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没文化的传统和“庸俗”生活

        当我在商店里看到店员与顾客的恶言相骂，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乘客之间的恶言秽语，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诸如对于制造假药、假农药，捕杀大熊猫、白天鹅，砍伐电线杆、盗卖铜线等罪犯的审判，走到街上看到一座座新盖好的楼房玻璃被顽童打碎，一个又一个公用电话亭被捣毁，还听到一些出国人员---既包括学者也包括官员---在洋场大丢其丑(如住一个晚上就把旅馆房间冰箱里的饮料全部转移到自己的行李箱里)，这些时候，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这些现象究竟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是孔子还是老庄？是神宗还是道教？谁主张过这种野蛮、自私、损公害己？

        而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知识界热烈讨论的传统文化问题，究竟有多少针对性？是否有的放矢？我们讨论、争论的对象到底还留存了多少？就是说，目前我国的大众，特别是青年大众之中，究竟还保留了多少传统文化？尤其是究竟还保留了多少文化传统？传统文化，诸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孔孟之道、程朱之学、诗书礼乐、琴棋书画、仁义道德、忠孝节义、四维八纲、正心诚意……现在到底还剩了多少？

        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主义虽然不同，毕竟还是文化，毕竟还都有一种或曾有过、可能有过的规范的作用，协调的作用，凝聚的作用，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引导人类去进一步认识世界和自身的作用，以至升华的作用。因此，一种文化固然可能逐渐暴露其陈旧鄙陋、束缚人的发展之处，仍然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所不能或缺。

        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其历史内容阶级内容各异，其献身理想的文化精神则一。

        呜呼，而今呢？

        文化的对立面是无文化、非文化、反文化。当我们谈到中国的封建文化、传统文化的时候，似乎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另一种十分强有力的传统---这就是无文化、非文化、反文化的传统，“绝圣弃智”的传统，耍光棍、耍流氓的传统……前者如果表现为士大夫文化以及宫廷文化、庙堂文化、乡绅文化，后者则表现为鄙俗文化特别是流氓文化，中间还有市民文化之类。

        鄙俗文化特别是流氓文化同样是源远流长，历史上，它们常常大模大样地走进农民起义的队伍，打出革命或新潮的大旗。刘邦与项羽就以烹父的流氓故事脍炙人口。“刘项原来不读书”，“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把这句诗又弄得行时起来。另外则是“书读得愈多愈蠢，愈反动”。

        首先因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历史是文盲比文明多。无文化的传统说不定比文化传统还要强大。其次历代政权更迭靠实力而不是靠文化。事实上，“霸道”总是比“王道”厉害得多。朱元璋的御批里常带粗话。粗话变成佳话，老粗与权力相靠拢。这个传统一直传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出现的也是诸如“油炸”“火烧”“砸烂”之类的字眼。

        再次我们的传统文化确实是太古老、太衰败了，需要一个大的改造和再生。许多年来不绝其生命力的与其说是文化传统不如说是无文化与非文化的传统，一些民间流行的文化观念与其说是证明了文化传统不如说是证明了无文化的传统。“拼一个够本儿拼俩赚一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些都有明显的破坏性，而居然也被社会所接受。后来又发展成“活着干死了算”，一副亡命徒相。“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压根儿就非法理、非道德、非一切行为规范，如今又成了一批无文化而有“商品意识”的人的信条。

        说起批传统文化来我们的调子始终是够高的。批胡适、批俞平伯、批孔、批儒；批《武训传》、批海瑞、批道德继承论；批梁漱溟、批梁思成、拆城墙；消灭地主阶级，取缔会道门；批“温良恭俭让”。历次运动中鼓励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揭发丈夫……早把孔老二丢到了茅坑。一直到进行了远远比港台以及海外走得远得多的文字改革……这中间，有的该做而做得急了，有的该做而且大体上也做得好，做得适时，有的却有点不该做。但无论如何，什么时候我们对传统文化手软过呢？

        不但有批判的武器而且有武器的批判。不但消除了地主阶级而且粉碎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机器。不但消灭了“变天账”也消灭了诸如家谱、宗庙之类的东西。但传统文化的阴魂似乎仍然不散。阿Q主义没有散，假洋鬼子的“不准革命”没有散，赵太爷的“不许姓赵”也没有散。

        大力“破四旧”的结果恰恰是“四旧”的全面高涨。于是觉得批得还是不彻底，没有“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传统文化斩草除根，于是进一步批爱国主义、批集体主义；批长城、批龙、批黄河；批李白、批屈原，一直批到鲁迅；批民族性、国民性、国特色……这种激进的批评再加上无孔不入的唯钱是图的风气，简直称得上是地毯式的轰炸。

        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劣根性似乎未见消除多少，我们的文化传统却已经或正在被非文化、反文化、无文化的愚昧野蛮所冲击。我们非常重视与不同质的，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旗号的文化争斗，却不重视与愚昧野蛮斗争。于是愚昧与野蛮就趁各种文化之间进行拉锯战的时候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但愿人们把当前关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讨论---至少是把其中相当一部分精力---引导到建设与积累的健康方向上去。能不能先请各种各样的“文化”(只要是真正的文化)之争降降温，先联合起来讨论一下诸如扫盲、讲卫生、职业道德、爱护公共财物这一类较少争议的问题呢？

        我想谈一下意义原则，就是说我们的一生，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刻应该尽可能地过得有意义些。

        什么叫意义？意义与目标不可分。你的目标是争取当上世界冠军，那么你的一切刻苦训练都是有意义的。你的目标只是一般的健身和娱乐，训练方法要求上就与专业运动员有许多不同。  

        具体的微观的意义比较少争议，例如每天刷牙，对于洁齿是有意义的，而洁齿几乎是没有争议的。至今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党派学派坚持牙齿愈脏愈好。但即使刷牙也不是全无争议，有一种主张认为现今的刷牙方式于牙齿无益，有益的方法应该是使用牙线剔牙。每天要用餐，吃的东西应该讲卫生、讲营养也争议不大，但也有争议，如有的人认为非吃野生动物、珍稀动物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才能“大补”。

        愈是愚昧无知的地方愈会有一些匪夷所思的饮食习惯。我们的气功里也有练“辟谷”的，对此我实在无法接受，但又想它大概客观上是一种减肥的中国特色的方式和说法。原来，一切意义都几乎是有争议的，争议并不妨碍我们认为它有意义，也不妨碍我们去做我们认为大致有意义的事。例如，未必有哪个人因了意义之争而停止刷牙，也未必有哪个人因了饮食习惯的不一或对于辟谷的认识之争而长期停止吃饭。

        愈是谈到大的问题、包容一切的问题就愈是难于讲座和取得一致的意见。谈到人生的终极目的就不能仅仅用常识来解答疑惑了。与无限长远的、永恒与无限辽阔的宇宙相比较，人类，特别是人类个体就渺小得可以不计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论述人生的无意义有它的合理的一面，也许论述时间与空间的无限与人生的短促有助于使人的心胸开阔、气象宏大，也许这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心绪带几分终极眷顾的宗教色彩，也许一种空渺无边，扶摇遨游九万里乃至九万光年的感觉能使你成为哲人、诗人、政治家、思想家，直到苦行僧和传教士。

        但这只是思想运动的一个向度，从有限走向无限，从现实走向茫茫，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但是同时，这里有另一个向度，就是说在无限的永恒与宇宙之中，你的目光投向任何一个点、一个面、一个体，都是具体的、相对的、真实的、充满活气的、多彩多姿与意义分明的。

        中国唐朝有唐朝的气象和追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奋斗与光辉，无限之所以是无限，不在于它是零的集合体，而在于它是无数个有限，无数个相对的长远与阔大、诚实与进步、创造与发明的积累与延伸。鹦鹉学舌似的学着现代、后现代的口吻讲一点颓废，聊备一格，或者提供一种基本上是想象的消极的人生图画以供参照思考也并无不可，然而是当不得真的。

        欧美哲学家、文学家大讲人生的虚无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强大的基督教传统神学传统与神学基础，他们从虚无中坠下，基督和圣母在那里接着，从空虚中跌下的人们至少可以掉到宗教和神学那里，他们讲的虚无还有体制上的意识形态上的自由主义保证，你讲你、搞你的虚无，我抓我的效率和最大利润，你讲你、搞你的反战，我搞我的导弹计划。

        在几万、几十万或者更多的能人讲怎么样改进电脑、怎么样赚钱、怎么样做爱、怎么样争取同性恋者的权益的同时，有几个教授讲人生的终极的虚无确实显得卓尔不群、振聋发聩、如沐冰雪、当头棒喝，如给热昏者调一杯薄荷冰激凌，使陷入物质欲望永无超度之日的人们关心一下自己的灵魂、自己的价值系统、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噩梦。

        但是在我们这里，在一个还有部分人口没有或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地方，在一个忙于迎战春天的沙尘暴、夏天的洪水加干旱，还有不分季节的假冒伪劣的十几亿人的神州，舶来的虚无主义、颓废主义也许只能造就出吸毒酗酒和信口开河的牛皮大王来。

        好了，让我们暂时把时髦的虚无主义、颓废主义请到一边。真理总是具体的，虽然我不反对抽象思维的享受也不反对抽象真理，如果您老能拿得出来点新鲜货色的话。至少我们应该承认真理的具体性，承认真理与一定的时空条件的联系。那么意义也从来是具体的，因为人生是具体的。

        小而至于良好的生活习惯、待人接物，大而至于学习、工作、事业方向，我们可以选择更有意义的事去做并多做，而少做无意义的事。

        在当前人们聚精会神地搞建设的情况下，也许大多数人难以碰到特别的逆境和顺境，更多是一种俗境：工作不好不坏，专业过得去但不出色，也并非全然滥竽充数，客观环境一般化，身体、心情、收入、地位、处境都可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这样的日子过得平常、平淡、平凡、平静、平和。这几个“平”其实也是一种幸福、一种运气。我国南方就把“平”字当作一个吉祥的字。香港将“奔驰”（车）译成“平”字就很有趣。但这样的平常状态很容易被清高的、胸怀大志的、哪里也放不下的或多愁善感的人们视为庸俗。

        这样的生活有着太多的重复，太多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太少的新鲜感、浪漫和刺激。静极思动，人们长期处在相对平静的生活中也会突然憋气起来，上起火来。契诃夫就很善于写这种对平凡的小地主、小市民生活不满意的人的心态。

        这里有一个杀伤力极强的名词叫作“庸俗”。和配偶生活了许多年双方都没有外遇，这似乎有点庸俗。饮食起居都有规律，没有酒精中毒，没有服用毒品，没有出车祸又没有患癌症，这是否也有点庸俗呢？没当上模范，没当上罪犯，没当上大官，也没当上大款，没当上乞丐，也用不着逃亡，没住过五星级宾馆大套间，也没露宿过街头，没碰上妓女，也没碰上骗子，没碰上间谍，也没碰上雷锋，没有艳遇，也没有阳痿阴冷，那怎么办呢？庸俗在那里等着你呢。

        对于这样的庸俗之怨、庸俗之叹我一无办法。我在年轻时最怕的也是庸俗。写作的一个目的也是对抗庸俗。我甚至认为，许多知识分子之选择革命不是如工农那样由于饥饿和压迫，而是由于拒绝庸俗---随波逐流、自满自足、害怕变革、害怕牺牲等。后来，积半个多世纪之经验，我明白了，庸俗很难说是一种职业，一种客观环境，一种政治的特殊产物。

        商人是庸俗的吗？和平生活是庸俗的吗？英雄主义的政治与大众化的政治，究竟哪个更庸俗呢？小学刚毕业的人批判爱因斯坦，如“文革”中发生过的，其实令人不觉得庸俗呢。莫非庸俗需要疯狂来治疗？而一个人文博士，刚出炉的Ph.D，摆出救世的架势，或是摆出只要实惠可以向任何金钱或权力投靠的架势，究竟哪个是庸俗呢？真是天知道啊！

        诗是最不庸俗的吗？有各种假冒伪劣的诗，还有俗不可耐的诗人---我曾刻薄地开玩笑说这种诗人把最好的东西写到诗里了，给自己剩下的只有低俗和丑恶了。革命阵营中也有庸俗，除非革命永不胜利，革命永不普及，革命成为格瓦拉式的小股冒险。画家、明星、外交官、飞行员、水兵和船长这些浪漫的工作中都有庸俗者。正如行行出状元一样，行行也出庸俗。而另一方面滥用庸俗这个说法，孤芳自赏，如王小波说的只会瞎浪漫，则只能败坏正常与正当的人生。

        庸俗不庸俗主要还是一个境界问题，一个文化素养、趣味问题。与其哀哀地酸酸地悲叹或咒骂旁人的庸俗，不如自己多读书、多学习，提高自己的品位，扩大自己的眼界，同时理直气壮地在正常情势下过正常的生活。现如今流行一句话，叫作“大雅若俗，大洋若土”。真正的雅并不拒绝至少不对大众、一般、快餐、时尚、传媒、蓝领那样痛心疾首。真正的雅或洋并不会致力于表示自己的与俗鲜谐，特立独行，天高云淡。只有旧俄作家笔下的乡村地主，才会留下十余年前在彼得堡听戏的戏票，时不时地向人炫耀自己的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