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的章法布局（12）

9.阴阳结合法

中国传统印章常见的表现形式为阴文和阳文。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形式为阴阳结合。这类印式不但可以作为一种布局方法巧妙地运用于创作实践中，而且在处理有相同文字的印面中还可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

从阴阳印的应用情况来看，汉代的印工在日常的实践中便已开始频繁地运用了。这种阴阳结合的布局方式在当时的私印中较为常见，如“任建德印”（见图一）、“左遂之印”（见图二）、“祁万岁印”（见图三）等。在印文的章法安排上，古代印工阴阳结合的思维方式同我国传统的哲学与文化思想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易经》为代表的阴阳思维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而其主导思想的系统构成又是我国古代“五行”“阴阳”“天人合一”等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易学文化在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中的显要位置来看，其主导的阴阳和谐思维既充分彰显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特色，又对中国古代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阴阳思维在自身延绵的发展中构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体系的建构促使后人将《易经》的阴阳观总结为五个方面：阴阳对立观、阴阳互根观、阴阳消长观、阴阳转化观、扶阳抑阴观。

作为思想的活水源头，《易经》所阐释的阴阳观念使其在阴与阳的内在关联中表现出舍阴无阳、舍阳无阴的依存关系，而协调、对比、统一的理念又使其在诸多复杂因素的整体化合中突出地表现为“和谐”思想。这种思想不仅改变了古代民众的思想与行为准则，还以隐性或显性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领域的生产实践。在数以万计的古代印章中，广大印工在印面布局中所展现的大小、长短、动静、刚柔、曲直、起伏、进退等设计思路深受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在以汉印为代表的古代印章中，如果说大量的汉印布局是借助细节的表现形式体现了印人的隐性思维，那么以阴阳印为代表的布局方式则从显性的层面上向我们再现了和谐思维的布局理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针对阴阳印的创作，我们需要秉承以下几个明确的创作理念：

第一，在阴阳印的布局中，要以“巧妙”为原则，不宜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如汉印“尹乃始”（见图四）三字布局虽疏朗有致，特别是“尹”与“乃”字在体式上也做了一定程度的呼应，但“乃”字过分突出笔画，致使整个印面丧失了和谐统一的整体感。相比之下，汉印“公孙阳成”（见图五）则在借助界格布局的同时，为打破印面的沉闷感，针对部分文字进行了阴阳处理，从而使该印面展现出和谐流美的整体气息。无独有偶，汉印“郭安私信”（见图六）同样是借助阴阳文的巧妙结合与局部笔画的曲线处理，使其在疏朗恬静中表现出一种出其不意的律动美。

第二，要巧妙借助文字笔画的繁简，在视觉的轻重上进行综合考量。我在“刘宏伟”一印（见图七）中，因“刘”字密集的笔画与“宏伟”两字对比悬殊，所以进行了阴阳结合的布局处理，使得该印面获得了一种视觉上的平衡。

第三，阴阳印的布局既要体现印面的细节变化，又要弱化入印文字或局部笔画的个性，使其在独具匠心的布局中表现出和谐统一的印面效果。如汉印“张果成印”（见图八）即为整体印文未在字形与体式上形成统一关系的一个例子。此印中尽管“成”与“印”字的局部笔画的曲线形成了呼应关系，但“成”字过分特异的体式使得该印面失去了统一的整体关系。

在阴阳结合的印面中，整体统一的布局关系远比具体的细节权衡重要。故印人在具体的实践中，既需要充分考虑文字的繁简，又需要全面考察文字的结构与体式。而从古往今来的成功印例来看，由于汉代缪篆在体式上具有较好的适应性与延展性，故诸多阴阳文的巧妙结合大多是在缪篆基础上略加变化而来的。如赵之琛的“侠骨禅心”（见图九）、唐醉石的“唐醉石”（见图十）、奚冈的“鹤山后人”（见图十一）和屠倬的“王振纲印”（见图十二）均是此类。篆刻作为一种集章法、字法与刀法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其在实际的创作中往往会出于形式的需要与风格的追求而展现出多元化的一面。而在阴阳布局的结合中，印人则需要综合考察入印文字的诸多细节，借助长短、方圆、动静的布局变化与刚柔相济的刀法表现阴阳和谐的思想理念，使其在相互关联、互为依存中展现和谐统一的印面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