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千年的传拓技艺，他为大克鼎秦公镈“留影”

        固定好器物，覆上一层宣纸，谢海元右手用扑包沾墨，迅速而有节奏得落在纸面，力度适中，墨色匀称，隔着纸面似乎都能听到哒、哒、哒的节奏感。
        2009年从上海博物馆退休之前，谢海元每天都要重复类似动作。他在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工作39年，经他手传拓的青铜器、玉器、钱币等文物难以计数，为国宝大克鼎、大盂鼎、秦公镈等青铜重器留下了珍贵的文物拓片资料。

        上海博物馆在各类展览和出版物中使用文物拓片已经成为惯例，其馆藏文物拓片资料库就是在谢海元等几代人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
        跟随马承源踏遍半个中国，习得青铜传拓技艺
        谢海元1975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进入上海博物馆青铜部，从事青铜传拓工作。
        金石传拓在中国有着1000多年历史，是把纸覆盖在器物的纹饰、铭文上，将其拓印在纸上的技艺。拓片对于学术研究、辅助展览都非常重要。 上海博物馆原青铜研究部主任周亚介绍说，现在能够看到古代两汉、魏晋、唐宋时期的很多碑文石刻，一些石刻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但因为有了拓片的技术，这些资料因之都保存下来。
        进入上博之后，谢海元师从李鸿业，万育仁等老先生学习传拓技艺。据谢海元介绍，传拓技艺毕竟还是“冷缺门”，上海博物馆师徒相授三代传承，从第一代李鸿业、万育仁到第二代谢海元、韦志明再到第三代谢海元带出的徒弟李孔融，总共也就5人从事过传拓工作。而今承担起上博馆藏文物传拓工作的只有30岁出头的李孔融一人，谢海元退休多年，李鸿业、万育仁、韦志明已相继离世。
        “对于这项传统技艺，师父能教的只是简单技法，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平时锻炼摸索。”谢海元回忆说。在他入馆没多久，带他的师父李鸿业就退休了。不过幸运的是，在1980年代初，他得以跟随在青铜器专家，当时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身边，去到各地青铜器出土大省考察，从甘肃、陕西、山西……一待就是一个多月，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七八十年代，外省的博物馆都愿意让上海过去的专家去拓他们的馆藏青铜。”谢海元说。还有一次，他跟随马馆长去北京故宫博物院，对方的文物不能随意出馆，谢海元就在故宫的小房子里待了好几天，直到传拓工作全部完成，把拓片带回上海。
        回顾自己的学艺经历，谢海元总结说，“关键就是在实践中学习”。别看传拓工序讲出来就几句话，练上三年只能算初学者，六年能独立操作。现在社会上喜欢传拓的人越来越多，可能只会一两个门类，想要练就青铜、玉器、瓷器、碑帖、甲骨、钱币……各个门类全能，那起码得十年功。
        言不在多，在于手上功夫
        谢海元话不多，尤其是器物、传拓工具一上手就完全专注其中。谢海元说， 金石传拓技艺流程主要分为四道工序：准备工具、上纸、上墨、托裱。他给我们演示了传拓技艺中最为关键的上纸和上墨两道工序。
        “第一步要裁纸，把纸张裁成器物大小；第二步将裁好的纸覆盖于器物表面，用湿毛巾按压湿纸；第三步是挑皱，把皱纹挑平。最后盖上吸水纸，拿鬃刷刷干以后就可以上墨了。”谢海元说，听上去似乎很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更困难。比如挑皱就是其中非常繁琐的一个环节。
        “有些器物弧度较大，表面纹饰比较繁琐，覆上纸以后会出现比较多的皱纹，如果不把皱纹挑平就上墨，拓完裱平时就会出现一条条白色。”谢海元曾经花了20个小时去拓一件从宝鸡出土的秦公镈。但由于它体量大，纹饰多，光挑皱就花了15个小时，上墨花了5个小时。这件器物成为谢海元传拓生涯中费时最久的器物之一。
        上墨它也有讲究。上墨之前，谢海元拿出用了几十年的砚台，往上滴了几滴水，拿半截子墨锭磨几下墨，开始用扑包沾墨上墨。一下一下，原本洁白的宣纸上，墨色渐显，纹饰越来越清晰。不时得他还要拿沾了墨的扑包在舌头上点一点，占点唾沫，继续上墨。旁人看来甚为惊讶，他却丝毫不以为然，多少年来他的肚子里肯定吃下不少墨水。
        “第一层墨需淡而匀，等第一层墨干之后，开始上第二层墨，第二层拓好后等干再上第三层。”谢海元说。当被问及师父和徒弟做的活，区别体现在哪里？谢海元表示，”跟我的徒弟相比，我力道掌握得好一些，可能只要上两层墨就差不多了。”“拓片好坏主要就是看墨色，好的拓片墨色均匀，字口与纹饰清晰有力”。
        为国宝重器“留影”不留名
        谢海元家的书房，各类学术著作和展览图录放满了整一面墙。随便取出一本书，翻开，都有他的作品，有青铜器、玉器、陶器、钱币、甲骨……从立体到平面，纤毫毕现的纹饰、黑白分明的色彩，像一帧帧小型艺术品。但是他的作品从来没有单独辑过集子出版，甚至都不曾保留过一张拓片。
        他的夫人评价他“老实、本份，一投入工作就把什么都忘了，经常拓到半夜回家。”
        2004年，分离近半个世纪的大盂鼎、大克鼎相聚在上海博物馆的展厅，谢海元得以同时为两件青铜重器大盂鼎、大克鼎做拓片。很多人都希望能有一件大盂鼎或大克鼎的拓片欣赏或研究，但是文物都是不能多拓的，“拓的多了对纹饰也会有损耗，大克鼎我就拓过一次， 其它一般我们拓完以后就放着了，不拓了。”
        60岁退休以后，谢海元又被返聘在馆里多留了5年。金石传拓，虽是一项籍籍无名的工作，却无可取代。拓片能够清晰完整地反映文物原貌，是文字记录的重要补充，大到各种金石类图书出版物，小到各类展览的解说图板，都需要用到拓片资料。“这项工作电脑不能替代，只能手工完成。”退休后，他把手艺留给了唯一的徒弟，李孔融现在是上海博物馆唯一的传拓师。
        今年，上海博物馆的金石传拓技艺正在申请第六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经过谢海元师徒三代的传承和发展，上海博物馆的拓表技艺，在手法上具有精致、细腻的特点，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海派传拓艺术风格，具有很强的观赏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