形、鸡心形、月牙形、连珠形，以及诸多不规则的形状。此现象既是古代印工在形式上的探索，又是古玺印印化的直接体现。如果说古玺印风行之时的印化更多地表现于外在形式上的话，那么秦代的印化即是从文字本身的结构与体势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改造。

         秦统一六国后，为加强统治，不仅统一了度量衡，而且还针对文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对后世文字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秦代社会用字要求各体皆备，以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协调不同的文体。针对秦代的不同书体，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明确指出：“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从书体的命名上，启功先生也曾明确指出：“按‘秦书八体’，以风格得名的，有大、小篆；以用途得名的，有刻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由此可见，秦代已经出现了专门用于入印的文字。事实上，传统篆文的印化始自古玺，周秦之时在广泛的应用中得以深入发展，而至汉代则达到了鼎盛。从秦篆印化的具体表现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字结构的变化，二是文字的外形更趋规范，三是线条的制作突出展现了以直代曲、以方代圆的特点。秦印多出于刻凿。在坚硬的金属上制印，对笔意的保留相当困难。这是秦印以方代圆、以直代曲、以率意代精整的主要诱因。

         如果说秦代的丰碑文字代表了“大一统”的王权思想，那么广泛应用于民众生活的印章文字则更多地呈现了古代印工的自由意志。秦代大量书刻精良的刻石文字既展现出文人书家精熟的笔墨技巧，又不乏鲜明的个人情怀。而在印章的制作中，古代印工很少遵循文人书法的秩序，也不太注重理智与情感的统一。他们仅凭对字法的粗浅理解，在率意操觚、随意走刀中，展示出锐意恣肆的自由精神。这种率意而为的举动，却为法度森严、充满理性气质的主流书风增添了新奇的样式。在现存的秦代刻石与器物中，“诏版”无疑是一个典型的品类。相比金文，“诏版”文字则需要在坚硬的金属上刻制。由于金属质硬而刻凿不易，故其篆书中的圆弧线条大多呈现出以方代圆的方折直线。这类“诏版”文字，在结构与精神意趣上与秦印可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秦亡汉兴。两汉不仅承继了秦代的诸多典章制度，还在印章的结构布局中大量吸收了秦印的精髓。秦代以降，秦印所构建的线条品格与布局方式便作为一种重要的审美因素在汉印中积淀下来，成为千古不易的品评与实践标准。中国传统印章的发展与演绎在秦汉时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形成了鲜明的秦汉风骨。而三国、两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余年间，中国传统印章的形制、文字体式甚至印纽，均是沿袭了秦汉精神。由秦汉精神所构建的审美与品评标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附图印章选自“戎壹轩藏秦印珍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