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书法 | 金文艺术
金文书法按时代可分为：商代的金文、西周金文、东周金文三个历史时期。
（一）商代的金文书法
商代社会，敬神崇祖，金文作为祭祀礼器中祷告神祖的文字，其书法受到了神权社会意识的束缚，书家多重于传统艺术的表现。商代有铭青铜器宝贵的资源，可作为甲骨文书法的文字补充。目前，学术界把商代青铜器分为早期（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5世纪中叶）、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公元前13世纪）和晚期（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三个阶段。
商代早期及中期的金文一般一二字，多则四五字，多为族徽，文字如画，或多作肥笔，或若钢筋铁架，风格简略，体现出书画同源的本色，如商代早期的《目爵》（见图一）及中期的《天鼎》等。
商代晚期开始出现数十字篇幅的金文，如《戍嗣子鼎》（见图二）铭3行、30字，以及《小臣俞尊》铭等。金文简洁，古朴平实，虽无长篇章句，但字字恭敬，横、竖、曲、折规范不苟，运笔流畅，书契交融，反映出时人对上帝神祖的无限虔诚，常见瘦筋书体。
图一
图二
（二）西周的金文书法
武王一统天下之后，孕育着一场不可阻挡的新的社会、文化、艺术变革。其子周成王即位，决心创建一个和谐重光的社会。《史记》记载：成王“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在这样和睦颂声的环境下，书家的艺术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金文书体从瘦筋风格中解放出来，文学上有了重大突破，开始出现长篇铭文。
西周早期（武王、成王、康王、昭王）金文，结体瑰丽、雄奇恣放，字形及大小皆因体而施，书体自由，笔画雄健，颇有“宽可走马，而密不容插针”之势，出现了百余字的长篇铭文，如1963年宝鸡出土的《何尊》（见图三）铭12行，存119字。康王时金文又出现了分篇形式，如《大盂鼎》（见图四）的一篇铭文，右十行，左九行，二百九十余字，对称分列，为长篇金文的表现形式开创了先例。成康书风之变，推动了金文艺术的发展。
西周中期（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金文，字法严谨、结体周密，柔和圆润、笔韵连绵，行款有律，布阵气势宏伟。如《师虎簋》《墙盘》等。
西周晚期（厉王、共和、宣王、幽王）金文，是金文艺术成熟期，字迹端正、笔画匀称，纵横有度、疏密相当，厚实壮美。如周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见图五），又《毛公鼎》铭文32行， 497字，是金文中单器字数最多者。
图四
图五
图六
（三）东周时期（春秋、战国）金文，由于王室衰微、诸侯问鼎、争霸称雄，各国异文，诸侯王臣之器盛行。文化是国力的象征，齐、楚、秦、晋、吴、越、宋等强国都留下了各自不同书风的金文，时代造就了一代艺术书法大师，使金文艺术展示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其后七国殊轨，文字乖别。
春秋时期，中国书法史上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的鸟虫书，金文走向了美化变异。1978年河南省浙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是金文史上首次出现的鸟虫书，腹铭14行、84字。鸟虫书，也称“虫书”“鸟虫篆”，是沿用王莽时“六书”中的名称。从出土文物上分析，字间笔画中不只是鸟、虫两者，《王子午鼎》铭文中还发现了人形，这使我们对历史遗称的内涵有了新的认识。出土青铜器中还见有越、楚、蔡、曾、吴、齐、晋、宋、陈、徐等诸国的鸟虫书。秦金文宗周气息浓郁，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继承了周所兴之地的文化。秦金文书体，字画线条匀直、浑厚刚毅，书写规范，行款有律，字体大小一致，为后世铁线篆之宗，如《秦公簋》（见图六）。
战国时期，由于七国争雄，大量的兵器需求促使了冶炼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铸铁冶炼技术的进步和柔化技术的发明，能“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刀具的锋利和坚韧有了质的变化，使战国时期的金文中出现许多刻铭，锲者匠心独创，运刀自如，横竖参错，翩翩有姿，体现了时人巧夺天工的智慧。如1977年在河北平山中山王墓中出土的三器（见图七为其一），其中方壶铭文长达450字，堪称战国最长的金文。吴越兵器鸟虫篆，文字生奇，回翔动静，错落其间，如越王句践剑（见图八）金文铸铭，结构平正，为后世小篆所校宗。
图七
图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