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显良｜从论书诗看清代初期碑学思想的萌芽

        事物的发展均有一个萌芽、发生与发展的过程，清代碑学书法的形成同样如此。宋代兴起的金石考证学，到清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对于出土的钟鼎、吉金篆刻文字的考证和传世碑版的研究，为书法找到了一条出路。清中叶以后，帖学衰微，金石大盛而碑派书法兴起，即康有为所说的“碑学之兴, 乘帖学之坏, 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不过早在明代，有识之士就已经有了对于碑刻书法的一些认知。虽然明代刻帖之风在继宋代之后大盛，帖学书法得到长足的发展，但随着清玩文化发展到高峰阶段，收集碑版拓片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明人对碑刻已有了最初的觉醒”，比如高濂即云：“吾人学书，当自上古。诸体名家，所存碑文, 兼收并蓄, 以备展阅。求其字体而纤轻如烟雾游丝, 使胸中宏博, 纵横有象, 庶学不窘于小成, 而书可名于当代矣。”这种“最初的觉醒”，无疑对清代碑派书法的产生具有积极的意义。尽管从流派史的角度来讲，碑学书法的产生比较晚，但在清代早期的论书诗中，即可以找到许多碑派书法思想萌芽的例子，证明清代碑派书法的形成确实渊源有自。

        一、 清初论书诗中对帖学的褒贬

        清代书法突破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笼，开创碑学，碑学书法家借古开今的精神和表现个性的书法创作，使得清代书坛呈现兴盛局面。不过清代初年依然是明代帖学书法的延续，顺治喜临《黄庭》《遗教》二经，康熙推崇董其昌书，乾隆尤重赵孟行楷书并刻成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出现一批取法帖学的书家。清初书家对待帖学的态度自然大多数都是感激和褒奖的，比如精于金石文史的著名学者朱彞尊即在《万岁通天帖歌赠王舍人》中对《万岁通天帖》不吝赞叹之词：“银钩虿尾细豪发，悬针垂露纷纵横。”大学士陈廷敬更是对王羲之刻帖大加颂扬：“刻石多有乐毅论，风格独让快雪堂。摩挲卷帙老将至，想象用意分豪芒……兵革未偃盛文藻，风流墨妙传两王。大令学书特纵横，右军作此严其防。庖丁游刃中肯綮，东野钩百看腾骧。金绳玉锁不受缚，天马脱辔群鸿翔。神光陆离势欲动，洛灵容与骖鸾皇。又如大海回波澜，珊瑚碧树枝柯长。”而对于能够精工细刻的勒石者也是非常尊重并给予高度评价：“顾生运刀如运笔，能将纸墨登玄石。胸中烂熟“二王”书，何论银钩与铁画。锋力所至疑有神，波磔纵横俱逼真。观者摩挲三叹息，人间绝艺推斯人。顾生橅勒真好手，细字如蝇大如斗。”

        然而，艺术是需要创新的，任何艺术不创新，就没有生命力。创新是艺术的生命，是艺术有所突破的标志，更是书法艺术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清初的书法家也很明白这样的道理，于是就不断有人对因因相袭的帖学书法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上文提到的大学士陈廷敬就敢于挑战古人甚至是书圣王羲之：“敢云逸少无臣法，只觉中郎有异书。”言语之间流露的是期冀创新的激动心情。吏部尚书宋荦在对《石鼓文》大力赞扬的同时也不忘对传统进行一番挑战：“临池学书眇虮虱，筋骨徒教夸颜柳。”再如吴雯的《论书答子文大尹》表达的同样是对于书法突破传统进行创新的渴望：“句曲论书已杳茫，江陵劫火更凋伤。参差昙□鹅群字，颠倒山阴狸骨方。拨镫微言宁石室，画沙真谛岂云阳。传疑传信须裁取，莫但随人筑道傍。”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帖学书法的传承问题，旧拓很少见或不可见，学习书法的人只有通过不断翻刻的刻帖进行学习，这样自然就与原作相差较远，这样的范本自然会引起书家的忧虑以及对于旧拓的怀念：“澄心堂纸廷珪墨，旧拓于今不可求。何事宣和遗恨在，一时还说太清楼。”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初书家对刻帖的问题开始有了较清醒的认识，重点自然就落在刻帖与原作比较相对“失真”的问题上。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的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在《项黄中家观万岁通天法帖》一诗中，虽然也称赞王羲之书法“王氏勋名自始兴，后人书法擅精能。江东将相传家在，翰墨风流天下称”，一面也将刻帖“失真”的问题提了出来：“枣木镌来波磔非，笺麻拓就戈铓失。”吴绮论书诗句“拓遍昭陵本，兰亭总未真”表述的其实并非是对《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关注，其真正关心的是刻帖“失真”问题。

        二、清初论书诗中对碑刻的评述以及碑学思想的萌芽

        与唐、宋、元、明各朝代相比较，清代书法最突出的现象，便是篆、隶书体和篆刻艺术的复兴、繁荣及其随之引发的碑学运动。清初，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金石考据之学逐渐兴起。汉魏南北朝碑刻的不断出土，使书法家的眼界大为开阔，碑刻上的文字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访碑寻碑以及收藏碑刻的风气渐开，碑刻开始成为人们搜集的对象和学习的范本。“我留鹿洞访古迹，夜以继日勤捜罗。”作为诗人的翰林院编修查慎行对碑刻表现出来的超常热情以及激切探寻的欲望，可谓当时文人与书家对碑刻的热爱心态的代表性写照。看碑读碑、爱碑购碑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渐渐兴起的时尚：“寄自临池呼酒后，快同驻马看碑时。”“何处购此最古本，字皆可识摩挲读。旧拓已苦缺百卄，此但漫漶十五六。峄山岣嵝不可求，此帖宝之同图球。”甚至连做梦，都能梦到古代碑刻：“古碑到孤梦，断文不可读。”

        清代书法对唐以前碑刻的重视、取法乃至碑学观念的萌芽，是从清初书家普遍热爱金石碑刻和涉猎篆隶创作而开始的。篆隶二体的复兴和成就既是碑学理论提出的依据，同时也为碑派书法的创作积累了实践经验。清初书家傅山是较早提出学书溯源篆隶的人，他说:“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随着金石碑刻的不断出土和被发现，对于篆隶碑刻的关注越来越多：“推寻法物周秦上，博古应嗤石鼓篇。”“看君用笔形交让，足比西京缪篆痕。”“片石不随钟簴改，精光奕奕射岳莲……此本宋拓缺仅十，一字可博一金钱。”于是清初的篆隶书法在晚明基础上有了新的进展，声势渐壮，实绩渐有可观。除傅山外，善于篆书或隶书的还有戴易、郑簠、王时敏、朱彝尊等。对篆隶书家的赞颂也变得不遗余力：“金陵郑簠隐作医，八分入妙堪吾师……自从鸿都石经后，工者疏密无定姿。任城学官阙里庙，罗列不少汉人碑。簠也幽寻遍摹拓，羲娥星宿摭无遗。合阳酸枣法尤备，心之所慕手辄追。”

        这种现象反映的是清初书家好古、复古的书法思想，而与元、明不同的是，这一复古思想最根本的不是追宗晋唐，而是上追秦汉甚至以上：“自言好古非雕虫，篆籀周秦足方驾。”“端严自可配白帝，奇古直欲追周宣。”在论书诗作者的眼中，这些碑刻上面的书法颇具“古法”，是可以拿来学习的：“谁书有道碑，古法蛟龙缠。”“溪边巨石见题字，小者径尺大擘窠。自然运用合古法，小技不算隶与科……谁能摹取置殿壁，细辨点画无差讹。”

        除了记人记事的实用功能之外，这些碑刻书法有的体势遒劲：“记人记事详复周，手书大字如龙虬。”“纪功非夸乃纪实，书法遒劲辞温醇。”有的使刀如笔，书法可爱，能够透过刀锋看笔锋：“上书大字八分格，画沙作势如刀锥……独有书法绝可爱，摹以玉板挥乌丝。”有的文字完好，光彩焕然：“岂如此碑垂千载，文完字好光皑皑……字兼颜柳存隶体，陈谏何人亦不灰。”对于好不容易弄到手的碑刻拓本，清初书家更是爱不释手，并感受到它的墨气与势态。有的赞其点画完好，坚劲古拙：“公此石本得何所，点画完好无瑕疵。圆方古匾体皆备，挑劲如折刀铍……何况此本缺仅十，纸新墨古神不磨。虎爪攫拏气郁倔，苍虬铁屈枯枝柯。”有的赞其方折纵横，体势飘举：“商丘先生雅好古，得此善本识鉴精。纸新字完少缺画，嗟余一见心魂惊……虎螭攫拏凤飘举，长翎修鬛摩鹏鲸。规连珠树矩泄玉，圆流方折随纵横。”对碑刻的赞扬之声飘荡在清初的书法天空不绝如缕，辞藻华丽铺张，令人唏嘘不已。由于年深日久的缘故，使得一些碑刻已然受到风雨剥蚀，清初书家却依然能够看出其书点画结构奇骏遒丽：“土花蚀后文留识，上有长生未央字。龙拏凤攫结撰奇，肉厚肌疏形体异。”即使是那些字迹已经无复锋铓的碑刻，有名也好无名也罢，甚至是断碑残碣，在清初书家那里也是那么的天真可爱，妙不可言：“妙迹多完阙，天然反失真 。销亡关世代，洗刷见精神。拓处悬崖险，装来断墨新。正从毫发辨，半字亦先秦。”连书法中最重要的笔法也可以不必苛求：“破冢不须求笔法，牙签捡出翰林经。”

        在刚刚兴起的这种喜碑爱碑时风中，文人和书家的眼睛有时会被新奇所蒙蔽，正常的审美思维会被风气偶尔阻断，显然是渴求新鲜事物、急需创新求变的急迫心态所导致。联想到康有为在碑学理论巨著《广艺舟双楫》中的那句“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竣宕，拙厚中皆存异态”，就会明白任何理论的产生发展直到成熟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碑学理论也是如此，早在清初碑学思想就已经萌芽生发，直到清末才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蔡显良｜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暨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艺术学分委会主席。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院特聘研究员，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书法作品曾参加全国各类展览并被相关机构收藏。在各级专业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曾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优秀作品奖、第四届兰亭奖二等奖、第六届全国书学讨论会二等奖、广东省第十届鲁迅文艺奖、广东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暨南大学第三届本科教学校长奖等奖项。著有《宋代论书诗研究》《康有为》《二十世纪中国绘画赏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