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看了《灵飞》墨迹，才懂得石刻与墨迹的关系是怎样
也难把墨迹中最重要的活气显示出来，
不但《灵飞》墨迹与刻本有别，
一切石刻都与原写墨迹有别。
看了《灵飞》墨迹，可以一豁然心胸。
懂得石刻与墨迹的关系是怎样的。
不致再把死板刀痕，
看成毛锥所写的完全效果。
《灵飞六甲经》是一卷道教的经，在明代晚期，发现一卷唐代开元年间精写本，它的字迹风格和砖塔铭一派非常相近，但毫锋墨彩却远非石刻所能媲美。当时流入董其昌手，有他的题跋。海宁陈氏刻《渤海藏真》丛帖，由董家借到，摹刻入石，两家似有抵押手续。后来董氏又赎归转卖，闹了许多往返纠纷。《渤海》摹刻全卷时，脱落了十二行，董氏赎回时，陈氏扣留了四十三行。从这种抽页扣留的情况看，脱刻十二行也可能是初次抵押时被董氏扣留的，后来又合又分，现在只存陈氏所抽扣的四十三行，其余部分已不知存佚了。
《灵飞》本身的书法，在唐人写经中，允推精品，试用敦煌所出那么多的唐人写经来比，够得上《灵飞》那样精美的，也并不太多。在清代科举考试的标准，书法的优劣，几乎与文章的优劣并重，所以它又成了文人士子学习小楷的极好范本。于是《渤海》初拓遂成稀有珍品。原石又因捶拓渐多，不断泐损，随着出现了种种翻刻本。《磁蕙堂帖》翻刻的笔画光滑，又伪加赵孟烦跋，在清代中期曾成为翻本的首领，事实却是翻本中的劣品，和《渤海》的原貌相离更远。
嘉庆中嘉善谢恭铭得到陈氏抽扣的四十三行，刻入《望云楼帖》，刻法比《渤海》不同。不但注意笔画起落处的顿挫，且比《渤海》本略肥。凡是看过敦煌写经的人都容易感觉《望云》可能比较一逼真，而《渤海》可能有所目失真。
这四十三行在清代后期归了常熟翁氏，从影印文恭公同和的《瓶庐丛稿》所记中，得知在翁家已历三代。文恭的玄孙万戈先生，前几年来北京，欢然互叙世代交谊处，我第一询问的即是这四十三行，万戈兄慨然以摄影本见赠，还亲自抄录了陈氏累代的题语和文恭的若干条跋记。庐山真面入目以后，才真正看出唐人的笔法墨法，始知无论《渤海》、《望云》都一样走了样．尤其墨彩飞动的特点，更远远不是石刻拓本所能表现万一的。这次万戈先生把它交给《艺苑掇英》，发表，使这四十三行《灵飞》，真面目与世相见，实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
我所说的重大意义，不仅只是广大书法爱好者得见著名的唐人真迹这一方面，更有意义的是翁万戈先生除拿出《灵飞》外，还把家中世藏珍品，加上自己历年收集的，一同印出与海内外同好共赏，岂不堪称一件无私的盛举！
从《灵飞》的书法论，它那秀美中有古趣的风格，舒展中有团聚的结体，平易中有变化的用笔，都已把唐人书法的特色表达无余。此外对学书者有更重要的启示两端：
一是明白了任何精工的石刻，也难把墨迹中最重要的活气显示出来，这可譬如看乐谱上排列的音符，即使是记得再细的，把主旋律外的各个装饰音都写上去的，也不如听一次演奏。这不但《灵飞》墨迹与刻本有别，一切石刻都与原写墨迹有别。看了《灵飞》墨迹，可以一豁然心胸。这项启示的价值，又岂止在欣赏《灵飞》一帖为然？它有助于学书者临习一切石刻时，懂得石刻与墨迹的关系是怎样的。不致再把死板刀痕，看成毛锥所写的完全效果。
二是自从《灵飞》刻石行世后，对于清初许多书家，都起着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清朝一朝。直到包世臣出，奋力提倡北碑，唐碑派和《灵飞》的势力相对的有所减弱，但在科举废止之前，考卷的领域中，这种影响还没有全被北碑所取代。这里要附加校正说明的：清代馆阁卷折吸取《灵飞》刻本的一个侧面，并不减弱《灵飞》在书法真谛上的地位。到今天真迹出现更可一洗把《灵飞》与馆阁卷折齐观的误解。
清代中期陆续有少量的唐人写经墨迹出现，书家对这种墨迹的重视，也逐渐加强。例如王文治得律藏经，屡次谈到印证其笔法。成亲王、吴荣光也屡次题跋赞赏一个分了许多段的《善见律》卷。这些写经墨迹，也曾被摹刻在几种丛帖中。但它们的声威，都不及灵飞的显赫。原因何在，当然《渤海》】传播的既久且广是一个因素，而仔细对校那几种写经，它们的风采变化，确有逊于《灵飞》处。即在今天，拿敦煌所出、日本平安朝所遗的写本来与《灵飞》比较，《灵飞》仍然可以敢当那一比，而不轻易出现逊色。那么这四十三行经得起多方比较的杰出艺术品，在今天印出，我都替那位无名英雄的书手，感觉自豪。
世间事物没有十分完美无缺的，看这四十三行，总不免有不见全文的遗憾。但从另一角度看《渤海》也不是真正全文，它既无前提，也不知它首行之前还有无文字，中问又少了十二行，也是较少被人注意的。如从“偿鼎一脔”的精神来看这四十三行，字字真实不虚，没有一丝刀痕石泐，实远胜于刻拓而出的千行万字。而《渤海》所缺的十二行，即是这四十三行的最后十二行，拿它与《渤海》全本合观，才是赏鉴中的一件快事。
至于什么钟绍京书等等臆测之论，实是自古鉴赏家的一项通病，无款的书画，常要给它派一个作者，有的在卷外题签或在卷后跋中指定，这还不伤原迹；有的即在卷内添加伪款，破坏文物，莫此为甚。《灵飞》从元人袁桷指为钟绍京后，明、清相承，有此一说。至今若干唐人真迹已为世人共见，那此一推测已无辩驳，而古人所见不多，有所揣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