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杰百年诞辰，他的足迹构筑敦煌之梦

           段文杰先生是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也是敦煌学的集大成者。在他50多年的敦煌生涯中，创壁画个人临摹史之最，并将把敦煌学展示给全世界。尽管有一半时间，段先生是在跌宕起伏中度过的，但是他始终没有退缩，终促成了敦煌事业的辉煌。2017年8月23日是段文杰先生百年诞辰，“敦煌研究院”授权转载“百年人生，宗师足迹 ——段文杰先生的敦煌之梦”，以纪念这位敦煌人的敦煌情怀。据悉，“心灯——段文杰先生纪念展”昨天也在敦煌市国际会展中心对外展出。
           段文杰先生1917年出生在四川绵阳的一个小镇上。彼时中国身处多事之秋，“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等运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大地。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大时代，幸与不幸间，以后的路既是命运，也是个人性格使然，想来当时无人能知道，段文杰先生，这位四川小镇的孩子会成长为敦煌学界的宗师。
           当1940年时，中国北方刚刚结束中外闻名的“百团大战”。国立艺专从杭州迁往相对承平的陪都重庆，段文杰先生成为了国立艺专的一名青年学员。
           当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后，大家纷纷从西南“还旧都”，重享繁华。当目睹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极富张力的敦煌壁画深深吸引了段文杰先生，从国立艺专毕业的他选择了远赴万里之遥敦煌莫高窟。期间，段文杰先生一路上历经车祸、在兰州苦苦等待敦煌艺术研究所是否能继续办下去的种种波折，终于在1946年到达莫高窟。当他面对大漠黄沙、无水无电、陋屋土炕的艰苦环境时，段先生并不以为苦，反而是初见灿烂辉煌的敦煌壁画，给他以深深震撼。他在回忆录《敦煌之梦》写到自己“像一头饿牛进了菜园子，先在精神上饱餐了一顿”，他认为大千先生停留的时间短了，决定让自己长久留下来，来临摹和研究这座艺术宝库。从此，“看一看”变成了“守一生”。
           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到1951年，段文杰先生就临摹了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这一成绩在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创下了第一。困苦最易消磨人的情怀，但比起困苦，一成不变的日子更能消磨人的热情，可段先生一任时光变幻，践行着自己对莫高窟的钟爱之心，大信！
          1950年，中国大地终于告别动荡，迎来了和平和希望。当年，段文杰先生出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组长，1950到1952年间代理敦煌文物研究所长。据老一辈“莫高窟人”关友惠先生一文《敦煌壁画临摹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中回忆，“1952年到1957、58年，是段文杰先生敦煌艺术生涯的丰收期，是他临摹的高峰期，从作品也可以看出来。1955年，段先生临摹的130窟都督夫人、158 的各国王子举哀图，都是很好的。1956、57年他主要精力在榆林窟，临摹了榆林窟第25窟西方净土变，还有第2窟的说法图。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有什么人的线条能达到段先生的程度，段先生这些临品是敦煌壁画中一流的代表作，而且都是通壁巨幅之作，这些画的线条很精细，也有粗劲的。”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志愿军总部官兵在司令员杨勇上将、政委王平上将等率领下启程返国，志愿军总部公报：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这时古老的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但是国内却已经开始弥漫起迷雾，这场迷雾也笼罩在敦煌：段文杰出色的工作，没有得到认可，反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撤消一切职务和副研究员职称。这种情况下，段先生仍坚持敦煌艺术的研究工作，白天临摹壁画，晚上还要参加劳动，大炼钢铁。他这时候完成了第217窟的西方净土变的临摹。到1959年，临摹159窟文殊菩萨，这是为参加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庆祝国庆十周年画展而准备的，“画的非常精致，非常细腻。”同为敦煌艺术大家的关友惠先生在回忆中如是评价。
          艺术上段先生始终笔墨不息，但是生活中却截然相反，孙儒僩先生的记忆中：“从58年到59年，段先生和其他的几个右派整天都在劳动，农业劳动是最轻松的，57年几个人安排去石窟加固工程搬大石头，平时就每天清洁厕所，冬天厕所的粪便结冰，还得用铁锹甚至钢钎清理。一直到1963年，省上派来了工作组进行调查，对段先生的问题作平反处理，恢复职务和工资。”也许是敦煌莫高窟作为佛教宝库的原因，无情的岁月中，常年临摹宗教壁画的段文杰先生，在经过第一年的精神折磨后，反而更为静定。正是这份静定，让他渡过一劫又一劫，因为更大的苦难、更残酷的精神摧残还在后面。
         1963年，随着全国的氛围稍稍缓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各方面的工作大有起色。但仅时隔2年，1966年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段先生和一批“老运动员”，又陷入了政治争斗的漩涡。而到了1969年，段先生的遭遇更为糟糕，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期间，他和另一些老职工都被“清理”出所钟爱的莫高窟。无奈中，段先生偕同老伴下到敦煌农村，当了几年农民，垫圈、喂猪，什么农活都干过。
         身处时下，很难想象当年的严寒之冷酷。遥想段先生在青年时代于重庆国立艺专求学五年，受教于当世艺术大家吕凤子、陈之佛、傅抱石、李可染、黎雄才、潘天寿、林凤眠等人。段先生大有前程却选择来到戈壁黄沙间，稍大一点的城市酒泉都距敦煌近400公里。当他一心为求敦煌艺术真髓，时运不济退求不失初心时，竟不得！
        1970年，段文杰先生携妻下放到敦煌郭家堡敦湾大队劳动。没曾想，段先生在农村劳动，不但与乡邻相处和睦，还自给自足。段先生自己回忆录中描述这段时光时，写到“敦煌魅力入梦来”！农闲之余，他在田间地头思考敦煌石窟艺术的源与流、敦煌壁画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敦煌艺术的美学问题等。在莫高窟，段先生的艺术实践常人难比，离开莫高窟，却在不断思考研究，为以后成为敦煌艺术理论大家打下基础。人杰，不一定天生优秀，大多数是念念不忘而终生侍一事，段先生的艺术与学术经历是为一例。
         1972年秋，经过敦煌文物研究所新任革委会主任的再三邀请，段文杰先生回到了莫高窟并开始了正常工作。而在段文杰先生的回忆录中，他详详细细记载了自己种种内心变化，竟无一字提及“恨”，也无一字述说他人之过。如果说，段先生用一生的时间诠释了他对莫高窟的大情怀，那这部回忆录则让人看到先生的广阔胸怀！
           从1972年到1980年，是敦煌石窟重回公众视野，敦煌学在国际学术界重焕光华的孕育期，如1977年时段先生为甘肃省歌舞团创作舞剧《丝路花雨》提供学术指导，主持编撰《敦煌彩塑》画册，撰写《敦煌彩塑艺术》。学术上则开始动员老一辈“莫高窟人”将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整理，1979年时为《兰州大学学报》组织敦煌学研究专号，1980年参加由中国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中国石窟·敦煌窟莫高窟》五卷本的编撰工作。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国家开始走向大治。同年邓小平同志参观石窟，段文杰先生向邓小平同志汇报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邓小平同志关心下，国家给研究所批拨300万元用于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段先生制定了“十年规划”，积极倡导试办学术刊物《敦煌研究》，并为该刊试刊第一期撰写《敦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代发刊词》、《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敦煌学研究在积蓄多年后，终于随着时代的前进开始绽放异彩。
           1982年，段文杰先生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时年65岁的段文杰先生本应含饴弄孙，却又将所有精力奉献给了莫高窟。他策划组织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敦煌研究文集》，还身先士卒撰写了文集前言和《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石窟》、《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两篇文章，并在《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发表《略论敦煌壁画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成就》。
           1983年，段先生率“敦煌壁画展览代表团”赴法国巴黎，在法国自然博物馆举办了“敦煌艺术摹品展览”，广受追捧。而敦煌学界的重要刊物《敦煌研究》也创刊，《敦煌研究》是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学专业学术刊物，为双月刊。《敦煌研究》立足敦煌，面向世界，以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发展为宗旨，主要刊发敦煌学各领域以及与敦煌学相关的古代宗教、历史、艺术等学科的研究论文及敦煌学资料、研究信息等。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在兰州召开，这标志着中国的敦煌学学者第一次集结交流，为中国敦煌学日后在国际上独占一席奠定基础。
          1984年，当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后，段文杰任院长，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委以重任给此机构，无它：愿这个历经困苦、依旧痴心坚守的群体，能更好使敦煌莫高窟得以长久保存，研究透彻，弘扬无疆。段先生回忆起龙老师时写道：“我的妻子龙时英是一位正直善良、敦厚淳朴、自强自立的女性……我从艺专毕业后来到敦煌，长期无法回四川探亲。她独自抚育着幼子，其中艰辛我能想象，但又帮不上她。她调到所里不久就因我受到牵连，不仅没有享受到生活的安宁，连深爱的工作也因此剥夺了。然而事已至此，我唯有振作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工作，以成绩告慰她的英灵。”之后，段文杰先生连同1983的学术会，主持了1987、1990、1994年在莫高窟举办的共四届敦煌学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先生以他在敦煌学研究和组织工作方面的杰出成就，为促进中国敦煌学的长足进步，为改变“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不利局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作为敦煌壁画临摹事业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领军学者，敦煌文化艺术研究事业的杰出代表和先驱者之一，段文杰先生更是在弘扬敦煌文化方面不遗余力。而更为重要的是段文杰先生特别爱惜和培养人才，他主持制定了敦煌研究院培养人才的具体办法。20世纪80年代初，他将《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卷本所得稿酬5万元人民币全部用于年轻人的培养，他还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为年轻人创造出国深造学习的机会，派遣60余人赴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深造学习，这些专业人员学成归国后，成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工作中的骨干，很多已成为优秀的敦煌学专家和院、所负责人。成为一个行业的佼佼者，被称为榜样；而培养了无数代代相继的榜样，是为“宗师”！
         段文杰先生是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曾担任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甘肃省对外交流协会名誉会长，甘肃省国际传播交流协会名誉理事长，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多种社会职务。1986年被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聘为名誉教授，1993年被日本创价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还被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授予名誉研究员。曾获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学术奖，东京富士美术馆最高荣誉奖。
            段文杰先生的卓越贡献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他从1991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国家人事部和文化部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2000年被文化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2006年被中国文联授予“造型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2007年被甘肃省政府、国家文物局授予“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终身成就奖”。2009年被国家文物局授予“中国文博事业杰出人物”称号。
              段文杰先生一身热爱敦煌，矢志不渝，他扎根大漠60多年，为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的开拓与发展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晚年离开敦煌研究院领导岗位后，直到2011年元月21日去世前，仍然念念不忘敦煌文物事业，多次嘱咐继任者和同事们进一步把敦煌石窟保护好，研究透，传播开。展现了一位学者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艺术遗产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甘肃、热爱敦煌、热爱艺术的一生，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的一生，是创新开拓，勇于进取，不断发展的一生。段文杰先生是敦煌学的一代宗师，他的为人为学都是当代学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