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一种高尚美术，要从篆、隶、楷书入手，然后进入行草用笔，才有神韵。

         学书法不可不取法古人，亦不可拘泥于古人，就其爱好者习之，只要心摹手追，习之有恒，得其妙谛，即可任意变化，就不难自成一家。

         一切须顺乎自然。平时我虽也时时留意别人的字，如何写就会好看，但是，在动笔的时候，我决不是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你看，窗外的花、鸟、虫、草，无一不是顺乎自然而生，而无一不美。一个人的字，只要自然与熟练，不去故求美观，也就会自然美观的。

          我之作书，初无意于求工。始则鬻书自给，继则以为业余运动，后则有感于中国文字之急需谋求其书写之便利以应时代要求，而提倡标准草书。

          关于方法的问题，前代书家，他们都只讲理论，而不讲方法，所以我答复书法朋友们的询问，只讲“无死笔”三字。就是说，写字无死笔，不管你怎样的组织，它都是好字，一有死笔，就不可医治了。现在我再补充四点：

一、多读：

          写字本来是读书人的事，书读的好，而字写不好的人有之，但决没有不读书而能把字写好的。

二、多临：

          作画的朋友告诉我写字比作画难，我不能画，不知确否如此，但写好者确真不容易。童而习之，白首未工者，大有人在。所以前代书家毕生的精力所获成果是我们最好的参考。它不独可以充实我们的内涵，美化字的外形，同时更可以加速我们学习的行程。

三、多写：

          临是临他人的，写是写自己的；临是收集材料，写是吸收消化。不然，即使苦写一生，也不过是徒为他人作奴役而已。

四、多看：

          看是研究，学而不思则日久弊生。只临只写而不研究，则不是盲从古人就是盲从自己。所谓看，不但多看古人的，更要多看自己，而且这两种看法对古人是重在发掘他们的优点，对自己是重在多发现自己的缺点。

          我喜欢写字，我觉得写字时有一种说不出的乐趣。我感到每个字都有它的神妙处，但是这种神妙，只有在写草书时才有；若是写其他字体，便失去了那种豪迈、奔放的逸趣。

          二王之书，未必皆巧，而各有奇趣，甚者愈拙而愈妍，以其笔笔皆活，随意可生姿态也。试以纸覆古人名帖仿书之，点画部位无差也，而妍媸悬殊者，笔活与笔死也。

          故字中有死笔，则为偏废。世有以偏废为美者乎?字而笔笔皆活，则有不蕲美之美；亦如活泼健康之人，自有其美，不必“有南威之容，乃可论于淑媛”也!故无死笔实为书法中之无上要义。

           抄书可增人文思，而尤多习于实用之字。书法无他巧，多写便工。

          执笔无定法，而以中正不失自然为上。

          学我只求形似而不求神似，则为照猫画虎。

          学我勿先摹我，须临我学之各种碑帖，方可学好。

草书唐可期诗耕田鼓四屏

上图来自《中国书法》杂志

标准草书自序

           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然则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急务欤?

           吾国草书之兴，以草篆草隶为权舆。秦汉以来，其用日增，其法日进，其称日繁，约而言之，可成三系：

          一曰章草，解散隶体粗书之者也。其为法：利用符号，一长也；字字独立，二长也；一字万同，三长也。……汉张芝、吴皇象、晋索靖皆一时领袖。张书遗迹渺然，但可于两汉遗简，想见神采。皇象《急就章》，索靖《月仪》、《出师颂》、可谓章草范本。然全体繁难之字，简单化者不过十之三四，其于赴急应速之旨，固未达也。

          二曰今草，继章草而改进者也。其为法：重形联，去波磔，符号之用加多，使转之运益敏，大令所谓穷伪咯之理，极草纵之致者，最为得之。……以王氏(羲之)之多才，为风气之领导，景从既广，研讨弥笃，一字组织有多至数十式如阁帖所示者，创作精神之惊人，可以想见。或谓当时作家，自矜博赡，故生变化，以竞新赏；实则流传笔札，皆为试验之作，未及检定耳！陈僧智永，书真草千字文八百本，盖有志于统一体制，以利初学者。而唐以功令取士，干禄字书，应运以作。草书遂离实用而入于美艺矣！……

          三曰狂草，草书中之美术品也。其为法：重词联，师自然，以诡异鸣高，以博变为能，张颠素狂，振奇千载。《肚痛》、《自叙》，可为代表。一笔草、连绵草，古虽有之，而成系统，开脉流，实自此始。散氛埃于大地，而日：“挥毫落纸如云烟”，亦可异矣。然其组织之巧，用笔之活，于法理变化，多所启发，且如素师晚年合作，矩矆（左旁为矢）慎严，其贡献之大，唐以后作家，远不逮也！

          隋唐以来，学书者率从千文习起，因之草书名家多有千文传世，故草书社选标准之字，不能不求之于历来草圣，更不能不先之于草圣千文。一因名作聚会，人献其长，选者利益，增多比较；一因习用之字，大半已俱，章法既立，触类易通。斯旨定后，乃立原则：日易识，日易写，日准确，日美丽，依此四则，以为取舍。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隐为显，物无论其为纸帛、为砖石、为竹木简，惟期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

           吾国习称，文之善者日文豪，草之善者日草圣，谓之重视草书也可，谓之高视草书也亦可。故善之者，或许其通神，或赞其入道，或形容其风雨驰骤之状，或咨嗟其喜怒性情之寄，而于字理之组织，则多所忽略。非之者，又谓草书之人，技艺之细，四科不以此求备，博士不以此讲试，而于易简之妙用，则不复致思，此草书之所以晦，亦即草书之所以难也。今者代表符号之建立，经历来圣哲之演进，偶加排比，遂成大观，所谓草书妙理，世人求之毕生而不能者，至今乃于平易中得之，真快事也。

           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草书是中国最进步的文字，它是有系统的，有组织的，不是潦草的。

           文字只是人类思想的符号，以便利实用为主，不可再存草书通问为不敬的心理。

           草书重整，是中华文化复兴先务，古昔无穷之作者，多少精神贯注。汉简流沙，唐经石窟，实用臻高度。元明而后，沉埋久矣，谁顾?试问世界人民，超音争速，急急缘何故?同此时间同此手，且莫迟迟相误。符号神奇，髯翁发见，标准思传付，敬招同志，来为学术开路。

          方法果如何?每课识一字。中学倘毕业，不教可自致。古籍既易通，民众亦易使。一字可医国，医国有利器。往古数英贤，孰不爱草书。百工便实用，亦得补业余。东方有美人，娟娟相倚于。鸾翔而凤翥，评论实不虚。

于右任《草书吕子语轴 》纸本草书 138×34cm 南京市博物馆藏

释文：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若无愧于心。

款署：吕子语。少林先生正。三十七年二月，于右任。

论书散语

           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坐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决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犯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

           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因为自然之波澜以为波澜，乃为致文。泥古非也，拟古亦非也。无古人之气息，非也；尽古人之面貌亦非也。以浩浩感慨之致，卷舒其间，是古是我，即古即我，乃为得之。

           二王之书，未必皆巧，而各有奇趣，甚者愈拙而愈妍，以其笔笔皆活，随意可生姿态也。试以纸覆古人名帖仿书之，点画部位无差也，而妍媸悬殊者，笔活与笔死也。

            原名伯循，字右任，号骚心，以字行。陕西三原人。长期任职于国民党政府，管至行政院院长。但它作为书法家的名声，是乎超过了作为政治家的名声。他的书法艺术，一般认为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以魏碑为基础，写出具有强烈个性的行楷书时期；二是创立标准草书的时期。

总理遗嘱立轴（西安市文物局提供）

            于右任对魏碑下过很深的功夫。清代中叶以来，学魏碑而能出己意者，还是寥寥。他满带“碑味”的行草书，可以说是风格独具了。尤其是行书，中宫紧促，而结构多变。在一种看上去十分随便不经意的把握之中，获得一种奇绝的、从容大气的效果。

行书致青年寄语 135×32厘米

           于右任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是创立“标准草书”，于1932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了草书研究社。他广泛搜集前人的优秀草书作品，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干字文》，而后自己又手写一遍，刊印行世。

           标准草书的创立，目的在于使草书规范化。其实，草书是无所谓标准的，一标准就失精神。但初学草书的人，由此可以摸得一正确的门径。

          至于于右任自己的草书，笔画简单，形态优美。他基本上写的是不相连属的今草，但他的草书是由章草入今草的，在他的草书作品中，不时可以见到章草的笔法。在用笔方面，几乎笔笔中锋，精气内蓄，墨酣力足，给人以饱满浑厚的感觉。

延伸阅读：于右任 草书

于右任 草书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汉族，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于右任早年系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家，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中国近现代著名高校的创办人。

于右任草书五言联——“明月一壶酒，清风万卷书”

           民立报代部长，所以和许多国民党元老级的要人们都认识。但他最敬重的是大才子于右任先生，不仅在青年时代受其影响，并与之有过谈诗论词等多次交往，晚年时还和秘书田家英索要"已存"的于右任草书。于右任早年曾主编过思想激进的《民立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喜欢阅读此报，当时就知道了于右任的大名，对其很仰慕。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见面。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自然少不了与国民党重臣于右任共事。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于右任曾在一起畅谈诗词。1945年8月28日，毛泽

           草书《答安东客词》句东到重庆谈判，1945年8月30日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正好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时隔多年以后，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又见面了。1945年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说罢，于右任与毛泽

            于右任 草书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毛泽东与于右任都熟谙诗词，如果说能对古人的名作即兴拈来则不足为怪，可他们都能背诵对方的诗词，二人的学问之博，真令人不得不叹服。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试图抢夺钱财与人才逃往台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对文化名人的去留极为关注，其中就有于右任老先生。于右任虽然到了台湾，但毛泽东对他的书法却极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