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寅恪周作人沙孟海手札，反思书法本意与文脉所系

            书法对于当下到底意味着什么？书法的本质又是什么？“字响调圆：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展”前不久在浙江美术馆举办的同时，主办方也邀请艺术界学术界相关人士就龙榆生藏手札的价值与对当下的意义进行了座谈。与会学者认为，这次手札展最大的意义在于不仅在于见出中国一代文人的精神风度与文脉所系，也可以颠覆当代对书法艺术的理解，重新反思书法的核心所在。
             龙榆生（1902-1966），系当代著名学者、词人，其词学研究成绩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其主编的《词学季刊》，编著的《风雨龙吟室词》、《唐宋词格律》等，在学界有着广泛影响。此前在浙江美术馆展出一百余件手札，是龙榆生教学、研究、编辑、写作过程中，与彼时硕学通儒之士的往来信函，涉及讨论社会问题，交流吟诵诗词之道，切磋读书体会，言述离别思念之情等内容，包括张元济、马一浮、陈寅恪、周作人、俞平伯、丰子恺、沈尹默、沙孟海、夏承焘、钱君匋等。
              张瑞田（中国作家书画院常务副院长兼秘书长）：
              在浙江美术馆举办的“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展”开幕式后，把学术界、美术界、书法界的专家们请来座谈这个展览。这个展览可说的东西很多，包括文词、书法、文人之间的交流，都是一个文化课题，也是一个学术课题。今天到会的专家身份多元，兴趣也很广泛，就像二楼的手札作者一样，能文能武。我们作为一个当代手札的热爱者、实践者，应该说有一种非常悲凉的感觉，上午发言我在讲，我说这一批手札应该是中国手札发展史的最后一批手札了，恪守着传统形式、文词。再以后就是现代属性了，整个叙述、形式、称谓都是现代汉语。我们研究手札，也是为了把手札文化尽量的持续下去。现在微信很发达，写一封信可以把信拍完之后先发给你，再寄出去，这也是有趣的事情。比如，龙榆生和周作人现存有100多通信，后来周作人的孙子和我讲，他查了日记有300多通，现存有100多通。周作人的孙子说愿意把龙榆生的手札准备和我们互换一下，在往返的文词中可以嗅到很多历史信息。龙榆生和很多名人交情特别深厚，它是值得注意的文化存在，也是一个文化昆仑。这个展览是一个话题，希望在各自的研究中进行深入交流。首先，我们请浙江美术馆原馆长、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斯舜威致辞。
斯舜威（浙江美术馆原馆长、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看了这个展览，感觉很震撼，虽然展览不大，又是小的手札，但是意义非常大，影响非常大。我和瑞田兄相识刚好12年，共同做了关于手札的事情，推广文人书法，大声疾呼要弘扬文人书法，也在好多报刊开辟了专栏推广文人书法，重点是文人手札。我记得2006年曾举办了当代作家文人手札展。这个手札展在全国十多个城市巡回展览，很有幸到浙江美术馆做了一个关门展览。从杭州发出了一个邀请，向全社会进行了招募，就是家里有名人手札一起拿出来，一起来展览，展览好了还给大家，大家很踊跃，规模比较大。那个手札展以后，非常巧合有一批中国作家书画院藏的龙榆生现当代的名人手札，瑞田兄和我说以后，我说这是好东西，一定要到浙江来展览，所以还是主动要求瑞田兄过来展览的。
               为什么讲这个背景？这个事件是一次偶然事件，但是我们两个人也一直谋划已久关于弘扬文人书法、弘扬文人手札的系列举措之一，这也是最重量级的举措。我也非常欣慰，在退休前夕有这样一个展览作为收尾，也是一个很难忘的事情。
              第二，看了这个展览的观感。这个展览真的好，比书上看的效果还要好，很多手札的名字都熟悉，都是鼎鼎大名，有的手札还是第一次看见。有的看过他们大的书法，这次看到了他们的小字，也很精彩，有的也偶然在印刷品上看到过手札，但是现在亲临体验看到不一样，中国现当代几十年来的精英人物，我们不能说“一网打尽”，但是被网罗的都是“大鱼”，真的太厉害了。
             由此我想到，文化有的时候是潜移默化的，所追求的是“无用之用”，可能是小众化的东西，可能是不经意间当时谁都看不起、看不上的东西流传下来、流传到最后反而是文化了。文人也好、书画家也好，不是这个书画卖的多高作用才多大，可能在书斋里默默无闻做一些事情，最后成果恰恰出现了。
            龙榆生所藏的手札，我们看到他的“朋友圈”就出来了，只不过当时没有微信，当时都是用手札进行交流，他的朋友圈太牛了，都是大家、名家。这个朋友圈他们当时通信的时候社会上是不知道的，社会上没有这样一群人在相互通信，可能他们做的是“无用之用”的事情，甚至被社会所遗忘的事情，甚至是社会不关注的事情。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他们的价值就出现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朋友圈，在座的也是这个时代取得一定成就的一些人，也许过了若干年以后，在后人看来你们也是很厉害的，但是我们现在相互之间通信不是很多。我想说至少从现在做起，我们在座的还是得动动笔、多通通信，相互之间沟通一下，这个不仅仅为我们自己，说的雄心勃勃一点，也是为文化做一些贡献。我们不可能创造多少文化产业的价值，但是我们可以多留几份手札。当然，我们不是说自己的手札一定有多少价值，至少是留下一点痕迹。
毛建波（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我说几点，第一，定位。这是浙江美术馆2017年最好的展览之一。因为它的文化内涵的丰富，使这个展览虽然不大，但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对逝去古代文化的纪念、研究最好的方式，这个展览在我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好的展览。
              第二，价值。这个展览所具备的史材和书法的价值不是一般展览可以比拟。名流之间的交流的价值很大，并且对史料也是一个补充，比如沙孟海虽然是硬笔的手札，但是讲到马一浮先生最近白内障，不能写书，这些都能够弥补史料的不足。其实中国书法史上早期留下来的重要的法帖很多都是手札，能够见性情、显本事。因为写手札和写书法创作还是不一样的，可能很随意，但是这个随意反而性情、本色更加凸显，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真正的书法创作，这种价值是非常好的，也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信札特别有意思。
李金豹（书法报编辑）：
               这个展览不夸张地说，是我近10年来看到的在书法类的展览中，虽然形式并不是很丰富，但是纯粹从书法艺术水平和透露出来的文化信息的含量之大是我10年来看到最好的展览。
              龙先生收藏的现当代名人手札，这才是他的“冰山一角”。
              今天展出的龙榆生先生收藏俞平伯先生的四件手札，俞平伯先生的书法在当代受不受关注，我们有时候看到他的手札，面貌很单一，这几件手札当中有我们平常见得到的面貌，还有一个作为和龙榆生先生非常好的朋友之间，非常自然、非常畅快的状态下，而且也是自己笔墨技巧很高级的状态下写出来的东西。
             我们做书法史的研究或者对艺术真正感兴趣的做学问的人，就发现我不能孤立的看待一个人的面貌。比如说看明代，离我们三五百年之前的作家、书法家遗存下来的作品不能够仅仅以一两件判断一个人的风格。俞平伯先生有一件写的非常工楷的小行书，这是我们常见的，还有写的相对“肉”一点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但是写的非常飘逸的小的手札，细微处每一个交代的很清楚的，这种就难得看到。每一个作家、每一个书法家身上的复杂性、多面性需要我们慢慢解读，需要我们从艺术和技术方面来解读。
            比如说对这批作品进行诗文的考证、对人物与龙先生交流和关系的考证，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一个展览涵盖不了和承担不了太多的资源，我们在这个时代把这批珍贵的手札呈现出来，呈现给需要解读它、需要关注它的观众，这个意义已经很大了。至于说你关注不关注这个东西，你爱不爱来看，你读不读得懂，这说明是我们自身出现的问题，我们自身出现的问题是文化的断层出现的问题。龙先生那个时代，他1966年去世，离我们五六十年，在100年之前文人之间通信用的语词、语句、平仄、用典，我们都不能很顺利地解读，这是什么问题？这是文化传承断代的问题，我们要思考怎样把这个链条衔接起来。
            第二，从书法技术层面来看可以给我们很多提示。晚清向民国时代转型的时候是碑帖不清楚的时候，还是以碑学为主。我们发现文人在手札的书写当中体现出来的恰恰没有受碑学的影响太多，比如说钱钟书先生、叶圣陶先生等等，居然能够写到这样的程度，这不是说这个人写的好不好的问题，有可能是这个时代的整体文人的手札水平就保持在一个高度。
            比如钱钟书先生的手札，给我的印象是帖学的水平一般，甚至和他同时代最好的人相比，我说的“一般”不是和一般的人比，是和最好的人比，但是当你面对这件作品的时候，以前说“见字如见人”，见字如见人的亲切感，甚至笔墨轻重缓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人的音容笑貌，可以改变对一个人的看法。钱先生写给龙先生我今天看到三四张手札，有两个和我传统印象差不多，有一个他抄了一首诗给龙先生，里面用的帖学的写法非常纯正，和以往有很大的差距，就使我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这就给我们对钱先生书法的理解增加了一个维度。
陈纬（浙江美术馆典藏部主任）：
               第一，这个展览提醒了我们，书法本质是什么？我们忘记了书法从实用书写上升为艺术的时候，就是从手札开始，把普通的手写上升为一种艺术、一种表达情感和审美的一种艺术。
              书法发展到现在，我们对很多本质以外，离本质很远的东西就迷惑了，我们忘记了书法本源是什么。书法是我们独特的传统艺术，和中华文化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最能代表我们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艺术。这个书法是很讲究中和的，不是简单的笔墨就能够表达的，传达的是书写者的胸襟、学养、气度、感情。我早上见到的这些大师们给我的启发就是告诉我书法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平时喜欢写沈尹默这一路的，我发现沈先生最好的书法就是信札，而不是作品，这说明书法在最好的状态不是有意识的创作，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自然的表达。我看到这个展览我首先要思考书法本质。
             第二，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忘记拷问我们自己，“我今天书写书法干什么？”正因为我们现在离开书法本质太远了，近年来我们书法的运动把我们带到了追名逐利的圈子中，而不是抒发情感的圈子中。写书法目的是多读书、多看书，培养自己的修养，改变我们的气质，这是我们要拿起毛笔写书法的目的。我还会问自己“怎么写书法？”我的意思就是不仅仅是专注于技法，或者书法的技法是非常有限的，这种技法可以说是能说完的，但是书法所要表达的内涵是学习不完的。
郑利权（浙江美术馆学术部主任）：
             这次手札展最大的意义足以颠覆当代对书法艺术的理解，我认为当下对书法的理解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偏差，书法的本意是什么？书法的核心是什么？全部都偏离了，恰恰是这个手札展，我觉得是回归到了本意。
             当下对书法的理解，无论是官方还是书法家，包括市、县一级的，一般认为书法就是展览、书法就是创作、书法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我归纳了一下，书法就是一个展览体，当地对书法的理解都是围绕国展、省展，都是围绕展览圈子发生的一种现象，基本上的作品就是为展览创造，参加各种比赛、参加各种展览，构成了当下对书法的严重偏离。
            这次手札展作品比较多，回到了书法的本意，书法的本意就是“日常书写”。
            从古代以来，大量的作品都是日常的书写，手札不仅仅是日常书写本身，还有国学、修养、性情、情感、情怀等等都在小小的手札中表露无遗，这就是书法的传统，当下已经偏离了。古代的法帖就是古人日常书写的产物，这次书法展览给我们对书法的认识有这样一个颠覆性的意义。
           民国时期的手札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达到了一个高峰，许多手札作品都成为一个经典的作品，是日常书写的自然特性，是书法家情感的直白。通过看这个展览，手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真实”、“亲切”、“直白”。和许多专门创作的作品有很大的差别，包括我们看一些人的书法作品，手札和创作的作品是不一样的，手札书风有其独特性，与个人书风有存在差异、不一致的情况，也为我们整体性的关照某个人的书风形态提供了一些视角。手札书风恰恰是最自然的书风的形态，这是手札展最为重要的意义。
           手札是文人书法心态和状态的直接反映，它是非功利的、非竞争的，也呈现了手札与书法的关系，于当下对书法概念的理解恰恰相反，当代对书法的理解走向了一个反面，走向了和传统相背离的反面，这也恰恰成为很多现象出现的一个最为本质的原因，比如说同质化，大量的雷同，文词错误等等都是对本意理解偏差的结果。
           当代书坛对日常书写、对手札研究缺少一种重视，这个方面还可以好好进行研究，手札研究处在空白状态，像手札发展史、民国手札史专题性研究还处在空白状态，缺少系统的学术研究。手札与传统书法的关系、手札与书法艺术发展的一种关系，这个都足以通过学术研究来说明真正意义在哪里，这是对当代非常重要的用学术来推动对手札的认识、推动对书法的理解，手札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池长庆（浙江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第一，手札是传递情感的一种，本身他们不是当做书法作品，我看题跋的一些作品，这种比较随性的，原来看的不是很多，我感觉这样的一种风格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是最能够反映古代提倡心性的书写状态，我们要提倡这种书写状态。
              第二，手札是他们心中的“源”，这种“源”通过书法达到“心手如一”，展示了心性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当代也是缺失的，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心里真言的很少，你心里的语言不畅，书法表达肯定是有碍的。
             第三，千万不要以为文人就是玩两下，现在所有的专业状态都比不上他们以前的强度，好多人说动不动就是专业的，文人书写的比我们还要多，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不停的在书写，只有不停的书写，再加上文学修为和其他学科的修为，最后才创造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批手札，背后的东西很多，我们现在对文人的定位，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真正的书法的道德，就是应该坚守这样的一种教学模式。
             1960年代办书法专业时，浙江美院当时是有讨论的，沙孟海先生认为应该放在杭大中文系，潘天寿说办在浙江美院，这个争论其实已经说明我们今天办的手札当中对于书法创作根本性的意见，这两种意见都需要：一是美术性；二是国学支撑的一种艺术。这两个只有并驾齐驱，中国书法才有很好的发展。
斯舜威：
             刚才讲到关于文人下苦功夫的事情我插一句，我们有一个误解，实际上文人是真下苦功夫的，无论书法也好、绘画也好、其他专业方面都是下过苦功夫的，所谓的专业书法家、专业画家，这个“专业”害了很多人，还有的人认为自己专业很厉害了，实际上真正的文人是下苦功夫的，只不会在下苦功夫的时候不会公开的讲下了多少苦功夫，还装作很轻松的样子，真文人都是真下苦功夫的，只有这个认识得到了回归，我们才会出一批真文人、大文人，很多人不是书法名师的一些人书法真的写的特别精彩。
李向阳（浙江美术馆学术部）：
              第一，手札因为有一点私密性，也有一些人的手札像日记一样，写的时候就是为了给人家看的，大部分写日记、写手札、写信应该是有私密性，是双方互相之间的交流、信息的沟通。比如说马一浮全集，楼上展的马一浮信札就没有收进去，因为具有私密性，搜集起来比较困难，不像书法，大量在家族手中、在美术馆、博物馆中，搜集资料相对方便，信札可能到几百个人手中，收集起来比较麻烦。马一浮全集我有一套，但是这个信札肯定是没有的，因为隔了很长时间，人家也不知道可能他们有这么多的通信。听说马一浮给龙榆生的信札有半箱子，这个量是很大的，这也是一个富矿，而且通信学术的史料价值应该是相当高的，都是在探讨学问方面的，所以这个信札很有意思，往往容易忽略，这个大有文章可做。
               有一封是沙孟海先生写的，沙孟海两封信是钢笔写的，有一个是横着写的，墨水已经褪色了，颜色已经变掉了，这也是一个问题。里面提到一个问题很有趣，可能龙榆生先生和马先生有交往，问到了马老先生的近况，就说他得了白内障，眼睛白内障，不能写字了，要写只能写大字，只写卷首，这个信息有了以后，黄宾虹89岁得了白内障，之后画风有了很大的变化。马先生得了白内障，眼睛看不清楚，研究这段时间的书风的话，这个信息其实应该也是有帮助的，也是可以挖掘的。
               第二，展览的海报上，特意选择了“二人面谈”的手札图案，这从哪里来？其实是从周作人的手札图案上借鉴过来的，除了图案以外还有三个字，叫做“如面谈”，写信就像面谈一样的，是俞曲园写的。
               信札信息量非常大，不仅仅有文字、文词内容的价值，还有本身书法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这张纸有的时候也大有文章可做，像信签纸，比如说周作人信笺纸有“如面谈”，也可以看到一段交往。俞曲园专用的信笺纸传到了曾孙，就是俞平伯在用，俞平伯是周作人的学生，就把这个信笺纸送给了周作人，周作人用这个纸。不仅仅是文字的一种交往，本身这个载体，这个纸都暗含了交往的文脉流传的信息在其中，如果要真的研究，这些都大有文章可做。周作文的图案都是自己选定的，用这个图案作为信笺的图案，其实它是一种选择，这个选择不是随机的，这种选择的背后是有一定的审美观、一种价值观暗含在其中。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他是写工匠的字，其实有一定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在其中。因为新文化运动周作人也是一个干将，他们讲白话文运动，他是一个主要的推手。这个工匠的文字其实和他去搜集那些民间的歌谣是一脉相通的，从整个价值观来讲是一脉相通的。
               虽然简简单单的手札展的一张纸，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的信息，我们如果下一次再做的话，可以从各个点去切入，再把展览配套的画册、图录做的更细，这样能够发挥展览更大的价值。
戴家妙（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对龙榆生先生，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很大一块是牵扯到龙榆生，因为沈曾植去世以后，很多整理工作是交给龙榆生的。研究龙榆生的张晖，几年前去世了，他是当今国内读书的“痴人”，在读书界很有名，他一直在研究龙榆生，英年早逝，这也是学术界比较有名的人。
            龙榆生不仅仅是近现代四大词学专家之一，在民国前后，一直到解放后，其实是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他编的《同声月刊》把民国大的学术遗作整理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不过他人生的败笔就是参加了汪伪政权，这个对龙榆生先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沈曾植去世以后，他儿子为什么把那么多的遗稿给龙榆生整理？因为他水平比较高、这个人精力充沛。1950年是他生命当中最困难的，沈曾植遗稿整理得很不顺畅，结果沈曾植儿子等不牢了，跑到他家里说，你如果解决不了我拿回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还是题跋，包括书的题跋，还有碑帖的题跋，以及沈曾植仅有的三篇“答书法论”，龙榆生问他，他回答有三篇。留下来的题跋大部分发表过了，但是《同声月刊》后来停掉了，尤其浙江省博物馆藏的题跋龙榆生来不及整理了，也没有整理，他儿子拿着碑帖上的这些题跋就出版了，其实这里很不全的。讲到龙榆生和沈曾植的关系，我对此是不懂，但是我看龙榆生先生研究词的思路和自己写的词的风格其实蛮接近的，龙榆生先生对沈曾植很崇拜。
            这次这个展览意义显而易见，通过龙榆生能够见20年代-40年代，和龙榆生有书信来往很重量级的文化圈，也可以叫做“民国文化圈”，因为龙榆生活到后面，也不仅仅是民国，通过这个切入点能够还原那个时代文人之间探讨、学问，包括日常的朋友、情谊的关怀，我读了几封信，能够感觉出来，马一浮这么挑剔的人能够和他保持这么长时间的来往，除了参加汪卫政权之外，龙榆生其实为人是比较完美的人，很多人对他还是蛮信任的，这个展览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沈曾植儿子的信札在里面没有还是蛮可惜的。
顾村言（澎湃新闻艺术版主编）：
              这个展览最核心的是涉及中国文化本质的内容，也是涉及到文脉的话题，我刚刚去拜读了，真是莫大的享受，展览其实很简单，筹备看得出也有些仓促，包括出版的书甚至对手札都没有注释，然而这其实并不要紧，因为展览的展品都是文质彬彬，本色示人，如君子一般，所以展览也以本色示人挺好。
              这样一个展览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刚才有人说到思考中国书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的，这是一个角度，我觉得这个展览也可以看得到前贤怎么恢复中国文化的传承。回到这个展览，我们看无论是黄宾虹、周作人等等，其实是当时那一代的人在中国文化的某一方面都是花了苦功夫，但是他们的手札，因为信手拈来随意而写反而是更体现真性情，也有很多可解读处，比如我读周作人致龙榆生的一封手札中提到了一位也参加汪伪政府的章行岩，就在感慨，说“此人亦不恶，造化小儿弄人，造成种种事端，思之亦可慨也。”这里的一些心绪，结合他与龙榆生的人生经历，读起来就非常有意思，里面有一种叹息等复杂的内容，颇可回味。
              这一显示当时名人性情的展览在当下是不多的，一方面对书法界有很多启示，十多年来书法教育多少存在着对中国传统认识的误区，导致了“买椟还珠”的教育，光注重表面、不注重内在，所以还是要回归质的东西。
              这些年对书法的思考之一是认为书法要重学养，不要光重技法，我以为技法与学养乍看是两个题目，其实不是，二者其实是皮与毛的关系，是互为表里的，一幅书法，如果单独讲技法很高，学养与气息不到，那是不对的，也是浅层次理解书法，学养气息不够也就是说明技法根本也没有到，对比现在一些书法家，乍看技法很厉害，其实没什么实质的支撑，把书法作为个人谋名利的工具，其作品几无文气，多不堪入目。
              还有一点是这一展览对当下学者的启示。澎湃新闻有一个栏目报道不少博士教授论文的抄袭，每年会报很多，影响也很大。回过头来想一下，从中国文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很难受的。
              回到这个展览，在西子湖畔，在浙江美术馆，让我感到一种文脉的鲜活，我在展厅读前贤的行书，那种散淡，很干净的东西，那种气息，就好像看到他们在“面谈”，这种气息、这种文脉的流转是触手可及的，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样的展览结合现在的这样一个座谈会，这样一个文脉我感觉是会流转到这个会场中，这是一个气场，我觉得是否能写手札并不重要，重要是与前贤的声气相通。
              中国文化的传承其实有很多变化和不变的东西，也有很多“隐”和“显”的关系。你看50年代，很多人说中国文化完全没戏了，但是其实没有，有很多文化的传承一直是隐在水下，我最近和上海中华艺术宫在策划一个上海当代山水画大展，便发现有很多处于隐士状态的画家，这就像汪曾祺在五六十年代其实也一直在写作，虽然没有发表，但他一直在写的。无论是文学，还是书画，其实传承中国文脉有这一系不会断的，因为这与中国人的内心相关，这是任何外力所无法左右的，虽然会暂时受到影响，但中国与自由心性相关的文脉太顽强了，我坚信这一直会传承下去，这个展览也是发掘这样一个文脉并且展现出来。
              听说龙榆生先生还有很多箱手札没有整理，我觉得以后还是要发掘出来。
              至于现代人需不需要写手札，我觉得个人觉得如果有能力，偶尔写是挺好的，因为手札与电话或微信相比是直接纪录情绪状态的，比如这次看到俞平伯写的手札，四五封，有行有楷，楷书的端正与行书的那种精微闲逸，体现出的就是不同的心境。手札还是要回归文化的本身，不是为了写，也不是为了秀，笔记之间的性情、温度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王羲之流传至今的名帖大多是手札，在他的手札中，魏晋之际的那种悲愤，那种对中国文化的悲哀都在一笔一划可以触摸得到。
张球（《中国篆刻》杂志主编）：
              这个展览特别好，为什么？仔细看了一个多小时，和杭州相关，别的不说，就说吕碧城，光这个人就可以写一部电视剧，夏承焘先生我看到过他很多手札，龙先生的《唐宋词格律》是我们必读的。这个展览做下去就是一个金矿，但是你挖了一点点，下面的题目大得不得了。建议巡展，里面出版扫描建议是原档，这样很多人做研究、做课题会比较好一点。
潘欣信（《美术报》副主编）：
              我们如果回到手札原始语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需要我们更加清晰的认识它，就是实用性，就是一种通讯工具，是一种可以交流的东西，大概就像今天的微信。产生的时候是有用的，是人们之间交流的、通讯的、互通信息的手段，这是“有用之用”，但是今天只剩下“无用之用”。
              “无用之用”在当代社会环境中怎样发挥它的作用，这是我们要深切思考的。中国有很多值得我们骄傲的东西，比如说四大发明、中国画等等，但是我们所有拥有的这些传统如何能够形成今天新的传统？这才是我们今天的成就。
              “传统”这些年讨论的非常热，我在思考传统是什么？我们老是把它当做一个源头，后来我想了很久觉得传统就是一个“流”，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对于手札来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像手札，必然也会有新的一个附着和继承，只不过谁能找到谁就是大师，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机会。现在看到了这么多的好的东西，对艺术这种专业性认识比较强的或者比较有感触的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看了好的展览以后就觉得垂头丧气，回家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觉得太高了，追赶不上，但是也不能不做，我们知难而进，或者在我们这个时代留下我们对手札这个事情做的一点点探索，留下一点点积累，这就是我们的功德。
张瑞田：
              手札的实用功能已经消失掉了，但是审美是持久的，从书法的源头到最后这批手札，还是值得我们深入其间来寻找到我们需要的文化养分，这是非常明确的。
徐卫华（中国作家书画院副秘书长）：
              第一，震撼。这是一个文化群体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及艺术品行之综合展示，非常震撼，这是中国文化最后的高地，也是中国艺术精神之坚守和弘扬的关照。
              第二，感动。我们从这里看到了宏大的一种理念，从小到大的内涵的东西，宏大与精巧的关系，感叹文化的宏大，他们那种博大精深，在交流、交往中体现文人的性格、文人的气质，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文人的状态，但是又是很静的在那里写出来的东西，通过思考出来的东西。第三，激励、启示。有几个问题要说一下：一是大的格局，虽然是小的手札，体现大的格局、大的胸襟，这是我们后人要继承的。从技术层面来看，无拘无束、尽情、尽性、尽意，性情很放松，体现素养、学养，这个才是本真的东西。
谢无量致龙榆生手札
余良峰（浙江美术馆副馆长）：
这是一个有温度与文脉的展览。
              第一，对于这个展览我们是带着感情来做的，这个展览的确是献给斯舜威馆长的展览，他与张瑞田推广文人手札并不是坚持了10年专栏这么简单，而是一直在提倡传统文化、传统文人的风度。我今天个人有很强烈的感觉，在“南斯北张”的十年当中，周边也有朋友圈，和龙榆生展的朋友圈是不谋而合的，如果做展览研究的话也可以做研究，这个展览的确是浙江美术馆交办给我的最后一个展览，我想从我个人内心深处来讲一定要办好。
              第二，这个展览和前后呼应的展览，这些都是很有温度的展览。开了这么多的研讨会，像今天这样一个氛围是很少的，就像手札一样，密闭的空间里有通道相互之间倾诉、探讨，和手札展是完全暗合的，这也是今天切实的感受。
              一开始我和张老师讲，从展览的出发是不是有诗文、背景故事，甚至把作品集重新印一印，我到展厅里看感慨良多，可能没有诗文也是对的，平时我有一些时候也会恶作剧的问一些画家，你读一下这个画上的题跋，一般不会全篇读下来给我听，和现在书法一样，一直要求我们书法的平民化、大众化和手札展览的平民化是暗合的，其实也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仁，大家看到这个展览深入的地方在哪里、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是启发的地方在哪里，所以这个展览是有温度的展览。
              第三，这个展览是一个承续文脉的展览，这是浙江美术馆百年文脉梳理的重要补充，我们会坚持往下做，这个展览外表看上去谦谦君子，但是它好像是美女纱幔，看上去知道是一个美女，但是看不清楚，因为后面还有几十箱的东西没有打开，最然龙榆生先生有一点人生的瑕疵，但是这种情况放到文化上来讲我们可能要换一个角度考虑，这是一个有敬畏心的展览，希望接下来浙江美术馆在“南斯北张”的策划下，进一步把这个学术挖掘出来，把展览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