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的书法地位
“唐宋八大家”顾名思义,涵盖唐宋两个朝代,而在书法史中,“唐法宋意”的提法众所周知,这源于明代董其昌的总结“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但后人在理解上出现过度解读。实质上在当时,是不可能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做好了套子往里面钻,而是基于后人对于前人精神的概括和提炼。其次是要注意“法”和“意”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法中有意,意中有法”,法中无意就是死板,意中无法就是放荡。这种“度”非常重要,各有侧重,各有尺度,但都有“底线”。最关键的是,古人的笔法不管好孬,没有明显的败笔,技法首先要过关。
▲韩愈《孝女曹娥碑》墨迹绢本
当下关于书法的本质孰为文化、孰为技法的争议不绝如缕,实际上各执一词,难免片面。文化修养要过关是毋庸置疑的,笔法不过关,甚至没有基本功,空谈风花雪月的所谓意境毫无意义。书法不是技术,但需要扎实的技法基础。而且这其中还有一种“不确定性”,书家并不是越练越好,反而可能越练越差。书法之所以能流传千年而不衰,因其具有相当难度,否则早就“寿终正寝”了。
▲欧阳修《致端明侍读尺牍》
再回到“八大家”的书法本身。之所以解释了一长串话,就是因为古人和今人所处的环境有根本的不同。古典环境的丧失,书法的专业化等,致使很多人对于书法一知半解,古代书家是“多合一”的,既是书人,更是文人、诗人,甚至学人。八大家的技法是不用怀疑的,中国古代文人大都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集于一身的。书名为文名所掩,这在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很多人的很多作品不能保留和流传,所以无法做出更多的判断。
▲苏洵《道中帖》(局部)
“八大家”等人都是文化修养全面而高深的,自然出类拔萃。八大家以韩愈为首,“韩柳”在唐代并称,除唐代二人外,欧阳修资历最深,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八人中,韩愈、柳宗元、曾巩的墨迹极为罕见,其次是欧阳修和王安石,“三苏”墨迹较多,最多的是苏轼,在书法史中的影响首屈一指,《寒食帖》号称“天下第三行书”。
▲苏轼《黄州寒食帖》
目前有资料记载的韩愈作品共三件,更主要的是理论观点,对书法史有重大影响:一是撰写了《石鼓歌》,以诗评方式解读《石鼓文》,开后世体例;二是对“书圣”王羲之的批评,“羲之俗书趁姿媚”;三是对张旭草书的品评,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有赞:“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
▲苏辙《晴暖帖》
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这段话至今仍被引用。柳宗元于书法理论亦有建树,著有《笔精赋》,大略谓“勒不贵卧,仄常患平,弩过直而力败,趯当存而势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锋轻,啄苍皇而疾罨,磔厉趯以开撑。”欧阳修的字迹体现出学人的严谨,王安石居高位,本质是个文人,隐退之后,文人的本性就显露出来,字迹严谨中见潇洒,苏辙书风受到苏轼的影响。
▲苏轼
书法需要天才,需要有为书法而生的人,苏轼就是这样的人。苏轼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引领者,“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理念引领,占据“宋四家”之首。苏轼和他的学生黄庭坚,乃中国文化史中的杰出典范,横跨书法史和文学史,是绝无仅有的两个人,位列八大家的仅苏轼一人。可以说,苏轼是高手中的高手,一生创作颇丰,量大质高,自抒胸臆。苏轼在“宋四家”中位列第一,一些人可以因为个人喜好而有不同观点,但从苏轼对于整个宋代书法的推动作用来看,居功至伟,黄庭坚是苏轼的门生,没有拜师,但正是听取苏轼的建议,“入魏晋平淡”,成一家面目。
▲王安石《过从帖》
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事实上,很多“前浪”是推不动的,唐宋八大家便是。面对先贤创造出的经典,我们只有景仰,用心去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