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的名字为啥有点“怪”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名称大多有些“古怪”，用字也颇生僻。以青铜器的“饪食器”来说，就有鼎、鬲、甗、簋、簠、盨、敦、豆、铺、盂、（奠下加皿字）、、鍪、俎、匕……这些名称除了器物本身有名称和结合典籍可以确定名称的外，有不少叫法都是后人定的。青铜器上的铭文被称为金文，那么金文又是什么字体？
古代青铜器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说觥》：“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经过严格考证认为，青铜器的名称大都是宋朝人定下来的。他在《说觥》一文中称：“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盘、曰匜、曰盦，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此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铭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如饮酒器“觚”，便是宋人定下的旧称，迄今这类青铜器上仍未发现“觚”字。宋人的这种叫法对不对？还真难说。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觚，乡饮酒之爵也”；东汉学者郑玄又称：“古文觚皆为觯”。而觚、爵、觯实是不同造型的青铜酒器。
如何给青铜器起名字？现代文博界遵从的基本原则叫“名从主人”，意思是器物上有铭文的，根据铭文来确定器物的名称。如常见的青铜鼎之所以称为“鼎”，就是因为铭文中出现了这个字。金文中的“鼎”，写作（金文“鼎”字，字形见版面）、（金文“鼎”字，字形见版面）、（金文“鼎”字，字形见版面）、（金文“鼎”字，字形见版面）、（金文“鼎”字，字形见版面），不识字的人都能猜出是“鼎”！
以前有一种东周青铜器，体呈椭圆，深腹，圈足，过去依其形状称为“舟”，但近年考古出土的同类器型青铜器上发现了铭文“（金字旁加个和字）”，如“哀成叔（金字旁加个和字）”、“蔡太史（金字旁加个和字）”，这才知道以前叫“舟”是错误的。
“名从主人”的命名方式又叫“自名”，如在1978年从河南固始县侯古堆勾郚夫人墓中出土的青铜方豆，器身有铭文“饲之饮(奇下加皿字)”，遂定名为“(奇下加皿字)”，这就是自名。如果无自名(奇下加皿字)，就会根据已有名称，称为“豆”。前不久在英国公开拍卖的西周青铜器虎蓥，就属于“自名”，虎蓥是属于水器兼酒器的盉，如果器身上没有发现“蓥”字肯定称为“虎盉”。
青铜礼器为什么统称为“彝”？
《左传》：“彝，常也，谓钟鼎为宗庙之常器”
青铜器命名涉及分类、功能等多方面因素，命名时不遵从“名从主人”的情况也不鲜见。什么情况下可以不遵守“自名”原则？自名与其他名称有冲突，且不是这类器物时。1964年11月，在河南桐柏县月河公社左庄生产队附近发现一批周代青铜器，有一圆形盘器身上有铭文“昶伯墉自作宝鉴”，虽自名为“鉴”，但实际上是“盘”，故学术界多称其为“昶伯墉自作宝盘”。这种起名方法执行的是“共名”原则，即根据青铜器的性质与用途，对不同造型、不同用途的器物，冠以相同的名称。最典型和常见的共名是“彝”，诸如鼎、簋、鬲这些常见的青铜礼器，古人常统称为“宝彝”、“尊彝”、“宗彝”或“宝宗彝”等。
“彝”字为什么可以是青铜礼器的共名？西晋学者杜预就《左传·襄公十九年》“彝器”作注：“彝，常也，谓钟鼎为宗庙之常器。”可见“彝”是当时作为祭祀用青铜礼器之通称来使用的。而“彝”前的“宝”、“宗”、“尊”等字是修饰用字，是对这种青铜礼器的贵称，至今民间仍常把青铜器称为“宝”或“宝物，源头就在于此。
青铜器叫法中还有一种“异名”现象，不同诸侯国、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对同一类型青铜器也可能有不同的叫法，如青铜盆，曾国称为“盆”，曾出土“曾大保盆”；而晋国则称为“盦”，如“晋公盦”。考古中发现还有将这种盆称为“盂”的，如北京故宫收藏的“伯（马旁加居字）盂”。此外，同一类器物出现“异名”的也不少见，如“蓥”就是“盉”的异名，而酒器“觚”有的称为“同”。异名即别称，如“鼎”，是带足类烹煮器的通称，但还有（两个弓字中间上連下鬲）、、
由于商代早期青铜器上一般都没有铭文，所以这类青铜器大多根据造型、纹饰等特征，结合用途和类别来命名，如鸟尊、虎卣、象尊、羊尊等用动物名称定义的青铜器即属此类。
为什么带铭文的青铜器更值钱？
商鼎上曾现“伪铭文”：“乙亥子涡小子……”
青铜器上的铭文在文字学上被称为“金文”，又叫“钟鼎文”。中国古代青铜器特别是商周青铜器的铭文内容极为丰富，多反映祭祀、战争、娱乐、赏赐等活动内容，涉及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对填补和验证历史十分有用，有极高而又难得的学术价值，中国最早的一篇法律判决书就是从（单人旁加个朕字）匜上的铭文中发现的。（单人旁加个朕字）匜铭文共有157字，大意是一个叫“牧牛”的人和叫“供”的上司打官司，名叫“伯扬父”的法官认为牧牛犯上，牧牛被判鞭打500下，罚300锾铜。这还是中国最早有明文记载的“民告官”案件，里面还有法官“受贿”情节，是极珍贵的司法材料。而铭文还验证了《尚书·舜典》中所记载的，“鞭作官刑，金作赎刑”一说的可靠性。
目前已发现出现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金文单字约3500个，可以释出的字约2000个。金文的造字方法符合《说文解字》中总结出的“六书”法，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6种。如（金文“鼎”字，字形见版面）是象形字，一看就知道是“鼎”；而将“鼎”写成“（金文“鼎”字，字形见版面）”，则是假借“贞”字。
这些早期古字中同样隐藏了丰富的历史密码。如1969年5月，山西石楼县义牒村农民耕地时发现了一批商代青铜器，其中一件青铜戈上有一字铭文，“ㄇ”内有一个“人”，所透露出的信息十分清楚：这是一个犯人或俘虏，被关在一个房子样的地方，这就是后来的监狱牢房；犯人的脖子上戴着刑具，就是后来的枷锁。而让犯人跪着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则由来已久，3000年前的商代就已如此。仅一个古字就能释解出这么丰富的内容，更别说铭文所记载的内容了，可见青铜器上的铭文多么珍贵。所以在拍卖市场上，带铭文的青铜器往往身价百倍。按字估值，字越多越值钱，成为文物市场青铜器作价的潜规则，民国时曾有盗墓者销赃时以一字一两黄金作价。
因为带铭文青铜器值钱，还出现了在素器上伪刻铭文的造假现象。如北京故宫收藏的、由章乃器捐献的商代“弦纹尖足鼎”，上有“乙亥子涡小子……”等21字铭文，便是作伪刻上去的。
铭文“蝌蚪篆”“鸟虫篆”是美术字？
勾践剑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
金文还是研究汉字字体发展与演变的重要材料，那么金文是什么字体？不可一概而论，不同时期的金文字体并不一样。商代金文与甲骨文同源，属一个体系，之所以看起来不太一样主要是书写方法不同造成的，甲骨文是刻出来的，较尖细；金文是铸出来的，显肥厚。殷商后期的金文多首尾尖、中间粗，有学者称为“波磔体”。
周代青铜器的铭文字体比较明确，称作“大篆”，有别于后来秦国的“小篆”；秦汉铭文字体一般转向小篆和隶书。值得一提的是，金文还出现了两种特殊字体，一种是“蝌蚪文”，又称“蝌蚪篆”，这种字头粗尾细，形似蝌蚪；如传世晋国“智君子鉴”铭文，就是这种字体。还有一种是“鸟虫书”，又称“鸟虫篆”，字形盘转曲折，有意写成鸟虫形状，如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身上有“越王鸠浅（勾践）自作用剑”8个字。这些“蝌蚪篆”、“鸟虫篆”其实就是当时的“美术字”。
中国古代特别是商周青铜器的铭文，基本上是铸出来的阴文，即所谓“铸铭”，一般出现在内壁、器底、足部、鋬上、盖内等“不显眼”的地方，后来还有器体成型后再做字的“刻铭”。阴文是怎么铸到青铜器上的？学术界有多种推测，一般认为是先制成阴文字模，然后将字模印到内范上呈阳文，再铸出便是阴文。而青铜器铭文多用阴文，则是缘于阴文是凹进去的，不容易磨损，好保留下来，又是放在不显眼的地方，还不会影响纹饰的美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