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的书法教育

文/孟云飞

           教育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就越明显。 两晋时期的教育有官学、私学、家学三种形式，它们三位一体，互相补充，形成了这个时期教育的新格局，而书法教育是两晋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一）官学

           官学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建立的各种学校，两晋时期的官学不仅包括中央建立的太学、国子学及其他一些专科学校，还包括地方政府建立的各种学校。尽管两晋政权在官学教育上并不是很成功，但两晋的官学教育体制呈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冲破了“独尊儒术”的藩篱，先后涌现了史学、文学、律学、书学、玄学、道学等专科教育学校。虽然当时专科教育在形式、内容、规模上还都未形成完备的制度，开办的时间也不长，但确有极大的意义。两晋之所以出现这些专科学校，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社会需要各种专业知识和专门人才；其次是社会生活的丰富，必然会带来学术的多彩。两晋专科教育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就是书学教育。

          书学教育与文学教育、律学教育一样，也是两晋时期开办较早的专科教育之一，但两晋时期的官办书学教育主要局限于朝廷的有关机关。两晋书学专科教育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是由于这时纸张开始流行。两晋时期，造纸技术已经很高，纸张的流行为书法艺术的普及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二是由于朝廷大量抄录经籍的需要。多思潮多学科的学术氛围使各政府对书籍的拥有欲望更为迫切，抄录经籍的需要促使了官办书学教育的产生。西晋时期，“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 《南齐书》则记载：“晋秘书阁有令史，掌众书。见《晋令》，令亦置令史、正书及弟子，皆典教书画” 。其三，书法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两晋时期，字体的演变已经完成，书法艺术走向自觉。书法艺术引起人们的普遍兴趣，书法艺术的进步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在官学的书法专科教育中，书法和书法家取得了官方的正统地位。所以自此以后，对于书法专科中的学生来说，掌握写字是入仕的敲门砖，这就使书法教育在这种诱导下展开。但书法教育以社会的、仕途的需要，乃至帝王们的好恶来规定其内容，来调整自身的审美理想。因此，这种功利的书法教育构成了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的基本目的，即儒家的入仕思想。书法教育中如此强烈的功利目的，必然导致封建当权者垄断书法风格的出现，改变整个书法发展的过程。古代大多数文人以读书入仕为终生追求的唯一目标，“学而优则仕”正是读书人的美好愿望。书法教育必然为此服务，所以两晋的官学书法教育体制只是在客观上为造就古代书法艺术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在主观上，却是传授写字的方法，为统治阶级输送人才服务的；另外，由于官学“独尊儒术”的办学模式，使得书法专科的学生始终存在着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气度，特别是以儒家为主流的思想体系更是强调社会伦理方面的价值。所以说两晋的官学书法教育正是这样一种“重教化，助人伦”的典型，而不是纯粹弄技巧之事。

          尽管这样，但凡事应该一分为二，无论怎么说，两晋的书法专科教育在客观上对书法艺术的发展的确功不可没。官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统治人才，而我国古代的取仕制度的作用则在于选拔这种人才，二者相互联系。两晋时期由于采取的是“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使士族有了做官的基本保证，所以他们并不需要死肯经学，虽然王导曾经上书请求兴学，说了一大套正人伦，明五经的大道理，但贵族们所谈的、热衷于的是玄虚，就是学点经学也是为了掌握一些清谈的资料。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书法教育的功利目的相对削弱，不只是仕途的工具，而是发展成一种纯艺术的赏玩，表现出了书法家个人的性格特征，风格流派也日益繁多

（二）私学

         与“时兴时废，若有若无”的官学教育相比，两晋的私学教育却生机勃勃。在两晋近二百年的时间内，无论时局如何变换，私学的发展不仅是香火不断，而且在组织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社会影响等方面有着长足的进步。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急剧发展的社会需要。动乱的局势影响了官学的正常运作，社会发展的需要必然要求私学来填补这一空白。两晋的私学发展挣脱了独尊儒术的羁绊，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确定发展的重心。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办学形式的多样化，便成为这一时期私学发展的显著特征。长此以往，学术和教育的中心便转移到了私学。两晋的私学是依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者的学术专长多向发展的，在客观上对独尊儒术的官学体制起着一种瓦解作用，使两晋教育体制最终突破独尊儒术的藩篱。这个时期私学的兴盛和发展有以下特点：第一，私学的老师大都学识渊博，水平很高。许多私学的教师不但是当时的著名学者，而且有不少人本身就是著名的书法家，如学者王裒本身也是一位书法家，《晋书．王裒传》载他的门徒竟有千余人。第二，私学在两晋时期不但始终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它的覆盖面也广。与官学相比，两晋时期的私学在教学内容、学生来源、涉及的地域等方面都显示出覆盖面光的特点。

        书法教育中私学的形式和途径，除了蒙童教育外，培养书法专门人才都是采用以师带徒的方式，进行个别传授。这是中国书法家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方式，几千年来从未间断过。如锺繇、胡昭师刘德升为师；王羲之拜卫夫人为师等。史载中羊欣拜其舅王献之为师，《书断》云：“入于室者，唯独此公。”时人称：“买王得羊，不失所望。”这些都说明了私学在书法教育中的作用之大。

（三）家学

           家学也是私学，但它是私学的一种特殊形式，与前述意义上的私学相比，在生徒对象、单位教学规模、教学内容等方面二者都具有许多不同。家学的学生是自己的后代，而一般意义上的私学其生徒是社会上的莘莘学子；前者以家庭为基本教学单位，规模较小，而后者则无此限制。两晋士家大族兴起，他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地位，又使他们的家族教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第一，家族教育以儒学为主。如琅邪王褒曾说：“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如能修之，吾之志也。” 一个“崇”字，说明了儒学在王褒家世教育中的核心地位。第二，家族教育习染玄风。魏晋之时，玄学兴起，对士家大族影响颇深。所谓“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 正说明魏晋时以儒学为宗的门第教育逐渐习染玄风。第三，家族教育重视家世门风。如王羲之在与谢万书中说：“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 由此可以看士家大族何等重视出家世门风。

            两晋时期家学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对子女才学的培养。士族大家是社会中的贵姓，他们不但经济政治地位特殊，在门第教育中也传授高雅的知识与技能。书法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也是家族教育的重要内容。

            家族教育表现在才学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两个：一是识字启蒙教育，另一是家学的传承。

            古代社会儿童的启蒙教育主要是由家庭承担的，这在两晋时也不例外。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教育应该说是在文字产生才真正开始。文字的发明可以说是文化教育的前提，有了文字才能积累知识，提供学习材料。虽然在史书中极少介绍儿童识字教育的具体情况，但要教子读书首先得先过文字关，这是不言自明的。两晋启蒙教育的状况，只能从当时启蒙教材的发展来略作推测。据《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载，魏晋时流行的字书远比两汉丰富。汉代史游编写的《急就章》依然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启蒙教材，但在魏晋，这本书已经有了锺繇、皇象、卫夫人、王羲之、索靖等书法家的书写本，可见当时儿童识字是与练字结合在一起的。而众所公认的文字的产生即书法的开始，虽然这时期的书法仅是为了实用，还不能算作一门独立的艺术，或者说这时的书法还没有自觉的意识，但可以肯定这时的书法已开始有了美的追求，它与文字一样都同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中国文字如康有为所说：“皆以形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谐声略有声耳，故中国所重在形。外国文字皆以声为主，即分篆、隶、行、草亦声也，惟字用有形耳。中国文字，无义不备，故极繁而条理不可及；外国文字，无声不备，故极简而意义亦可得。盖中国用目，外国贵耳。” 正是因为此“用目的文字”，使它一开始就追求一种形的美，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中国书法艺术。它是最典型的中国传统艺术，好不夸张地说，书法艺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积淀了中国人的深层心声，凝聚了中国文化的内在基因。因此，在中国文化传统下造就的书法教育，同样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

            在两晋的家族教育中，除了玄学、佛学、道教、文学成为家学的新时尚之外，书法、医学、史学等也成为门阀士族的学术新追求。这些新时尚的流行，实质上是两晋社会发展需要在家族教育中的反映。也就是说，两晋的家族教育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过程中，也在多角度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重心。家学教育中的书法教育就是私学教育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更为普遍的教育形式。中国书法教育中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家族世传。书法艺术在家族世传的过程中获得充分的艺术个性化、风格化和流派化，并且家族世传培养了一代代的书法家，这些都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汉蔡邕把笔法 传其女蔡文姬，到魏晋卫氏书派、王氏书派等。翻开每一位书法家的传记，均可以找到其家学的渊源，这一方面是家传技法、书法教育传统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家庭文化教育的结果，可以说书法教育比其他文化教育的家学世传来得更普遍，更广泛，也更有生命力。两晋的家学书法教育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书家。唐代书法理论家蔡希综在分析了唐代及以前的书法界为何人才辈出时就曾说：“父子兄弟相继其能者，东汉崔瑗及瑗、弘农张芝及弟昶、河东卫瓘及弟恒，颖川锺繇及子会、琅邪王羲之及献之……！”

            两晋时期的教育其社会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是儒家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其次它为思想和学术的百家争鸣提供了前提；第三，它为这个时期的人才辈出提供了土壤。两晋时期、官学、私学、家学三种教育形式，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就有大批的书法家。教育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活动，它使一个民族的文化代代相传，它促成了一个时代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它为社会培养出各类人才。没有教育，便没有社会的建康发展，两晋时期教育的社会作用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书法艺术经历了以实用为目的的不自觉时期，大约到汉末至魏晋时期，由于政治的、经济的、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及书法自身发展的原因，使书法走向艺术化的觉醒，而最终成为一门可以抒情达意、最具民族特征、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质的艺术形式。发展到两晋，这一时期的教育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注：

1、《晋书》卷三九《荀勗传》。

2、《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

3、参见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之10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

4、《梁书》卷41，《王规附王褒传》。

5、《三国志．魏书》卷27，《王昶传》。

6、《晋书》卷80，《王羲之传》。

7、康有为《广义舟双楫》。

8、参见金开诚《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之420页。

9、蔡希综《法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