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状态对书法创作的影响

2018-10-11 14:21:08 来源: 点击:
        古代书法家每天都要用毛笔写字,书写的内容都是日常所需;写写奏章、诗词、书信,很少有创作的概念。但,应付别人求字,书写的内容与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关系,这就涉及到创作了。王羲之写《黄庭经》向山阴道士换鹅,也就是在创作。

        不管是自由书写,还是创作,都有一个临场发挥的问题。影响发挥的因素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在诸多因素中,精神因素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 。

        一、积极因素

        1、集中精力,心平气和

        蔡邕的观点得到后人的点赞,并反复强调。如欧阳询在他的《八诀》中说:“澄神静虑,端己正容,秉笔思生,临池志逸。”唐太宗在《笔法诀》中强调:“夫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孙过庭在《书谱》里分析“右军之书,末年多妙”的原因,就是因为王羲之人到晚年“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历”,所以他的书法才会“风规自远”。


 

        书法要达到先贤们所描绘的“无不善”、“临池志逸”、“契于玄妙”、“风规自远”的效果,必须要集中精力,心平气和,这确实是经验之谈。东坡先生云的“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米芾的“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讲的都是展纸弄翰时,不要顾虑、牵挂,心态要从容放松。这虽然是对书写最基本的要求,但真正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一个修炼的过程。

        2、偶然欲书

        很多人都遇到过偶然欲书情况,这种状态,如同面对大海、面对山川秀景,有种呐喊的欲望一样,不吐不快,不写手痒。其实偶然中也有必然,偶然欲书的欲望都是有诱因的。很多人面对洁白的雪地,往往都有书写的冲动。
 


 

        书史上“偶然欲书”的例子屡见不鲜。王献之闲逛时看到粉刷一新的墙壁,就来了书写的冲动。手边又没有笔墨,就找一扫帚,蘸着泥汁书写起来;还有一次,王献之去看望羊欣,羊欣还在睡午觉,见他衣裙洁白,忽来兴致,便悄悄的拿笔在衣服上写了起来。

        据记载,五代时的杨凝式,见墙壁白洁,总会欣喜若狂,引笔挥洒,且吟且书,壁尽方罢。天长日久,在洁白的墙壁上书写,成为他的一种书写习惯和爱好。因为他的书法好,洛阳寺院的僧人总是先将墙壁粉饰一新,旁置笔墨,但等他来。百年之后,黄庭坚到洛阳,还见到不少寺庙的墙壁上留有杨凝式的墨迹。遗憾的是,这种书写习惯,造成杨凝式只有很少的墨迹传世。

        张怀瓘在《书断》中说王献之“偶其兴会,则触遇遣笔,皆发于衷,不从于外。”“皆发于衷,不从于外”道出了偶然欲书时,能够收到特殊效果的原因。

        3、乘兴而书

        “兴致”可以打通心手,使心手无间,心手合一,心手双畅,为书写打下精神基础。“兴致”便是促使艺术家发挥水平的催化剂。孙过庭说,书写时如果达到“神怡务闲、感惠徇知、时和气润、纸墨相发、偶然欲书”这“五合”,便会“神融笔畅”。同时,他还说“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进一步指出物质方面的“时”和“器”,都不如精神方面的“得志”对书法效果影响大,强调精神的作用。

        著名书法家胡抗美曾说:“草书创作要‘乘兴’。乘兴肆笔,便成功了一半。兴是创作的欲望,是不书不快的激动。此兴半是疯狂半是静,可以酒助,可以情动,可以喜调,可以悲催,兴之极致,静在其中。兴越狂,越专注,笔狂心静,此为最佳创作状态。” “李白斗酒诗百篇”, 张旭、怀素酒后作书,借的都是“酒兴”;《祭侄稿》和《寒食贴》借的都是“情动”;王羲之的《兰亭序》,借“酒兴”,也借“情动”,更是乘兴的杰作。
 


        二、消极因素

        对于影响书写的消极因素,孙过庭总结了“五乖”:心遽体留;意违势屈;风燥日炎;纸墨不称;情怠手阑。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是怎么也写不好的。

        固然,真正的书法大家,靠的还是资学。即使这样,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也不是每书俱佳,一个人的作品,也被分为神、品、品等不同的品级。所以,书法家和文学家一样,都有其代表作。

        毛主席的题词,尤其是报头,往往书写数遍,从中挑取满意的。许多书法家遇到求字的,往往会说:“我写好了通知你。”都是为了以最佳的书写状态,写出最满意的字,无疑都是对己、对人负责任的表现。

        写字是写字,书法是意味。好的书法要有味道,有感觉,含不尽之意才美。所以字写得好看不是书法,字写得规矩、合范也不是书法。书法是写人,写人情,写人性。是写人的感受,写人的个性、写人对当时当境的表达,写每一次都真实存在的那一点微小的不同。这样就和诗理、艺理相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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