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的书、酒、诗
张旭（约675—759），字伯高，在“书法和诗歌达到无法再现的高峰”（李泽厚语）的唐代，他散发着墨香和酒香的生命，已化为后世攀登的风景。
♥ 草书里的艺术通感
张旭被冠以“草圣”的徽号，他那“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草书绝品，是如何修成正果的呢？张旭自曝是见担夫争道，而知笔意；又观公孙大娘舞剑，而得其神。这里，除了池水尽黑、退笔成冢的苦练之外，对书法，张旭说出了一个参悟的问题。
公孙大娘的剑器舞，今已坠为绝响。好在大诗圣杜甫曾亲睹过，他用诗再现了这雄妙而又神奇的剑舞：
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诗中，用“雷霆”般的“来”到“震怒”般的“收”……这一系列动作，不就是用剑在舞中国书法吗？虽然它们工具有异但道理则一。所以，反过来借用杜甫形容剑舞的诗句，来形容张旭的草书绝品，也未尝不可。
当然，书法之悟是一种高层面的思维活动，主旨是“提意取神”（金开诚语），而远非死板的描摹、克隆、盗版。苏东坡就曾以张旭为例，批评道：“学长史（张旭）书，日就担夫求之，岂可得哉？”意思是说：学书法之人因张旭观担夫争道而悟笔意，就竟向担夫“取”草书之“经”，无异于缘木求鱼般愚蠢——真若那样，担夫、公孙大娘岂不早成了“书圣”？但对一个有志的书家而言，怎样才能更得要领地参悟书法之神，创造出自己的书法精品呢？对此，金开诚先生指出一则叫“艺术通感”的方法，他说：“优秀书法家的‘创造想象’，除了广泛吸取各体、各派、各家书法的形象细节……还善于从书法以外的各种事物中吸取其因素，将其融入书法形象的创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借助敏锐的‘艺术通感’，才能感悟其相通之处而作出有效的吸取与融化。”并以张旭为例：“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有悟于书法，必然要借助于‘通感’。”
肚痛帖 唐 张旭
的确，一个优秀书家，他的心灵是开放的，并与大自然时刻互动、共振，能够“借助敏锐的‘艺术通感’”，从各种事物中“提意取神”，吸取有益的营养成分，并随时有机地反哺，变成自己的笔底风光。具体到张旭而言，看到牵引争道的担夫和公孙氏的剑舞，一下打碎了以往内心淤积的惯性，激活出一种全新昂扬的韵律，通过争道和舞剑似的笔墨形态，在纸上“迸发”出内心的情感，奔腾成一种全新的标本。对张旭这位以书法“终其身而名后世”的书家而言，生活的一切都是他书法的“催化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就直说其：喜怒窘穷，忧悲愉，怨恨恩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这里，草书成了张旭点活内心的精灵。
♥ 酒后疯癫书写真性
张旭艺术最高的成就是书法，时人称其为张癫。我认为，真正诱引他入“癫”状的是酒。当然，张旭将酒与书法是融为一体的，不但像“醉能同其乐”的宋人欧阳修一样，醒能著以文、醒能草书法，而且醉犹能草书法。其中，对张旭醉后挥笔的状态，《杜臆》一书说得比较细致：“张旭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唐才子传》也说：“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儒墨而书。”
由此可见，只有醉后“呼叫狂走、索笔挥洒”，甚至“以头儒墨”的张旭，才真正呈现“癫”状。对他来说，“空肠得酒芒角出”，想的仅是一支笔，“如流星”般挥出“惊鬼神”的绝品。甚至有时到了笔不待墨的焦渴程度，急得他以头发为笔，蘸墨狂书。对此动作，时人谓之“癫”，今人看来，真可谓是“行为艺术”的先驱。李白曾在《江上吟》中自述道：“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这何尝不是张旭的酒酣创作图。
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和李白一样，酒刺激了张旭的书法，当处于创作“泄洪”状态的他们，处于“相逢无纸笔”的尴尬，恨不得将自己化作一支笔，饱蘸狂狷的墨水，在尘世的宣纸上，“挥笔如流星”般一气呵成胸中的激情。从时机言，这才是创造的“癫疯”——巅峰状态。此状态若失，创造的灵感和激情也就退潮了，“清景一失后难摹”，“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所以，酒醒的张旭复观其“醉书”，“自以为神，不可复得”，也可见出酒中得来的神来妙笔，是匠人们终生也摹不出的。现代大画家傅抱石先生有一“往往醉后”的书画闲章，反映的也是对醉后作品的重视。可以说，酒神有时就是艺术之神，生生不息地为中国艺术造就血液。
清人刘熙载《艺慨》中说：“笔性墨性，皆以其人之情性为本。”一句话，“书法由来见性真”（陈独秀诗句）也。所以，张旭“脱帽露顶王公前”的那种力透纸背的草书，加以纵横的酒气和复归的本性，催发笔量的流动、恣肆、萦绕、牵引等；以大开大合、变化万千的整体态势，又加“疏能走马、密不容针”的精心布局，“意在笔先、笔在心后”的一气呵成，正是其艺术生命的完美体现。
♥ 诗兴人生 三才称奇
张旭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与贺知章、包融、张若虚齐名，并称“吴中四士”。可惜他所留传下来的诗作仅《山行留客》《桃花矶》《春草》《春游值雨》《柳》《青溪泛舟》六首，但这些诗的质量之高，与其书法一样名留后世。如：
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山行留客》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桃花矶》
春草青青万里余，边城落日见离居。
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容云间一纸书。
——《春草》
关于其诗，今人周啸天在《唐绝句史·绝句诗坛点将录》的著作中，按《水浒》中石碣天罡之数，将张旭喻为“天猛星霹雳火秦明”，并由衷赞誉张旭诗作“恬雅秀润，亦可称盛唐高手。”
金性尧先生更是特意将张旭的书法和其《山行留客》联在一起分析道：“他从担夫争道，歌女舞剑中获得书法的变化意蕴；又在‘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两句诗中，揭开了自然界的秘密。”随后由衷赞道：“他确实能把生活和艺术打成一片。”
但针对《山行留客》一诗，闻一多先生却认为此诗甚伪。他从风格上考察：“《山行留客》一诗近巧，不像盛唐浑朴作风。”原因还是与书法有关：“可能是后人学张旭草书题他人句而误编入张集的。”（《笳吹弦诵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这也从侧面首肯了张旭的书法。
总之，张旭这种借助于酒的发酵，而使诗书血脉贲张的如山成熟，已永成后世仰止并苦攀的高山。是啊，这么“恬雅秀润”的诗句，用“变化不可端倪”的草书写之；反之，这么好的草书，写出这么“恬雅秀润”的诗句；诗书合璧、相映交辉。同出一笔，同出一手，这么绝配的诗书酒三才奇人，古往今来能有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