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渡海帖》局部

黄庭坚《诸上座帖》局部

米芾《三吴诗帖》局部

蔡襄《暑热帖》局部

“宋四家”排序判断之于时代的意义

 □黄智阳

         一、四家之说的缘起

          南宋一代，“宋四家”一词随书法品评而起，典籍著述中更是常见苏、黄、米三者并称，这三家在宋代似已具大家姿态。尔后，陆游、朱熹等人推崇讲究法度的蔡襄书法以校时弊，于是蔡书逐渐在南宋得与苏、黄、米三人并列，至此有“宋四家”之说。此后，历代对“蔡”所指为谁，以及苏、黄、米、蔡四者排序，不乏有文章讨论。清胡敬《西清札记》中录有宋末元初王芝在《洮河石砚铭》跋论及：“右为蔡君谟所书《洮河石砚铭》，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以放笔为佳。若君谟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字学亦有风气，仆谓君谟之书犹欧公之诗也。”文中将四人相提并论，然并无明确先后或是优劣的评断。后又有元代许有壬《跋张子湖寄马会叔侍郎三帖》中说：“宋人不及唐者，不独人不专习，大抵法唐欲溯洄至晋而有未至焉。李建中后，蔡、苏、黄、米皆名家。”与宇文公谅《跋蔡君谟书寒蝉赋》：“先朝评书者，称苏子瞻、蔡君谟、黄鲁直、米元章为四大家，并驰海内，纵横于夷岛之间。”从二文中略可察知元人对苏、黄、米、蔡四者并提似已定论，而序列上则出现蔡、苏或是苏、蔡的差异。

          苏、黄、米、蔡的次序直至明代方才确立。明王绂《书画传习录》中说：“世称宋人书，则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端明书焉。端明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另外孙鑛《书画跋跋》说：“唐四大家，盖或云欧、虞、褚、陆；宋四大家，其蔡为蔡京，今易以君谟，则前后辈倒置，恐君谟不甘。若云苏、黄、米、薛，固自稳当。”明朝论“宋四家”，有如王绂、孙鑛者以年岁、辈分论序者，也有以书艺突出、书风鲜明而论者，如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吾尝评米书，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东坡之上。……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

          然而无论是序年齿长短或是书风独胜之处，苏居于首，黄、米、蔡分列于后的顺序，自此后渐渐少有疑议。

           二、影响力决定排序变动

          苏轼于书法虽目为余事，然而他在北宋文坛与政坛皆有独到成就，艺坛间又能引领风骚，其所提出的“吾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充分彰显其讲究随势自然的书法品鉴。而且历代皆不乏追随者，如明傅山所倡的“宁直率毋安排”，又或是近代“草圣”于右任在《写字歌》中所言“起笔不停滞，落笔不做势，纯任自然”，皆是“意造”与“自然”美感的代表。

           黄庭坚学艺于东坡，诗书双全。其书法除苏轼影响之外，兼及张旭、怀素狂草与《瘗鹤铭》之影响，尽显提按有节、撇捺辐射之用笔趣味，草书成就甚高。黄庭坚在书法理论上的成就在于“入古出新”“以韵取胜”的主张，以及强调“字外之功”的论述。从山谷学书历程中可以看出其在临帖上的用心，他认为书家需心有胸壑以免俗，强调个人书风创作的独特性、反对工巧。他在《题乐毅论后》中有言：“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书艺终究要精进脱古，此一观点不仅对时人，也对明清以降汲古出新的书学影响甚深。

           米芾热衷于收藏与鉴赏，对于晋、唐的书家及书作曾下过苦功临摹自化。他对草书看法尤其严苛，在《论草书帖》中说：“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以上不难看出，米芾对唐人书的深刻体悟与批评，学书需下功夫临写古帖，抱持博习前人方足以自成一家的态度。崇尚晋书的蕴藉内韵，也体现出米芾在书艺上重意韵的追求。他所说的“一日不书，便觉思涩”，这也能在明王铎“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的论述中看到延续。由此可见，米芾对后世书法创作思想影响深远。

           蔡京比起苏东坡、黄山谷、米芾年岁较轻，在宋代的活跃时间略晚，也不似东坡、山谷文名远播，是以世人往往将苏、黄、米并列为“北宋三家”。书史评论曾有依生卒年岁指“蔡”为蔡京，然依前所引述，“宋四家”在宋元之际已颇有公论。我以为就书风而论，蔡襄书法的法度精谨特质，较蔡京书法的姿媚的确更显独特。

          对于后世书家书技的影响，黄庭坚与米芾二人是较为广阔的，但是书技与书风的学习属于形式层面，而苏轼书学中的文人美学影响在观念与态度方面更为深入。因此以书法对后世深刻影响方面而言，“宋四家”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排序，是较契合书法发展规律的。

           三、四家排序的时代意义

          从“宋四家”排序的争议来看，各家主张不外乎按年岁、依照书风及对后世影响程度来判断。在书法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历代众多书家有的逐渐销声匿迹，有的历史地位与价值随着岁月的沉淀益发提升，这无关乎书家是否握有实权、掌握利益，而是关乎书家的作品艺术价值与思想影响的深远度。

           在当代重新观照“宋四家”排序的意义，是对书法品评的再深入体认。因为时空环境对书风审美判断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这体现了书法评论可以不断随时代向前深入的可能价值。“宋四家”排序研究成果，将成为后学者再评述的依据，延续着书法论述的生命契机。

  “宋四家”排名之我见

 □刘思凯

           “宋四家”的问题似乎已成为一个历史公案。最早提出“宋四家”之说的是元代王芝的《跋蔡襄洮河石砚铭》，他认为“四家”为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可仅仅隔了一个元代，质疑之声便起。明代张丑、孙鑛，清代杨宾，直到当代张伯驹、启功等都对此都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其主要分歧还是在于如何排序，以及其中的“蔡”到底是蔡襄还是蔡京的问题。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宋四家”的排名及影响？我以为，还是应站在宋代书法发展的特殊背景和主体特征的角度，从书家艺术表现的个性风格和创造性贡献上予以界定，也许会得出一个比较客观而令人信服的结论。

           就如同以“尚意”将宋代书法风貌予以统括一样，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作为整个宋代书家艺术成就的最高代表，不是同时代人所赋予的，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历史积淀和淘洗之后由后人追加的。这种建立在时间距离学上的文化判断，虽是由个别人率先提出，可是却能迅速形成一种普遍认识，必然具有集体认同思维下的从动效应，也体现了民族审美心理的需求。然而，这种认识和结论是否合理、是否准确地反映了特定文化艺术现象的本质，则也未必。

           清人梁　在《评书帖》中指出：“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如果说唐人是以“尚法”将书法发展到一个高峰的话，那么，宋人则是以“尚意”对“尚法”的突围和创造而将书法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真正使得宋代“尚意”一派书法得以风生水起，并蔚为大观的主力，是一大批具有深厚文化修养、人格意志和艺术天分的旷世文豪，诸如苏轼、黄庭坚、米芾以及“二蔡”等。正是这些人的主导与实践，才使宋代书法在合理继承的基础上，紧扣时代主流意识，从而得以创造性地拓展和提升。

           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首推蔡襄。其书法真草隶篆，诸体皆能，“当为本朝第一”。然而，就其书法的艺术性而言，则是继承多、创新少，且能够供后人研究的书法思想和书论也仅有“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绝技也”等寥寥数语。他更多的是将精力用于书法实践之上。他遍临唐代诸家，于颜楷用功尤勤，从其《万安桥记》等传世之作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对鲁公笔法、结体、取势以及精神格度的继承与坚守；其行书《澄心堂纸帖》笔墨润畅，疏朗遒媚，颇得陆柬之《文赋》之韵致，又开赵孟頫的源流；其草书欹正大小，婉转有致，运笔飞动，挥洒自如，且以用笔的“散草”而成自家特色。可平心而论，这种以“用功精深”为根基，以“尚韵”“尚法”的古意追求为主导的创新路径，并没有使他的书法走出前人窠臼，而显得创造性不足，当然对整个宋代书法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但他确实是宋代一位极具承上启下作用的书法大家，艺术高度和影响力在当时也是空前的。

           可真正率先举起“尚意”旗帜并迅速形成独自风貌的领袖者，当是苏轼。论诗，他与黄庭坚齐名，称“苏黄”；论词， 发“豪放派”之先声；为文，居“唐宋八大家”之列；绘画，开文人画之先河。他一生书写了大量的墨迹、题跋和信札，其书结体舒坦、笔力纵横、风格多样、变化多端。其人生的悲欢离合、文人的情感心境与喜怒哀乐，在其笔墨表现与书写情境中得以发挥。从“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到“出新意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箴言中，便可以清楚地意识到他书法意象的营造，确是在中国书法审美情趣和自身规律的法度框架之内，以内心的完美而展现其人性的精神自由。尤其是《黄州寒食诗帖》等其人生低谷期的书作，时而奔放，时而哀婉，至情挥洒、出神入化，从而形象地划出了唐人与宋人书法的分水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第三块里程碑。而《前赤壁赋》则丰腴劲秀、结体扁阔、状态坦然，其博大、静谧的内心气象与从容淡定的悲悯情怀得以最真诚、最质朴、最自由的表现。苏轼以诗与情、书与意的真声和谐树立了宋人“尚意”的大旗，且以其心智和心性而影响久远，成为这个民族文化中的一个符号。

           黄庭坚也是一位大文人，在诗、文、书、画诸多方面造诣极深，为“江西诗派”的鼻祖。尽管他是苏轼的学生，可在书法上以其内心的执着和个性，学苏而不从苏，学颜却把颜字推向了张扬恣肆、剑拔弩张的极致，并在书体风貌与精神意象上与自己的先生拉开了距离。他不仅改变了苏轼的执笔方法，而且在点画形态和的运笔取势上中宫紧收、笔锋外露、纵深横逸、气宇轩昂。尤其是其草书《廉颇蔺相如传》《诸上座帖》以及《花气薰人帖》等传世之作，在用笔、取势和情感宣泄上都呈现出鲜明的叛逆色彩和毫无顾忌的创造意识，并以尚意、重韵为主调，对晋唐以来传统书法进行了一次从技法到审美的彻底颠覆，开创了享誉华夏的黄氏书体。

           至于米芾则可以这样认为，他是中国书法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毕生都在搜寻古人法帖，藏帖、赏帖、临帖是其书法生活的重要组成。可正是基于他对古代法帖的坚实临摹与继承，同时也依赖于他性格的狂放不羁，使其在书法的认识和创作中迸发出强烈的出位和叛逆之意，并以“笔势痛快，锋出八面”的技法精熟运用成就了其书法面目和艺术风格。技法成为支撑他书法走向成功的重要力量。笔笔不同，跌宕起伏，意味纵横，引人入胜。然而，技法毕竟不是书法的全部，无论如何精熟，但要靠技法趟出一条书法新路来赋予意的高度和精纯，自然是难以奏效的。

           因而，我以为，“宋四家”中苏、黄、米、蔡的顺序是合理而贴切的。尽管蔡京的书法成就非常高，为宋代大家，但其创造性价值不足，个人风格也不突出，而绝非蔡襄在书法史上的特殊贡献与承上启下作用之显著。所以，这里的“蔡”当为蔡襄而非蔡京。

宋代代表性书家的历史沉淀

 □胡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宋代文化兴盛发达，宋代书家亦繁若星辰。人称宋代书家多以苏、黄、米、蔡“宋四家”相称。而对四家之艺术成就高低、排名先后，特别是所谓的“蔡”是蔡襄还是蔡京，多有争议。一般认为，蔡即蔡襄，但自明代始即有一些论者认为，蔡原为蔡京，但因蔡京人品为人不齿，后更为蔡襄。而事实上，蔡襄在当世及苏轼的评价中都被推为当朝第一，其历史影响远大于蔡京。那么“宋四家”是如何在历史的沉淀中形成的？这就需要我们对宋代及其后的元明书法品评历史做一梳理。

           我们先看一下北宋书家的品评状况。北宋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评价当朝成就最高书家为妙品者三人：石曼翁、苏子美、蔡君谟。而欧阳修评曰：“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世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苏轼作为欧阳修的学生，首先肯定其老师的成就：“欧阳文忠公书，自是学者所共仪刑。”但更赞成乃师对蔡君谟的评价，甚至他将蔡君谟尊为师法的对象，称：“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

           蔡襄卒后15年，苏轼谪黄州。其诗文书法一变，宋代书法此后也逐渐进入“尚意”阶段。黄庭坚放眼书史，力推坡翁。曾说：“余尝论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破坏于欧、虞、褚、薛，及徐浩、沈传师几于扫地。唯颜尚书、杨少师尚有仿佛，比来苏子瞻独近颜、杨气骨。”苏轼在北宋的影响应该是元祐年间达到高峰，元祐二年（1087）以其为首的西园雅集可以看作是当时文人墨客峰会的标志性事件。黄庭坚、米芾都参与了该次活动。黄庭坚、米芾都是受苏轼影响，书艺取得很高成就的书家。《宣和书谱》是北宋末年具有官方性质的书法文献，其论列宋代书家凡20人，其中有蔡襄、蔡京、蔡卞、米芾，独没有苏轼、黄山谷之名。因其时蔡京把持朝政，打压元祐党人，甚至下令全国磨除苏、黄笔迹，因而《宣和书谱》中没有苏、黄的记录。蔡京的书名或许正是在这一阶段，其倚仗权势对自己进行张扬。米芾《海岳名言》中记其与宋徽宗论书说：“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神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据有关专家考证，米芾虽在蔡京得势时与其走得很近，但在皇帝面前对蔡京的书法则直言提出了尚“不得笔”的批评。苏、黄虽受贬谪，但仍作为当时代表书家进行品评。

           一个时代的代表书家的论定自然应该是在那个时代之后。如果说北宋人的论说可能尚存人际感情因素的影响，那么南宋以后的评价则自然更趋符合历史事实。

           南宋皇帝赵构耽于翰墨，其《翰墨志》中说：“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至太宗皇帝始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趣向。”赵构所论宋代书家凡七人。称宋初李建中只是“姑得时誉”，蔡襄、李时雍只是有一些体制眉目，而唯有苏、黄、米、薛才达到“笔势澜翻”各领风骚，堪称最早的“宋四家”之论。这里的“薛”应是薛道祖，但后来薛则换成了蔡。姜夔在《续书谱》中谈行书以苏、米继“二王”、谢安、颜柳，谈草书称“近代山谷老人，自谓得长沙三昧，草书之法至是又一变矣”。其所论宋代书家止于苏、米、黄。学者倪思论宋代书家说：“本朝字书推东坡、鲁直、米元章，然东坡多卧笔，鲁直多纵笔，米元章多曳笔。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如《黄庭经》《乐毅论》《洛神赋》则不能矣。其他如苏子美、周越，近如吴说辈，皆不可免于俗。独蔡君谟行书既好，小楷如《茶谱》《集古录序》颇有‘二王’楷法。”这可以看作是最早的苏、黄、米、蔡“宋四家”顺序之论。由以上可知，在南宋时期，即已逐渐形成苏、黄、米、蔡“宋四家”论。而这其中的蔡是蔡襄，而不是蔡京。

           再看一下元人对宋书家的评价。赵孟頫有《评宋十一家书》，其论书家中含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独无蔡京。郝经《叙书》中举宋书家，论楷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论擘窠大字有蔡襄、苏轼、黄庭坚、赵秉文；论行书有苏轼、黄庭坚；论草书则有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赵沨、赵秉文。基本为蔡、苏、黄、米以书体不同的分别论列。郑杓、刘有定《衍极并注》论宋代书家有钱忠懿、杜祁公、苏才翁、苏子瞻、米元章、黄鲁直、刘涛等。其又载：“或问蔡京、卞之书。曰：‘其悍诞奸傀见于颜目，吾知千载之下，使人掩鼻过之也。’”郑杓以问答形式，全面彻底否定了蔡京的书法及为人。

           由以上梳理我们基本可以明了，在北宋，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在当时已成为杰出的书家。蔡京当世欲磨灭苏、黄，标榜自己。但在南宋，赵构、姜夔、倪思等以艺术成就肯定了苏、黄、米和蔡襄，而唾弃了蔡京。到元代，人们在肯定蔡、苏、黄、米的同时，更是从蔡京奸相人品予以否定。只是“宋四家”的排名或蔡、苏、黄、米，或苏、黄、米、蔡，时有不同。大约是苏轼文采盖世加及书法的综合影响远远超过蔡襄，而苏轼与黄庭坚、米芾为同代人，故苏、黄、米多连称，因而最后就形成了苏、黄、米在前，蔡居后的排名法。

           但到了明代，一些人看到蔡居苏、黄、米后，就想象性地提出了蔡原是蔡京，后因恶其人品而易为蔡襄的推测。孙鑛《书画跋跋》称：“宋四大家，其蔡为蔡京，今易为君谟，则前后辈倒置。”张丑《清河书画舫》称：“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书焉。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张丑的辩称理由是按年齿排序，认为排在苏、黄、米后的应是蔡京，且认为蔡京书艺高于蔡襄，则是妄说。

           明代以后品评书法多以人品相兼论，而“宋四家”之蔡以蔡京易为蔡襄竟成为一个典型案例。但此误却意外地提高了对蔡京书法的评价，则是不符合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