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的精神，已融入中国人的魂魄之中！

        楷书又名正书、真书。楷书的“楷”是楷模的意思。唐代张怀瓘《书断》称：“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意思是说，楷书是可作楷模的书体。楷书产生于汉末，吸收了隶书结构匀称明晰的优点，把隶书的波磔改为平直，把其形体的扁平改为方正，形成横平竖直的“方块字”。成为最受国人喜爱的书体。

        这种楷模作用还影响到人伦道德。中国古人一贯强调“作字先做人”“人正则字正”，在儒家看来，方正庄严、齐整大度的楷书已超出书法本身的意义，被赋予了“温柔敦厚”的人格象征和行为约束。
        楷书作为一种标准字体沿用了1800年左右。就其种类而言，分为小楷、中楷、大楷及榜书；就其演变而言，经历了隶楷、晋楷、魏楷、唐楷4个时期，分别标志着楷书的萌芽、成熟、发展和鼎盛。楷书作为书法五体极其重要的书体，1800年来，也同时承载着各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与文化气节。
        楷书萌生于汉末，初期的楷书，仍残留隶书的笔意，故名“隶楷”。史载汉末三国的书法家钟繇是楷书的创始人，他把民间流行隶书中那些方正平直、简单易写的成分集中起来，用楷书的横、捺笔画取代隶书的蚕头雁尾，并加入一些篆书、草书中的圆转笔画，使楷书初步定型，被后世尊为“正书之祖”。
        钟繇代表作为《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2007年我国发行的《楷书》邮票，首枚即为《宣示表》。《宣示表》共18行，字体宽博而扁方，仍留有隶书的笔意和体势，然点画之间已初具楷法。由于处在由隶入楷的嬗变过程中，自然流露出一种清新朴茂、古意盎然的趣味和来自篆、隶的遥远气息格调。

        钟繇与“书圣”王羲之并称为“钟王”。王羲之的书法学自卫夫人，而卫夫人又师承钟繇，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晋代沿袭汉魏余风，楷法渐趋成熟。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增损古法，大胆革新，脱尽汉魏以来的滞重用笔，把钟繇楷书中与隶书相近的横体势转化为方长体势，创出了妍美俊逸的新体楷书。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曹娥碑》以及王献之的《洛神赋》等为后世确立了楷书的审美定式。
        《玉版十三行》，其珍比玉昂

        王献之小楷《洛神赋》，内容为三国文学家曹植的辞赋名篇。原迹为麻笺本，入宋残损，南宋权相贾似道先得九行，后又续得四行，刻于似碧玉的佳石上，世称“玉版十三行”。后石佚，至明万历年间，在杭州西湖葛岭半闲堂旧址复得。清康熙年间入内府，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此石流入民间，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收购，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洛神赋》笔画秀劲圆润，结字萧散逸宕，顾盼有致，被誉为“小楷极则”。其楷书笔法不再带有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已是比较成熟的楷书作品。
        《爨宝子碑》，亦楷亦隶

        晋代是隶书向楷书的转换期，新旧杂糅，楷隶相参：有的以隶为体，参以楷法，隶多于楷；有的以楷为体，留有隶意，楷多于隶；有的则楷隶参半，亦楷亦隶，如被誉为“南碑瑰宝”的《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刻于东晋大亨四年（405年，实为义熙元年），为云南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爨氏仿效汉制而立。字体介于隶、楷之间，一些横画仍保留着隶书的波挑，但结体方整又近乎楷书，康有为评曰“端朴若古佛之容”。其立碑时间距王羲之辞世仅数十年，却与王羲之清雅俊逸的书风大异其趣。
        楷书在南北朝取代隶书成为正体。因南北分裂，书法亦分南北两派。北派书法，犹带汉隶遗型，笔法古拙劲正，书风质朴雄强，长于碑版；南派书法，为“二王”一脉，多疏放妍妙，秀美典雅，长于尺牍；据不完全统计，北碑有数千种之多，著名的如《龙门二十品》《张玄墓志》《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等。南朝禁碑，存世碑刻仅有《爨龙颜碑》《瘗鹤铭》等数十种。南北朝碑版既以魏为主，故统称为“魏碑”。

        张玄墓志，温润神韵

        《张玄墓志》刻于北魏普泰元年（531年）。墓主张玄，字黑（hè）女（rǔ），清代为避康熙帝玄烨讳，改称《张黑女墓志》。结体扁方，多参隶意。既有北碑俊迈之气，又含南帖温润之美；既承北魏神韵，又开唐楷法则，兼具众美，堪称魏碑中的极品。遗憾的是，此志原石早已不知去向，现存旧拓本为海内孤本。《张玄墓志》距今近1500年，可它的遗脉就在您的囊中夹内。大家熟悉的第二套至第五套人民币上的“公式”，就属于“张黑女体”。这6字为马文蔚先生于1950年题写，为汉隶和魏碑的变体。比对一下墓志中的“行”字，是不是形神逼肖？
        张猛龙碑，隋楷先驱

        《张猛龙碑》号称“魏碑第一”，明代金石学家赵崡评曰：“正书虬健，已开欧、虞之门户。”其用笔完全摆脱了隶书痕迹，开隋唐楷书之先河。
        隋朝统一中国后，楷书南北混一，既吸收南方清劲秀逸之书风，又融进北方朴茂雄浑之气象，《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以及智永《千字文》已十分接近唐人楷书。另外，传为智永的 “永字八法”和智果的《心成颂》，为楷书用笔理论和结构理论建立了法则。

        混一南北，唐楷先声

        《董美人墓志》清嘉庆年间出土，原石1853年毁于兵燹。董美人为隋文帝四子蜀王杨秀的爱妃，病逝时年方19岁。杨秀对其感情颇深，故撰文哀悼，刻为墓志随葬。细观此志，笔意精到细腻，点画清劲挺秀，堪称隋志小楷之冠。从字体面貌看，楷法纯一，隶意脱尽，已与晋人小楷、北朝墓志迥别。由于隋朝国祚短暂，楷书规范化不可能在30余年间完成，这一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唐代。
        楷书到了唐代，法度已臻完善，体势亦趋完备，很快达到鼎盛期。唐代楷书可分三个时期，初唐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基本沿袭“二王”书风，崇尚清瘦；中唐以颜真卿为代表，创新求变，以肥劲为美；晚唐以柳公权为代表，融颜、欧之长，自创新意，以骨力见胜。唐人尚法，最好的例证就是欧阳询。

        欧体楷书，楷法极则

        欧阳询是建立楷书典范最早的书家之一，他博采众家之长，以破胆夺气的勇气，创出唐楷新书体——“欧体”。其“戈戟森然”之笔势，主要受北派书风影响，同时兼容南派“秀骨清相”之气象，传世作品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皇甫诞碑》等。欧体规矩法度森严，被视为“楷法极则”，后世科举考试常以之作为标准书体，遂致千手雷同、千人一面，至明、清成了广受诟病的“台阁体”“馆阁体”。
        欧阳询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楷书创作理论，撰有《传授诀》《用笔论》《八诀》《三十六法》等，具体总结了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形式技巧和美学要求，为“唐人尚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颜筋柳骨 字如其人

        中唐的颜真卿和晚唐的柳公权并称为“颜筋柳骨”。颜真卿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自成一格，开创了雄强丰腴、宽博大度的“颜体”，传世作品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等。柳公权学颜又出颜，变颜体的肥壮为瘦劲，创立了法度更为严谨的“柳体”，传世作品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
        颜、柳的书法成为千古楷则，还与两人的精神境界不无关系。中国古人认为“字如其人”，宋朱长文《续书断》称颜真卿的书法“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指出其书品和人品的一致性。颜真卿一生秉性正直，从不阿附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颜真卿以社稷为重，亲赴敌营，晓以大义，凛然拒贼，终被缢杀。颜真卿的忠烈事迹，更加提高了他的书法地位。

        柳公权亦是“字如其人”的典范。据《旧唐书》记载，唐穆宗怠于朝政。一次，他向柳公权询问怎样用笔才能写好字，柳公权答道：“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为之改容，知道这是柳公权用书法之道来规谏自己。这就是广为后世传颂的“笔谏”佳话。
        印刷之源，进仕之阶

        有唐近300年间，涌现出众多的楷书名家，树立了楷书的范式和法度。到中唐开成年间（836年—840年），楷书的笔画和结构规范已经定型。唐楷为现代规范汉字奠定了基础，也为标准印刷字体提供了范本。现在常用的老宋体即是在欧、颜、柳三体基础上演变而来，并派生出书宋、报宋、标宋、宋体等诸多变体。
        唐代楷书整体水平如此之高，不得不归功于当时的科举制度。唐代实行“以书取仕”制度，选拔官员的标准为“身、言、书、判”，其中“书”的要求为“楷法遒美”。这就使得参加科考的士人必须苦练楷书，同时唐翰林院有侍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楷书在全社会得到空前的普及和提高。正如南宋洪迈《容斋随笔》所言：“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中的这句话，不仅阐明了文字传承文化的功绩，也道出了文字超越时空的作用。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地质层，记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根，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情节与思维方式；汉字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每个人的魂魄中，都融入了方块字的点、横、竖、撇、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