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法之“意”
2018-01-18 11:35:10 来源： 点击：
“意”在中国艺术中是一种传统的审美追求，它博大精深。宋书讲究的“意”是指个性、意趣，注重书家的主观因素，要“从心而发”，以“真意”“天趣”为高，从而将书法艺术的审美功能提到了第一位。
北宋初期的书法基本上延续唐代余波，已变唐书的健朗俊雄为雍容典丽，范仲淹、杜衍、徐铉、欧阳修等，皆承前代遗风而较少创造，但已崭露出些许宋人的尚意气息。如欧阳修书法之“笔势险劲，字体新丽”“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林逋书法之清瘦绝俗，等等，他们对于书法的爱好构成了由唐到宋过渡的审美意趣。直到北宋中后期的书法四家，即“苏黄米蔡”的出现，才使宋代书法形成了不同于唐楷的尚意之风，并成为一代之风气。
蔡襄在宋初最具声名，他在中国书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在唐末余风尚未消歇、宋书风尚尚未建立时期，楷书学颜体之端庄谨严，于体格恢宏中融以柔润淑美，行书则潇洒简逸，清瘦闲散，颇得晋人风韵而开宋书意笔。创造了一种“端严而不刻，温厚而不犯”的雍容娴静之美，从而在严谨的唐法和宋代自由意趣之间搭起了一道桥梁，成为身兼尚法和尚意两种艺术追求的关键人物，为两宋书法之始。
苏轼不仅是文人画的倡导者，亦是尚意书风的鼓吹者。他推崇“意”，认为任何书法作品无论书体为何，都有一个统一的“意”，只要抓住书之“意”，则真、草、隶、篆无不俱佳，即“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而“意”应从胸中自然而然地流出，不能刻意苦求，也即他所言：“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书初无意于佳为佳尔。”“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块也。”①而且在其书法创作中积极实践其理论，他的书法善取众长而自出己意，不为法所困，而独创新格。他的书法融合颜体之“丰肥”，李邕之“豪劲”，杨凝式之“纵逸”，柳体之“雄健”，化入二王之“风姿妩媚”及北魏汉碑的“宽博古拙”，开创了“刚健婀娜”“丰腴圆润”的“苏体”。如其《黄州寒食帖》系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所作，作者志存高远却屡受贬谪，又逢连日苦雨而百感交集，心情悲怆郁勃，遂提笔而书一气呵成。此帖点画肥重，体势宽博，圆劲而有韵味，随意命笔，书势随诗情而跌宕起伏，感情随笔势自然流出，情随笔韵，姿态横生，达到了尚意书法之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堪称书法抒情的上乘之作，因此，此帖被视为苏轼行书“第一”。
黄庭坚的书法长于行草，书法犹如其诗风奇拗，以画竹之法入书，标榜尚意创新。他特别重视书之“韵”，“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②。他认为苏轼的书法“当推第一”，就在于能以“韵胜”，由此可见黄庭坚把“韵”作为衡量书法艺术的根本标准。他认为具有“韵”的书法作品必须具备两个特点：其一是“笔少令韵胜”，“笔少”即苏轼所言“萧散简远”，实际上就是以虚代实，通过“笔少”来表现“韵多”；其二是在笔法上要沉着痛快，不假工巧。要做到以上两点，须从多方面入手，除了“意在笔先”和相关的笔墨工夫外，还必须从主体的审美心胸上做到两点：一是书法家要有学识和修养，“若使胸中有书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③；二是在创作心境上要“用智不分”，“不牵于外物”，“欲得妙笔，当得妙心”。而黄庭坚自己的书法创作也是积极践行其“以韵取胜”的主张，“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是宋四家中最富创造性的，他的大字行书凝练润爽、浑厚潇洒，有中宫紧结、四缘发散的特点，其大字草书行笔曲折顿挫，结体奇险流转，章法跌宕起伏，又多断笔和点子，给人险劲隽逸之感，其变古畅意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米芾工书善画，隶、楷、行、草皆佳，尤以行书为最。其字从晋唐出，但又超轶陈迹，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绝出笔墨畦径之外。他强调平淡与天真，与苏黄一同践行“尚意”书风。他自称其书为“刷字”，刷字“本出飞白运帚之义，意信肘而不信腕，信指而不信笔，挥霍迅疾，中含枯润，有天成之妙”④，由此可以看出其字运笔之劲健、迅速、率意、挥洒自然。苏轼称赞其书风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黄庭坚称“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如其《苕溪诗帖》运笔潇洒，结构舒畅，用笔圆润遒劲，结字因势生形，细观笔意似《兰亭》而又提炼出己意。此帖写于苕溪聚会，作者一时兴来，援笔而书，笔随意驻，意随笔到，从而使爽健、洒丽、超逸的意志在笔锋的任意挥洒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此外，米芾还有《蜀素帖》《复官帖》等作品，皆用笔古雅，结构遒媚，锋全势备，变怪多态，以其精深的书法造诣和突出的个性解放拓展出一片新天地。
北宋中后期比较著名的书法家还有蔡京、徽宗赵佶等等，特别是赵佶独创“瘦金体”，秀骨健筋，清朗遒丽，既有文人雅致，又含帝王之神。南宋书法家以学米黄居多，又直追晋人之韵，唐人之法，形成高远意致。由于偏安江南，时局所限，艺术更趋于精雅而缺少浑厚。但文人标立的“意”得到贯穿，如陆游、范成大、文天祥等等。
总之，在宋代文人书画中文人标立的“意”得以贯穿，从而在富贵精工的贵族审美趣味之外确立了一种闲雅淡逸的文人审美趋向，这不仅体现了宋代文学艺术的趋向，而且对元以后的创作也给予重大的影响。
蔡襄在宋初最具声名，他在中国书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在唐末余风尚未消歇、宋书风尚尚未建立时期，楷书学颜体之端庄谨严，于体格恢宏中融以柔润淑美，行书则潇洒简逸，清瘦闲散，颇得晋人风韵而开宋书意笔。创造了一种“端严而不刻，温厚而不犯”的雍容娴静之美，从而在严谨的唐法和宋代自由意趣之间搭起了一道桥梁，成为身兼尚法和尚意两种艺术追求的关键人物，为两宋书法之始。
苏轼不仅是文人画的倡导者，亦是尚意书风的鼓吹者。他推崇“意”，认为任何书法作品无论书体为何，都有一个统一的“意”，只要抓住书之“意”，则真、草、隶、篆无不俱佳，即“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而“意”应从胸中自然而然地流出，不能刻意苦求，也即他所言：“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书初无意于佳为佳尔。”“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块也。”①而且在其书法创作中积极实践其理论，他的书法善取众长而自出己意，不为法所困，而独创新格。他的书法融合颜体之“丰肥”，李邕之“豪劲”，杨凝式之“纵逸”，柳体之“雄健”，化入二王之“风姿妩媚”及北魏汉碑的“宽博古拙”，开创了“刚健婀娜”“丰腴圆润”的“苏体”。如其《黄州寒食帖》系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所作，作者志存高远却屡受贬谪，又逢连日苦雨而百感交集，心情悲怆郁勃，遂提笔而书一气呵成。此帖点画肥重，体势宽博，圆劲而有韵味，随意命笔，书势随诗情而跌宕起伏，感情随笔势自然流出，情随笔韵，姿态横生，达到了尚意书法之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堪称书法抒情的上乘之作，因此，此帖被视为苏轼行书“第一”。
黄庭坚的书法长于行草，书法犹如其诗风奇拗，以画竹之法入书，标榜尚意创新。他特别重视书之“韵”，“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②。他认为苏轼的书法“当推第一”，就在于能以“韵胜”，由此可见黄庭坚把“韵”作为衡量书法艺术的根本标准。他认为具有“韵”的书法作品必须具备两个特点：其一是“笔少令韵胜”，“笔少”即苏轼所言“萧散简远”，实际上就是以虚代实，通过“笔少”来表现“韵多”；其二是在笔法上要沉着痛快，不假工巧。要做到以上两点，须从多方面入手，除了“意在笔先”和相关的笔墨工夫外，还必须从主体的审美心胸上做到两点：一是书法家要有学识和修养，“若使胸中有书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③；二是在创作心境上要“用智不分”，“不牵于外物”，“欲得妙笔，当得妙心”。而黄庭坚自己的书法创作也是积极践行其“以韵取胜”的主张，“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是宋四家中最富创造性的，他的大字行书凝练润爽、浑厚潇洒，有中宫紧结、四缘发散的特点，其大字草书行笔曲折顿挫，结体奇险流转，章法跌宕起伏，又多断笔和点子，给人险劲隽逸之感，其变古畅意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米芾工书善画，隶、楷、行、草皆佳，尤以行书为最。其字从晋唐出，但又超轶陈迹，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绝出笔墨畦径之外。他强调平淡与天真，与苏黄一同践行“尚意”书风。他自称其书为“刷字”，刷字“本出飞白运帚之义，意信肘而不信腕，信指而不信笔，挥霍迅疾，中含枯润，有天成之妙”④，由此可以看出其字运笔之劲健、迅速、率意、挥洒自然。苏轼称赞其书风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黄庭坚称“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如其《苕溪诗帖》运笔潇洒，结构舒畅，用笔圆润遒劲，结字因势生形，细观笔意似《兰亭》而又提炼出己意。此帖写于苕溪聚会，作者一时兴来，援笔而书，笔随意驻，意随笔到，从而使爽健、洒丽、超逸的意志在笔锋的任意挥洒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此外，米芾还有《蜀素帖》《复官帖》等作品，皆用笔古雅，结构遒媚，锋全势备，变怪多态，以其精深的书法造诣和突出的个性解放拓展出一片新天地。
北宋中后期比较著名的书法家还有蔡京、徽宗赵佶等等，特别是赵佶独创“瘦金体”，秀骨健筋，清朗遒丽，既有文人雅致，又含帝王之神。南宋书法家以学米黄居多，又直追晋人之韵，唐人之法，形成高远意致。由于偏安江南，时局所限，艺术更趋于精雅而缺少浑厚。但文人标立的“意”得到贯穿，如陆游、范成大、文天祥等等。
总之，在宋代文人书画中文人标立的“意”得以贯穿，从而在富贵精工的贵族审美趣味之外确立了一种闲雅淡逸的文人审美趋向，这不仅体现了宋代文学艺术的趋向，而且对元以后的创作也给予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