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书法专业是怎样筹建起来的

        1963年，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的创立，开了新中国书法高等教育的先河，专业的建立离不开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朱家济、方介堪、刘江、章祖安诸位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

　　面对着中国传统书法的衰落，他们秉持着‘为往圣继绝学’和‘敢为天下先’的信念，毅然担负起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

　　第一个书法专业是怎样筹建起来的

　　——纪念潘天寿、陆维钊等先生

　　文|刘 江

　　书法、篆刻艺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它是民族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人们精神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作为这门艺术的传衍方法，最主要的是书法教育。书法教育的方式，过去主要的都是由老师（多数是文学或美术老师）来兼任的。1949年前，小学有写字课，美术院校的国画系曾开设过这两门课，是作为中国画学生的基础课而设置的。1949年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连同国画系也一齐被取消了，当然更谈不上讲授这门课或建立这样的专业了。

　　我院1949年前是全国唯一的最高美术学府，很重视书法篆刻教育，1949年后的命运也同其他艺术院校一样，被取消了。作为绘画系中国画科的毕业生，画都挺不错，但在画上都不会题字落款。有的能大胆题写的，但字与画极不相称，甚至反而破坏了画面的完美，不得已只得去找潘天寿、诸乐三等老先生代笔了。

　　1957年，批判了‘虚无主义’，不重视国画的现象有了改变。1958年，我院恢复了国画系，从旧社会来的书画家，开始被重视，任命潘天寿为院长，邓白为系主任，在潘天寿等先生的倡议下，国画系又恢复了书法篆刻课。

　　1962年3月文化部在杭州召开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教材工作会议时，潘天寿院长在会议上谈到全国国画系基础课设置问题时说：‘现在学国画的学生，不会在自己画上题字，这简直是笑话……国画系不但要学书法、篆刻，应设为必修课。’接着谈到全国和将来的忧虑并呼吁：‘现在中小学还不能开设书法课，但应在少数高等艺术院校开设书法专业，以培养书法人才……书法篆刻艺术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必须继承。要抢救遗产，如果再不抓书法教育，就会出现后继无人的情况。’与会同志和文化部领导，都非常重视和支持这个建议。会议最后决定：全国各美术院校国画系应设书法、篆刻课，有条件的先开设，缺少师资等条件的，积极创造条件早开设；试办书法专业的任务就委托浙江美术学院去筹备。自此以后，我院国画系一、二年级开设书法课，三年级设篆刻课。筹备书法专业的事，由潘天寿亲自组织了一个以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沙孟海、朱家济、刘江的七人小组，并指定由陆维钊先生具体负责，刘江协助。

　　筹备工作从1962年夏季开始，预计到1963年暑季招生，在此一年时间内要进行教学大纲各课教学计划的制订、图书资料的扩充、师资的聘请、招生等工作，是很紧张的。

　　记得第一次筹备会是在国画系办公室召开的，出席者除了七人小组外，还有院党委与系的书记高培明、刘苇等同志参加，潘院长谈了筹建书法专业的重要意义与要求，望大家抓紧时间搞出各课教学大纲，落实聘请教师等。高、刘、吴茀之（当时系主任）等院系领导也分别对筹备组提出希望等。

　　因为潘天寿院长日常工作很多，我们研究讨论各课教学大纲、计划等放在暑假进行。虽然杭州天气酷热，但每次讨论时，潘院长都准时来参加，并对每次讨论都提出很多修改与补充意见。记得篆刻教学大纲分工是由诸乐三先生负责，由我起草经诸先生看过的，但讨论时潘先生说：‘还不够详细具体，应由乐三再补充完成，下次再讨论……’后又婉转地批评说：‘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等的制订，应由有教学经验的助教代劳。’而讨论由陆维钊起草的古汉语教学大纲，讨论中补充意见不多就通过了。篆刻教学大纲根据讨论意见，仍由我补充修改，再由诸先生补充修订后，在下一次的讨论中通过了。

　　那年暑假特别热，学校为此开会选择了最阴凉的后来作为医务室那一幢小楼的底楼，除我以外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但他们每次都准时到会，边挥扇边讨论，非常认真热烈。尤其是沙孟海和朱家济先生，他们路途较远，还有本单位的工作，如讨论课程安排时，对书史、书论、印史、印论是作为四门课，还是并为两门课上的问题，沙先生说：‘现初办尚无经验，课时又不多，史与论选读还是合并为好……’在讨论各课教学计划中，对书法实习的作业要求时，朱家济先生说：‘作业不要要求太多，时间也不宜太长，能坚持每天写两张，写时认真用心。临帖时要想想，为什么这个字临不好？’暑假中每隔一周左右开一次会，开了四五次会，主要的都讨论了，‘未了的事待下学期再安排时间讨论’。

　　为了扩充图书资料，文化部拨了专款两千元。九十月份，陆维钊先生带我到上海各古旧书店去选购碑帖、印谱及其他有关教学资料。在上海待了大约二十天，每天都去，先挑门市部书架上的，然后到书库。在狭窄、阴暗、多灰尘和蠹鱼成堆的书库书架中，爬上、蹬下，一本一本地挑选，陆先生主要挑选碑帖等，吩咐我挑选印谱，然后再给他过目定下来。半天下来，满身都是尘埃、汗渍，中午只到附近小店简单吃点点心、喝口水，下午又继续挑选。这家挑完了，再到另一家古旧书店去。日复一日，我就感到有点吃力了，劝陆先生休息两天，他不肯，并说：‘现在挑选已经晚了，若在1949年初买的话，又多又好，价又便宜……学校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抓紧时间先挑选一部分回去，以后有机会再来。’有时在很高的书架上的大部头书、丛帖等，陆老就叫我爬上去取下递给他，放在地板上再挑选，合意者留下，不合意者仍以传递方法放回原处。

　　那一年时间内，陆老同我先后到过苏州、绍兴、上海等古旧书店、碑帖店。在杭州的时间和次数就更多了，还派人到扬州古旧书店去，总共购买了大略近万册（部）碑帖、印谱等。

　　1963年暑假，因为是试办，没有公开对外招生（初步摸过一下社会的情况，估计也招不到合适的），只在本院附中毕业班遴选了两名有一定书法基础的学生（金鉴才、李文采二人）直接进入实验班学习。并正式成立书法刻印科，与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并列，陆维钊为科主任，刘江兼秘书。当时教师有分工，朱家济是书法（楷），陆维钊是古汉语，章祖安协助，诸乐三是篆刻，刘江协助，沙孟海是印学史论，临时来兼课的有方介堪（篆刻）、陆俨少、陆抑非、潘天寿、吴茀之等。

　　好事多磨，办一件事总不会那样顺利的。1964年上半年，国内刮起了一股批判‘只专不红’的风潮，贯彻‘六十条’而进行的正规教学是过‘右’了，因此又增加了下乡下厂劳动的时间，那一学期差不多近一半的时间是下乡参加‘社教’运动。在此风潮下，有人认为书法刻印这个试办的专业是复古，完全是‘封资修’的产物，是培养‘封资修’的接班人，望能早日悬崖勒马。为此曾有人好心地私下动员书法班学生自动提出转专业，并向老师提出申请。不久此事为潘院长所知，他大为恼火，愤愤地说：‘此事我怎么不知道？书法专业试办是文化部的意见，是有文件的。要撤销，也要有文化部的文件来，不能随便拆散，是要办下去的……’等我带学生下乡参加‘社教’运动回来后不久，潘老还找书法教研组的教师和学生分别谈过话：‘试办一年了，要好好总结一下。检查一下教学大纲定得是否合时宜，教学执行的情况如何，尤其是对课程内容与思想教育等方面，看看哪些还有不足之处，应补充、修订、改正。试办嘛，总是会有缺点的。过去从没有办过这个专业吗，哪能没有缺点呢！……’

　　因为学生太少，不能达到‘试办’的预期目的，于是1964年秋，又公开招生，来报名的有十多个，结果录取了三名（朱关田、蒋北耿、杨永龙）。此事从头至尾，陆老事必躬亲，潘老也时时关心此事，尤其是在评审专业试卷时，在陈列馆里，全教研组老师都参加，潘、陆、沙、朱、诸等逐人逐幅讨论评比，十分认真。并对考生的家庭及其思想情况也作了了解，并嘱我事后对准备录取者，逐个进行调查核实。

　　开学以后，两个年级共五人，并班上课。潘院长亲自来上课，第一堂课讲的是书法篆刻在历史上和现在的重要性，着重介绍了他任中国书法家代表团副团长去日本访问的情况，以及日本当前对书法教育的普及和重视的情况，以启发同学学习该专业的雄心大志。以后几次来都是讲草书的特点和规律等，并给学生作示范。有时也来参加我们教研组开会，共同研究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提示积极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等。1964年10月的一次教研组会议上，重点研究会后怎么办的问题：书法篆刻专业课与国画课的比例？教学大纲如何具体化？下乡时间多又如何教？如何教书教人？因那时客观舆论对我们很不利，也有些压力，说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小古董’‘不符合接班人的要求’等等。潘老在讨论中发言：‘学生只弄旧的，不管新的，这是思想问题。但不学旧的也不行，旧的学了是为了新的用，如毛主席的诗词，没有把旧的思想放进去。所以一方面怎样继承旧的传统，又要发展，中国画也是这样。思想先要矫正，再学传统。不要弄了旧的，不管新的；弄新的，旧的又不要了，这都是片面。教师要教技术，又要教思想。所以教课的要多当心些，否则他们必然会变成‘小古董’的。’又说：‘看看教学大纲，目的要求还是思想方面多点，如第一条培养目标，很完备而且明确，传统的基础，又要有新思想。培养目标，一种是创作人才，一种是师资或是编辑……至于课程设置，不要某人说要学人物画，其他课都去掉，应该讨论一下，不要一个人决定。书法科的课程变得太厉害，以后是不是稳定一些呢。’

　　当时在学校课堂教学，相对来说是稳定些，但每学期均有一半时间下乡、搞运动等，学生又分散，老师多年老体弱，不能随同下去‘三同’，但布置同学下去每天最好能坚持半小时至一小时的书法练习。有的坚持了，是在昏暗的猪栏旁或油灯下，多数的还没有这个条件和时间，就只得服从‘改造思想’这个大前提了。

　　紧接着是1966年的狂风巨浪，摧折了这株试办的幼苗，开办此专业也成了潘天寿、陆维钊老一辈书法艺术教育家的罪名而被斗争，潘老也在这场不幸的灾难中去世了。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恢复了国画系，1979年又招收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书法研究生五名（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之、陈振濂）。

　　1980年秋开始，不少外国学生要到中国来学习书法篆刻，教育部、文化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院。至目前为止，我们先后接受了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奥地利、哥伦比亚、丹麦、瑞士等国二十六名留学生。

　　经过三年多的申请，以及社会各界书法艺术爱好者越来越多的呼吁，国家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上级批准，从1984年秋，书法篆刻专业又开始向全国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了。

　　现在书法专业正同国家‘四化’建设一样，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全国有好几所院校也在近两年开设了这个学科。形势大好，但前进的道路上仍有不少困难，尤其是为此专业创办历尽千辛万苦的潘天寿、陆维钊、诸乐三、朱家济、吴茀之等先生已先后作古。为了缅怀他们创业维艰、筚路蓝缕的精神，我们将继承他们的遗愿，将此事业办得更好，为我校历史再增添光彩。

　　1987年2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