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篆刻教育：从传承文脉到建构精神
源自中国的篆刻文化
从出土文物来看，日本现存最早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是我国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所赐，三国魏明帝也封赐有“亲魏倭王”印绶，它们无疑是日本文物中的国家重宝，同时也说明了篆刻对于日本最初的外来身份。
据《日本书纪》载，奈良时期持统天皇六年(692)神祇官向天皇献了一枚木印，这是日本主动治印用印的最早记录。大宝元年(701)日本通过法令推行官印制，直到平安时代(794—1191)才得到全面实施。这一时期，正是日本派送遣唐使、留学生全面学习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其贵族教育制度也增设了太学、国学，讲授经学、律令、汉文学、书法等。大唐朱色官印与墨迹文稿所形成的气度风规，很快影响到日本的士夫阶层和行政阶层。
此外，鉴真东渡时不仅带去“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迹，也带有熟悉制印技艺的弟子，为日本篆刻打开了方便之门。尤其是被誉为日本“三笔”之一的高僧空海曾来华学习，他撰成日本第一部汉字字典《篆隶万象名义》，将篆隶书系统准确地推介给日本，为篆刻艺术教育在当地的顺利展开提供了基础教材。除了大量篆体风格的官印外，私印也开始出现并为各行业所应用，这些活跃于市井之间的印章通常是楷书，易于辨识，风格质朴天然，别具特色。这批早期的日本公私印章基本上都是朱文，被称作“日本古印”，它们虽然在出土数量上并不算多，但已经与中国隋唐印风产生了诸多不同，形成一笔较为可观而又可贵的、属于日本的文化资源。
宋元时期大批日本学问僧来华取经，日本禅宗随之兴盛。我国赴日的高僧有兰溪道隆、义翁绍仁、一山一宁等，人数可观。他们的造诣不仅影响了日本佛教，同时也影响了日本的书道和篆刻。书画题款、书迹钤印已经发展成为文化精英的社会风尚。宋元风格的官印、私印、押印在日本镰仓时期和南北朝时期大面积铺开。文印开始有较多使用，印面形式已经出现多种装饰手法。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篆刻艺术的发端阶段，其特色重点是满足各阶层的实用，篆刻家也停留在技工层面，教育也主要是使用者的需求影响和技术传授，丰富的审美虽然业已出现，但篆刻的艺术性还处于从属地位或初现端倪，艺术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凸显。
日本早期篆刻雏形
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学者们开始整理中国唐宋书画名家的款印并出版了《古书画款印》《君台观左右帐记》《和汉历代画师名印泻图》等一大批篆刻集，为书画家制印提供了教材范本。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民众对于书画印的综合审美，提升了鉴赏能力和水平。
我国明代由于石材印章的拓展，打破了以往金属印、木质印的局限。文彭、何震开宗立派，文人治印新风兴起，使用者和治印者实现了合一，高雅审美与技术完成了融汇，引发了明清流派印的艺术高潮。明末清初，我国一批文人、高僧、篆刻家以遗民身份来到日本避难，代表人物有独立(1596—1672)、心越(1639—1695)等人。他们在日讲经、传授书法篆刻，推广汉印及文何印风，心越携带的《韵府古篆汇选》(清初陈策编辑)经翻刻、传播成为日本新的篆文参考书。他们为日本篆刻培养了第一批文人代表、篆刻教育家，学生默子如定、细井广泽等人成为日本篆刻兴起的先驱，独立、心越被奉为“日本篆刻界的鼻祖”。
江户时代，长崎是中国文化涌入日本的必经通道。长崎派代表源伯民(1712—1793)就是师从长期生活在该地的中国篆刻家丁书严、徐兆行、董三桥。这一时期日本篆刻前后形成若干流派，但总体上都是在学习明清今体派系，讲求华丽精巧，注重装饰趣味。京都的高芙蓉(1722—1784)对当时流行的方篆杂体印风极力反对，他推崇秦汉古印，以复古为追求。他的弟子传人众多，形成了影响巨大的古体印风，因此被尊为日本“印圣”。
我国清代中晚期碑学思潮兴起，1880年由杨守敬带去的大量碑版及秦汉印石在日本掀起巨大浪潮，加之配套的《松石山房印谱》编撰出版，共同催生了日本篆刻的“革新派”，他们主要学习中国以邓石如为代表的徽派、丁敬为代表的浙派，追求雄健高古的风格，代表人物有篠田芥津(1827—1902)等人。
明治年间是日本篆刻家来华学习的一个高潮时期，如圆山大迂(1838—1916)师从徐三庚、杨岘，桑名铁城(1864—1938)学习赵之谦、吴昌硕印风，河井荃庐(1871—1945)直接师事吴昌硕，他们不仅丰富了对于中国篆刻的认识与借鉴，同时也对日本篆刻的发展和教育作出了极大贡献。他们迅速影响了一批篆刻家脱颖而出，尤其为日本战后篆刻艺术的崛起储备了人才资源。
战后的日本篆刻传承
大篆刻家河井荃庐和很多无辜民众在东京大轰炸中遇难，美国军队携带欧美文化冲击了日本国土，也严重影响了日本的艺术发展。经过短暂的低迷之后，篆刻家们迅速行动，用艺术创作来激励受伤的民众。他们分作两大阵营：
一个是以大阪地区为中心的关西派，以表现自我感性为核心，重在创造崭新面貌，被誉为“感觉主义”。代表人物是梅舒适(1914—2008)，1948年创立“篆社”，发行《篆美》杂志。他青年时因迷恋中国文化选读了中文专业，并来到中国师从于吴昌硕的大弟子王个簃，学习达八年之久。为了融入中国文化环境，他听从梅兰芳的建议将本名“梅舒适郎”改为了三字，并且沿用终生。
一个是以东京地区为中心的关东派，强调学习中国传统古典，在此基础上谋求创造，被誉为“传统至上主义”。代表人物小林斗盦(1916—2007)，1970年成立“谦慎印会”。小林是河井的高足，老师去世后，他又拜同门师兄西川宁(1902—1989)为师，后来还拜另两位文字学家、中国古印学家为师，为了追求学问，可谓不拘常格、转益多师。
在日本，老师还长期保留有为学生赐字取号的传统，如小林就获得了河井老师赠送的字“中卿”、号“斗盦”。赠送名号，既是对学生的肯定和激励，也是对老师学问的考验，因此注重传统并不仅限于篆刻技法本身，还要在文字学、汉籍经典文化等方面下大功夫。作为文化的承传、教育的影响，这样充满人文关怀的环节，无疑引导了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重视师承也是日本篆刻教育的一个特点，如梅舒适的师承之一是河西笛洲，师祖是篠田芥津，而小林斗盦的师爷也是篠田，他们都是篠田的嫡传，而篠田正是当年革新派的代表。
因此，尽管战后的日本篆刻家表面上存在着分野，但在精神层面上，革新是大家共同面对的主题，重塑民族精神是整个日本必须完成的愿景。这一时期的日本篆刻在风格上呈现出刚猛利落、阳刚壮美的审美风尚，强调沉着痛快的刀法和强烈的印面对比，既有继承清末碑派遗风的一面，又有不断突破、开拓新风的鲜明性格。在民族精神的内在特质与艺术载体的外在表现之间实现了贯通与同一，这再次印证了日本善于学习接受、善于融汇转化的民族特色。
当今社会教育格局中的篆刻
时至今日，日本在很多场合、生活环节中无论单位还是个人都需要印章完成，签名无法替代其重要性。这些既很好地保留了印章的实用性，同时为篆刻技艺的延续提供了生存空间，社会教育也确保了篆刻艺术的发展。
日本正式开办大学书道教育是1949年。迄今为止，日本开设书道教育课程的大学有二百所之多，其主要目标是培养书法师资，或为师资提供养成教育，书家的培养不占主导地位。对于篆刻教育的课程设置，日本在大学专门科的全日制教学中也是有区别的。如福冈教育大学就设有书法专业本科、硕士，该校本科中对于培养中等学校书法教师的“中师班”，其总的技法训练课程为十七个单元，培养书法家的“书美班”其技法课程为二十二个单元，篆刻课程都是一个单元;而在目标为培养国语课书写教师的本科，以及所有方向的书法硕士中都没有设置明确的篆刻课程。
开设篆刻课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师资的素养，满足中小学艺术鉴赏课程中极少量篆刻内容的授课需要。大量更重要的技法训练与培养主要依靠于社会层面的印社团体，或者篆刻课程老师领衔的外围活动。
日本目前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规模不等的印社，成员少则一二十人，多则几十上百。全日本篆刻联盟现有成员300余人，日本篆刻家协会则拥有会员1500余人，他们重视普及工作和会员间的交流学习，并不断推进与中国同行的交流、互动，西泠印社现有日本名誉理事、社员20余名，他们都是日本篆刻界的名家。
今天，已经是文化资源共享的时代，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也保证了文化交流的畅通与互惠。日本对于篆刻资源的积累除了历史厚度、实物收藏与中国悬殊外，再有就是一定的审美差异。小林斗盦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精心刻好一枚印章准备参加日展(日本最高级别的展览会)，中国篆刻家钱瘦铁认为还不够精彩，而西川宁却十分欣赏，结果赢得第二名。从中国审美角度来看，日本当代的篆刻在风格上类型化、雷同化现象比较严重，其主要问题在于学生将主要精力花在了学习、模仿老师印风的实践中，少有突破明清余绪的文化追溯，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篆刻在更深层面上的突破。
日本的当代篆刻更多侧重于展览观感，印面体量也越来越大，很多作品已无法为书画家所用，其独立性十分彰显。这也是在世界艺术综合影响之下的结果，即便承载传统文化的艺术类型也无法避免。篆刻虽然在日本艺术门类中似乎属于小众的一种，其实不尽然，由于它与文字天然密切的关系，尤其印信与生俱来的信守品质，使得民众钟情于篆刻的热诚未减，每人拥有一枚自己的印章并非是奢望，正如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每家成人都有自己的印章一样。
尽管篆刻艺术与实用印章已经出现了一定分野，但在宏观层次上都承载着同样的功能。由于日本社会对文字的尊重和对手工技艺的崇尚，都使得篆刻和书道一样承担着民众的美育功能。如今，电脑刻章对于日本篆刻构成了极大冲击，但基于篆刻、书道、美术、工艺基础上衍生而来“日本现代刻字”，恰恰又发展成为一门新的独立的艺术形式。因此必须承认，任何艺术只有“飞入寻常百姓家”，才能更大程度地激发它的活力。
日本篆刻已基本完成了自身的当代转型，实现了与民族精神的高度融合，成为与日本书道同样重要的文化景观。作为曾经的外来文化，日本篆刻所经历的接受与转化、承传与创新，以及内在的教育影响模式，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