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咋评价米芾的《面谕帖》
面谕帖 宋 米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面谕帖》又名《求致翟画王帖书》《职思堂帖》《浙干帖》,纸本,纵二十六点二厘米,横四十六点五厘米,该帖为翰牍九帖之一,为米芾给友人陈师锡之书信。曾为文徵明、董其昌、季彤、潘正炜等所藏。据徐邦达先生统计历代著录有《东图玄览编》卷三、《真迹日录二集》《吴氏书画记》卷五、《平生壮观》卷二、《石渠宝笈初编》卷二九、刻《三希堂法帖》第一五册等。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帖主要讲米芾向陈师锡询问翟院深的两帧山水以及丁承务手中的一纸草书。陈师锡(1057-1125),字伯修,时称闲乐先生,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历任监察御史、秘书省校书郎、殿中侍御史。清冯桂芬《苏州府志》:“陈师锡,元符二年(1099),由宣州改任(苏州)。三年(1100)五月,迁殿中御史。”也就是陈师锡在苏州的时间很短,且在崇宁二年(1103)陈师锡被贬至郴州。米芾在元符二年(1099)由涟水军使改任蔡河拨发运,这年基本是在江淮之地生活,离陈师锡还不算太远。故而能面谕且托其寻找所要之物是符合情理,此信的书写时间是元符二年(1099)至三年(1100)五月之间。在接此帖以后的另一帖《伯修帖》有“书则十月丁君过泗”之语,则为元符二年(1099)十月之后之书,且应未至第二年,所以是书应是元符二年(1099)年底所书。并非是崇年元年(1102)底,也并非是崇年二年(1103)。关于此中所提及翟院深之画,米芾《画史》中亦有所述:“宝月所收李成四幅,路上一才子骑马,一童随,清秀,如王维画孟浩然。成作人物,不过如是。”此处“才子骑马”图应该就是“秀才跨马”图,只是先将翟院深之作误为李成之作。对于李成,米芾是赞扬有加的,且对于其作品,以为存世真者甚少,由此能知宝月大师手中之物乃翟院深之作。在这里有一个描述画时的变化,就是有“才子骑马”变成了“秀才跨马”。米芾仰慕李成故以为是李成画时便是“才子”且“骑”马,后来觉得是翟院深之作,就变成了“秀才”还是“跨”马,顿时由雅变俗。当然这里我们不能怀疑米芾的鉴赏功夫,其在《画史》的评述就是“不过如是”,说明当时只是翟院深的画使米芾对李成的错误认识。再就是丁承务家的一件草书,有“来戏”二字,米芾曾在《宝章待访录》记述到:“王右军《来戏帖》右麻纸,六朝人所临写,旁注小真字数枚,复以雌黄覆之。在苏州故相丁谓孙景处,后以一万质于郓州梁子志处,故相梁适孙也。”《书史》亦记:“王羲之《来戏帖》,黄麻纸,字法清润,是少年所书。满一幅,其间数字难辨,六朝写经,褊字注之,后人复以雌黄涂盖,岁久胶落,字见五分。在丁晋公受绘像恩泽者。房下云:晋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见归,余即以其直取,君以与余往来议此帖。书粘于后,质于其邻大姓贾氏得二十千。盖意其可赎,今在贾氏十五年矣。”《书史》称《来戏帖》为王羲之少年所书,《宝章待访录》称为六朝人所临,而在《面谕帖》中则记:“有草书一纸”。此中也可以看出米芾认识《来戏帖》的过程。《宝章待访录》成书于元祐元年(1086),其记《来戏帖》被丁景以一万卖给了梁氏,《书史》称二十千卖给了贾氏。而《面谕帖》中有“今知在”,这是米芾多番打听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猜测米芾在此之间所打听到的有关《来戏帖》的消息可能是不实的,包括有人找米芾讨论此帖,也可能是某种推销手段。当然这里也有材料传世时出现偏差的可能,但是有此三次记录是不争的事实,米芾对此帖的重视也是不争的事实。
米芾此件作品,没有一字平正者,字字东倒西歪,全然有不经意之感,而清俊、洒脱涌于笔墨之间。所以苏轼曾评价说:“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而“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也便是对米芾的千古定评。
《面谕帖》释文:蒙面谕浙干,具如后。恐公忙,托鼎承。长洲县西寺前僧正宝月大师收翟院深山水两帧。第二帧上一秀才跨马,元要五千卖,只着三千。后来宝月五千买了。如肯辍,元直上增数千买取。苏州州衙前西南上丁承务是晋公绘像恩泽家秀才丞相孙,新自京师出来,有草书一纸,黄纸玉轴,间道有数小真字注,不识。草字末有来戏二字,向要十五千,只着他十千,遂不成。今知在,如十五千肯,告买取,更增三二千不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