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残纸：被时光掩埋的魏晋风度
残纸与孔侍中帖比较▲
今天我们就借着楼兰的简纸来分析一下它所包含的书法历史的演变。
一、曹魏末期至西晋前期木简书迹
楼兰遗书含纪年的简纸有魏“景元、咸熙”、西晋“泰始”等年号。晋武帝司马炎265年末废魏改晋，年号“泰始”，边远的西北地区信息不畅，仍沿用曹魏“咸熙”年号，楼兰简纪“咸熙二年、三年”者，即西晋“泰始元年、二年”（265、266年）；写有晋武帝年号的从“泰始二年”一直到“泰始六年”，另有少量西晋“永嘉”（307—313年）纪年残纸。
楼兰简纸文书里时代最早的木简之一——魏景元四年简（沙木738，263年）属较成型的行书字迹，其笔画较多规律性的行书化钩连，末笔具下引、牵发之姿，比如“景、索”下的“小”、“兼”下的“灬”连成“一”。其成熟的字形笔画等比稍晚几年的泰始年间简书并不逊色。
有“泰始”纪年的几件木简中，有些或出于一人手笔，如沙木725、728、729、735、736，孔木50、65等；纪年为“咸熙三年”的孔木51、64亦为同一人所书。这几件简书代表当时较典型的西北民间墨迹形态，它们走出早期楷、行书“多体混杂”的时代，其今楷、行书体态大致定型了，一望而知是行、楷书，而非东汉末那种既楷且隶的不成熟状态。
二、西晋后期残纸墨迹
自西晋初木简到西晋末残纸，仅越过40多年，但新体成熟脚步颇快，楷、行书构形的集体性转变大体完成。新体另一明显标志是字态一律左倾（单字左低右高）。西晋间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书写材质变化：简牍日渐退出，纸质渐成主角，楼兰遗书中，木简大多属曹魏及西晋前期之物。
三、楼兰西晋简纸与郴州西晋简牍比较
湖南郴州出土的西晋简牍时间为西晋惠帝（290—307在位）时期，与西北楼兰西晋简纸处于同期。
郴州西晋简以楷书为主，楼兰西晋简纸以楷、行为主。拿郴州西晋简与楼兰木简比较，它们楷化进程大体相当。
笔触上，西部书迹显得厚重，秃钝型笔画较多，郴州简则秀逸端庄。
结字上西部墨字各式各样、良莠不齐，郴州晋简则工整规范、今楷技巧似更熟练——这并非地区性演进的差异，而应归于书写技术上。
两种墨迹一处西北，一处南方僻蛮之地，相距不啻万里，然而两者对新体楷、行的表现可谓殊“法”同归，在楷、行技术表现上大体一致。
西晋间中原士人尚未大举南迁，各地新体的普及，一方面来自三世纪前叶中原士人新写法（如锺繇等）的辐射影响，另一方面归于社会实用书写对新体的自觉推进、发展。西晋时期，大江南北新体的进展程度大体相当，至少在永嘉之乱前如此。
四、西部残纸中的十六国前期墨迹研究
北方的十六国与江南的东晋处同一时空，东晋士人书法家的作品为后人津津乐道，庾、王、郗、谢氏等代表的晋人书法被后世追崇效仿，亦为帖学渊薮。
同时代的北方书写是什么样子？五胡乱华，战事频仍，国号变幻，十六国时期存留系统的、大宗的书迹较少，西北纸简书迹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北方书写的材料。
总起来看，楼兰纸文书展示的十六国前期墨迹，既有含有古意的写法，也有非常成熟的新体楷、行、草。将这些西北书迹和江南书法略加勘比后，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思考：
一是，南、北新体发展进程的一致性。此时期南北大分裂、大动荡，而字体演进仍然继续，南北各地文化乃至书写的流布互通并未真正中断。从东晋诸种墓志、二爨与北方碑铭的共通性，到敦煌遗书中数件王羲之《十七帖》临本（虽然时间较晚些），等等，表明南北书法的持续交融。
一般认为江左书体演进与书法行为依循常态、更代表主流和先进性，其实北中国未见得落后多少。
北方政权迭替频繁，似乎文事荒芜，但西北纸书墨迹告诉我们，这里书法发展同样持续不断，西北残纸与江左名家的诸多相似处足以证之，若得见十六国前期北方名家崔悦、卢谌（均活动于三世纪末到四世纪前叶）等，想必也是江北领新体风骚之属。如上所述，郴州、楼兰的西晋墨书何其相似，其楷、行的成熟度几近一致。新体的主导与古法的遗存，于南北各地都同样存在着，新体普及是大势。而铭石书系统属另一种情形，南、北方的铭刻完全承汉魏旧法，与手写体不能同日而语。
二是，时代风气大体一致，表现在构字、用笔、气息诸方面的一致性，这是书体演进历史与书写环境决定的，亦即说，在那个时代，不管是名门士人还是基层胥吏、平头百姓，他们笔下总含有近似的格调、情趣，包括笔墨技巧与作品气息。
陆机《平复帖》在楼兰纸书中能找到不少类似的笔触表现；《九月十一日纸》与王右军手札何等相似；
陆机《平复帖》
王右军《十七帖》，于沙纸929、孔纸31.8及一些习字纸中可找到近似草法；王珣《伯远帖》可以在《李柏文书》（橘纸538a）、《济逞白报》（孔纸7正）等作品中发现相似技法。
宋拓本《十七帖》
启功先生说：“至草书之奇者，如楼兰出土之《五月二日济白》一纸，与阁帖中刻索靖帖毫无二致，‘无缘展怀’一纸则绝似馆本十七帖。其余小纸，有绝似锺繇贺捷表者。”……后人所谓的“魏晋风度”，在魏晋南朝名家身上得以系统性体现，其实这种“风度”在西北残纸上亦能觅得，乃时代风气使然，与其说这是东晋名家书写艺术与精神品性的追求，不如说是文字书写特殊阶段历史规定性所决定的。
换言之，汉末魏晋字体演进的特殊情形，使新体逐步成熟，同时古体（篆隶等）并未彻底褪尽，新、旧元素并存于当时社会书写中，其特征反映在笔画和组构间，令字迹呈现着独特的气息。所以晋书“潇洒”韵致不止于士人名家，而具有时代性、普遍性，这在西北残纸中也嗅得出。
三是，名家的个性风格离不开社会基础。西北残纸显示了书写面貌的丰富多样性，其中不乏与东晋名家作品相近的样式——有的还早于江左名家时代。
名家技法与风格不是孤立突出的，他们一方面有其传承谱系，如锺、卫、王、羊等，另一方面不得忽略社会性书写的基础作用，如东汉末新体发展与同期刘德升、锺繇之间关系那样，个人与社会、名家与基层书写间相互影响、互为作用。
四是，社会书写间的差别，体现在用笔风格上（如粗厚笔触型，出锋显芒型，古朴型与雅逸型）、新旧体含量上、技术（高低）层面上等等。字体演进尚未彻底完成的历史阶段，不同书写群、不同写手笔下的墨书各不相同，因此也形成此期墨迹风格丰富多彩的局面。
五、楼兰残纸中的练字纸
楼兰文书中的练字残纸不少，绝大多数为纸质，时间大多为十六国时期，我们将这些练字纸做简要书体统计，统计显示其书体集中于今草、行、楷，隶书、章草极少，草、行、楷三体比例大体持平。练字纸说明当时人们练书习字之风非常盛行，而且大家主要在苦练新体楷、行、今草，亦可佐证新体流行程度。
同近期字体“新旧”间的差异也在习字纸上反映出来，这些纸书大多为十六国前期之物，时间间隔并不大，这种“新旧”之别实属个人书写技巧与习惯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