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违背书法精神的“三长”？

        沃兴华：在现代书法史上，于右任始终是位备受关注的风云人物。尤其在中晚年间，他创造性地以碑入草，融章草、今草于一体，将碑学推向了碑草书这一碑学最高发展阶段。同时，凝心聚力首创“标准草书”这一书体，晚年又因偏向于章草，陷入争议中。于晚年局限于章草的“三长”，皆违背了书法艺术精神。

艺术家简介

        于右任(1879-1964年)，陕西三原县人。原名伯循，字右任，后以字行。笔名神州旧主、骚心、太平老人等，号髯翁。于右任自幼“读经史，学诗文”，早年深感清廷腐朽，因而写出《半哭半笑楼诗草》。1904年，遭清廷严令通缉，在乡伯李雨田救助下，潜逃上海。1906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后，从此投身于革命事业。1949年定居台湾，1964年仙逝。

        他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四大原则，倡导“标准草书”运动

        追溯20世纪的中国书法，早期，碑学走向成熟；晚期，强调书体创新。而在这两个时期中，于右任始终是一位备受关注的风云大家。沃兴华在《论于右任书法》一文中讲道：“早期，他是积极的实践者，开创了重、拙、大兼而有之的风格面貌，受到普遍的赞誉和推崇；晚期，他是主要的影响者，作为变法创新的榜样，作品被许多书法家和爱好者借鉴学习。”然而，就其书法发展，沃认为，于右任的书法艺术分三个阶段：帖学、碑学和草书。再进一步讲，即是于右任中晚年首创的“标准草书”。

        翻阅陈墨石(中国书画家协会副主席)为于所著的《于右任年谱》可见， “先生自十岁起，临帖至今未间断，功底扎实，书艺大增。此期间专写北魏碑帖，尤以写何绍基临《张黑女墓志》极为神似。”据沃兴华考证，从于有年款的最早作品《延长感事》名款来分析，其名字“右任”，与1921年名款写法已不同。翻看其1921年所书行书联《与明钦联》明显可见，“右”撇比横长，“任”已连写。“强调纵势与纵向连贯，属于帖学特征。”沃认为，这时，于的书体风格用笔放逸，结体开张，章法上大大小小，参差错落，磊落跌宕。他还进一步分析：“根据字如其人的说法来看，于早年以‘半哭半笑’为斋室名，后又奔走革命，出生入死，自称‘江湖侠士’,逞强使气的书风，如实反映他当年的精神面貌。”

        在跟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后，于对北魏碑志书法有了更深的认知。钟明善在《于右任的书法艺术》中说，“他(于)曾告诉友人，孙总理提倡魏碑，他也提倡，因为魏碑有‘尚武’精神。尤喜欢粗犷豪放有‘尚武’精神，甚至有几分野气的北魏碑志书法。”

        “然而，帖学与碑学，风格面貌和创作方法完全不同，要实现这种转变，不是一件易事。”沃兴华指出，中国书法史上有一个现象，大凡志士仁人、文化精英，遭受挫折时都会亲近书法，以书法来排遣愁闷，疗治精神创伤，于右任也逃不出这种宿命。1918年至1922年，于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与北洋军阀作战，悲观之际，他开始学碑法。访碑，临碑，则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于古都陕西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汉魏六朝石刻随处可见，促使他的书风向碑学转变。1921年间，据《于右任年谱》记载，“先生开始购置碑石墓志。”1924年至1927年间，于写了很多墓志作品。而《总理遗嘱》是他从魏碑走出贴学(楷书)的代表之作，书风跌宕独具的个人风格逐步形成。为了表现金石气息，于在用笔上追求纵横挥洒，自然跌宕。一如他所言：“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几经探寻，1928年后，其新的书体被创新出来。对此，沃兴华点评：“清以来，帖学大坏，碑学兴起，经过赵子谦、康有为等人在结体上横向取势，左右拓展字形，恢弘博大初现。而到于右任手中，他在前人基础上，又强调体势与结构造型，因不稳而产生拙朴的趣味，标志着清初逐渐兴起的碑学到此臻于极致。”

        1932年是于书法发展的又一转折期，沃兴华指出，有三件标志性的大事。一是《右任墨缘》出版，汇集了碑版行书的代表作品；二是，于认识王世镗(1868-1933年，天津人，著名章草书法家)兴趣从行书转向草书；三是，成立标准草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四大原则，倡导“标准草书”运动。从于1938年所书《文天祥<正气歌>》(六屏)可见，以标准草书写之，线条流畅，字形简约，结体开阔，从横势变纵势，是他的典型代表书作之一。“应该说，1932年至1949年，于右任的草书因为有这种追求而没有完全标准化，表现出一种强力的探索勇气、精进的发展势头和蓬蓬勃勃的生命气象。”沃兴华认为。然而，随着1949年，于右任到了台湾后，晚年书法的艺术遗憾亦随之而来。

        晚年选择上偏向于章草，并认为它有“三长”，而这三长恰恰都是违背书法艺术精神的

        于生前最后一任秘书胡恒先生说：“自1949年先生到了台湾后，直至先生仙逝为止，其书法再无太大变化了。”而后人在评定标准草书方面，争议亦未有停歇。姜寿田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书坛一直为沈尹默(1883年-1971年，浙江吴兴人。以书法闻名，民国初年，书坛就有“南沈北于”之称。)海派帖学所笼罩，碑学已被全面遮蔽。而于右任的碑草书及轰轰烈烈的标准草书运动几乎被历史忘却。

        于首创的“标准草书”，虽是站在极高的审美观来选定的“标准符号”，对于后学者在入门上难度降低，变得“有章可循”。但为何于的创新书体会落寞？沃兴华认为，晚年身在台湾，于的草书局限在了标准草书之内，即选择上偏向于章草，并认为它有“三长”(利用符号，一长也；字字独立，二长也；一字万同，三长也。)而这三长恰恰都是违背书法艺术精神的。如何理解？用祝枝山(明代四杰之一)所言解释或更贴切：“情有轻重，则字之敛疏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而于偏好于三长，或是给自己无形中定了个框。

        这一遗憾，于右任在暮年时分也是深深自知。1963年，他说：“延涛(刘延涛，1908—2001年，著名书画家、书法理论家)作我的年谱已成，我后段太不争气，年谱不生色，为世人所轻。”姜寿田亦有言，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也与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具有密切的关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他认为是于老远离大陆，偏居台岛一隅，对现代书坛失去影响力所致。

        (本文参照沃兴华《论于右任书法》、钟明善《于右任的书法艺术》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