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美术馆何以拥有全美第一的宋元绘画收藏

        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是北美大陆最早收藏东亚艺术的博物馆，其馆内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以早期绘画、佛教雕塑和陶瓷而闻名，并拥有全美第一的中国宋元绘画收藏，唐代张萱的《捣练图》、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都收藏在此。这一成绩是如何形成的？
        波士顿美术馆1890年成立东亚部，1894年举办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绘画展，如今，这里收藏了中国和日本绘画5000余幅。有10个中国文物陈列室。一个多世纪以来，由冈仓天心、方腾（Jan Fontein）、吴同和白铃安（Nancy Berliner）等研究人员共同奠定了高品位的亚洲艺术馆藏和对中国艺术隽雅风格的坚持与追索（本文为上海书画出版社《帝王巨观：波士顿的87件中国艺术品》中的专文）。
        18世纪，新英格兰和中国之间贸易频繁，大量中国陶瓷、家具、装饰艺术品和壁纸因此流入新英格兰。这些艺术品大多数是专供出口的外销品，它们是研究西方装饰艺术发展的宝贵材料。不过，从事中美贸易的企业家对中国经典艺术品的收藏和鉴赏很少涉足。
        到了19世纪末，波士顿出现了以爱德华·西尔维斯特·莫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威廉·斯特吉斯·毕格罗（William Sturgis Bigelow）、欧内斯特·弗朗西斯科·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为代表的日本艺术爱好者群体，这使得波士顿成了美国顶尖的亚洲艺术研究中心。他们对日本艺术的兴趣源自1876年在费城举行的美利坚独立百年展。日本艺术品在这次展览中大放光彩。与日本艺术品相较，参展的中国艺术品绝大多数是外销画和外销瓷，它们的陈列方式也问题重重，这使得中国艺术品赢得的关注度远逊于日本艺术品。
        莫尔斯是一位动物学家、考古学家、作家和日本陶瓷收藏家。从1877年起，他总共在日本生活过两年半的时间。费诺罗萨于1878年来到日本，并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哲学。家世显赫的比奇洛是一位医生，他第一次访日的时间是1882年。他们收藏了数以千计的日本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最终都进入了波士顿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以这批藏品为基础，组建了举世闻名的日本艺术品收藏。
        1894年，波士顿人首次接触到中国经典绘画。时任波士顿美术馆主任的费诺罗萨组织了一次京都大德寺藏南宋佛教绘画展。费诺罗萨和未来的波士顿美术馆董事登曼·沃尔多·罗斯（Denman Waldo Ross）以及著名鉴赏家、艺术商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一同参观了这次展览。贝伦森记录下了他们的欣喜之情：“这些画的构图……和最伟大的欧洲绘画一样简洁完美……我为之倾倒。费诺罗萨在看画时激动得浑身颤抖，我自己也神魂颠倒……罗斯这个小个子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乐不可支。我们泪流满面，不停地戳、掐对方的脖子。我从未有过这样的艺术欣赏体验。”
        展览后，为了筹措修缮资金，大德寺将十幅展品卖给了波士顿美术馆。在这次大手笔购藏后不久，费诺罗萨就离开波士顿美术馆回到了日本。1912年，他出版了《中国和日本艺术的时代》（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一书，此书是许多西方人了解这一领域的入门读物。这部著作使得费诺罗萨对中国艺术品收藏的影响经久不衰。
        毕格罗对波士顿美术馆日本艺术收藏的贡献有目共睹。他藏有数百件中国玻璃艺术品和螺钿漆器，并将其中的绝大多数藏品捐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1903年，在从香港前往新加坡的客轮上，他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了购买这些漆器的事。他说：“我得到了一批一流的螺钿漆器。其中既有中国货，也有日本货，它们的年份早至明代，晚至当代……除了我们馆之外，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螺钿漆器系列收藏。”
        费诺罗萨的继任者是冈仓天心（Okakura Kakuzō）。他之前是波士顿美术馆的顾问，后又出任亚洲艺术部主任。冈仓天心的父亲是一位富裕的丝绸商人。作为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日本人之一，冈仓天心在东京帝国大学受业于费诺罗萨。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包括《茶之书》与《东洋的理想》在内的冈仓天心的著作点燃了西方人对亚洲文化的兴趣。他最为著名的观点是“亚洲一体论”，这是泛亚洲主义的早期表现。从1904年受聘于波士顿美术馆到1913年逝世，冈仓天心在持续购入日本艺术品的基础上，将工作重心调整为通过收藏中国顶级文物来建立东亚艺术品收藏。在这9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外甥早崎幸吉（Hayasaki Kokichi）的陪同下在中国收购艺术品。
        民国时期的中国动荡不安，许多古迹在这段时间中灰飞烟灭。早崎幸吉为我们拍下了众多中国古迹原貌的照片，他还是波士顿美术馆在中国的代理人。在冈仓天心和早崎幸吉的协作下，波士顿美术馆购入了大量经典藏品。冈仓天心痴迷于道教，常常身穿道袍活动，他购买了许多出色的道教塑像。他还为波士顿美术馆购入了马远册页《柳岸远山图》和传为宋徽宗所作的手卷《捣练图》。此外，他还购买了大批中国铜镜。
        据说冈仓天心在华期间结识了著名书画家吴昌硕。后者专门在1912年为波士顿美术馆题写了一块匾额。吴昌硕十分欣赏波士顿美术馆收藏中国艺术品的举动，其所题之字为“与古为徒”，相应的题记为“波士敦府博物馆藏吾国古铜器及名书画甚多，巨观也”。这表明早在建立中国艺术收藏之初，波士顿美术馆就开始购藏中国当代艺术品。
        此时的波士顿美术馆有一批忠实支持者，这对冈仓天心来说十分幸运。爱德华·杰克逊·福尔摩斯（Edward Janckson Holmes）正是其中的一员。福尔摩斯担任过波士顿美术馆的董事、馆长和董事会主席，他和母亲一同借款赞助了对中国著名藏家端方所藏6世纪祭坛铜像的收购。幸运的是，美术馆方面在25年后又购入了这个祭坛的5个零附件。不少波士顿名流为波士顿美术馆中国收藏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其中包括美术馆董事登曼·沃尔多·罗斯。罗斯为人慷慨，其藏品涵盖了亚洲艺术的众多领域。他在1913年表达了自己对待艺术兼容并蓄的心态：
        在对待艺术品时，我们不该厚此薄彼。我们只能对比同类型的事物……认为绘画比陶瓷更优秀的观点非常荒谬。认为一些艺术形式（建筑、雕塑、绘画）是高级艺术，而另一些艺术形式则是低级艺术的观点充满了误导性。有一种看法认为二流绘画比一流的茶杯和花瓶更好。在制作茶杯和花瓶时，我们所运用的设计和绘画原理并无二致。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东西到底具有多大的美感？
        罗斯曾在巴黎购入一尊来自洛阳白马寺的大型佛像石雕。冈仓天心非常喜欢这尊佛像。为了纪念冈仓天心，罗斯将这尊佛像捐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罗斯所捐赠的重要中国艺术品还包括《北齐校书图》《文姬归汉图》、两块北齐石棺背屏和一块西汉彩绘墓楣，最著名的捐赠品是传为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此画作于7世纪，是全美所藏最古老的中国画手卷。
        1935年，罗斯在伦敦逝世。艺术品经销商山中商会提供了一只唐代陶罐，用以运输他的骨灰回波士顿。这证明了罗斯对中国艺术的热爱。与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捐赠人一样，罗斯也迫切地想要将波士顿美术馆打造成世界顶尖的博物馆。罗斯声明过，除了哈佛的博物馆之外，他所捐赠的藏品概不外借。随着全球博物馆间借展的日益普及，这一声明极大限制了全球观众观赏这些藏品。
        冈仓天心选择了约翰·伊勒顿·罗吉（John EllertonLodge）作为自己的继任者。罗吉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后辍学，是一位美国参议员的儿子。罗吉于1911年加入波士顿美术馆，并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中国艺术领域的权威专家。他在任职期间购入了诸如陈容《九龙图》之类的诸多名作。
        冈仓天心还在1907年将他的弟子富田幸次郎（Kojiro Tomita）带到了波士顿美术馆。1931年，富田幸次郎接替罗吉出任亚洲艺术部主任。到1962年退休为止，他一共为波士顿美术馆服务了55年，这让他成为了亚洲艺术部史上任职最长的员工。和冈仓天心、罗吉一样，富田幸次郎也同样致力于将馆藏的中国艺术品规模提升至与日本藏品相等的地位。在富田幸次郎任职期间，中国绘画收藏大为增强，其中包括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和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罗斯捐赠）等巨迹。他还极富远见地设立了亚洲艺术品购藏基金，这使得美术馆能够持续购入中国艺术品。
        慈善家、收藏家露西·杜鲁门·奥德里奇（Lucy TrumanAldrich）曾多次前往亚洲旅行，她向波士顿美术馆捐赠了数百件艺术品，其中包括一件优美的明代藏式佛像。1946年，约翰·加德纳·库里奇（John GardnerCoolidge）捐赠了以康熙朝瓷器为主的115件中国瓷器，还有一座康熙铜钟和一匹唐代陶马。1902年至1906年间，库里奇在北京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秘书。他居住在一栋中式房屋之内，并在这段时间里收购了不少中国绘画和瓷器。在一封写给父母的信里，他提到了自己购入的一个青花瓷罐：“这件东西很好，我们可以把它借给波士顿美术馆展览，让大家一睹真容。”
        1950年，查尔斯·贝恩·霍伊特（Charles Bain Hoyt）向波士顿美术馆遗赠了众多中国艺术品，这进一步丰富了美术馆的馆藏。霍伊特继承了贝恩货车公司的股票，这使得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和韩国陶瓷的收藏之中。多年以来，霍伊特一直是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的名誉馆员，他把自己的钧窑藏品全部捐赠给了福格博物馆，其余藏品则全部捐给了波士顿美术馆。除了这批质量上乘的藏品之外，他还向美术馆方面捐赠了一笔购藏基金。他所捐赠的藏品不仅包括陶瓷，还有铜镜、青铜器、雕塑、绘画和玻璃制品。1951年，海伦娜·伍尔沃斯·麦卡恩（Helena Woolworth McCann）通过温菲尔德基金会向波士顿美术馆捐赠了232件中国外销瓷。其中有一只以深褐色颜料绘制的潘趣碗，这只碗上所绘的捕猎场景非常有趣，它可能来自一幅英国版画。保罗·贝尔纳特（Paul Bernat）和海伦·贝尔纳特（Helen Bernat）夫妇对中国近代陶瓷十分钟情。他们向波士顿美术馆捐赠了近200件瓷器，这恰好填补了霍伊特收藏的空白。其他帮助过波士顿美术馆组建中国艺术品收藏的藏家还包括理查德·霍巴特（Richard Hobart）和他的女儿梅布尔·霍巴特·卡博特（Mabel Hobart Cabot）。前者在1960年捐赠了一只极其罕见的明早期釉里红碗，后者在1969年捐赠了一只精美的元青花罐。
        1980年，中国台湾艺术家方君璧向波士顿美术馆捐赠了114幅20世纪书画，这大大增强了其中国书画收藏的规模。方女士生活在波士顿郊区布鲁克林，多年以来一直教授当地居民中国画。为了纪念丈夫曾仲鸣博士，她发起了这次捐赠。她所捐献的藏品包括一套四件的齐白石立屏。
        1991年，一组历史价值远超艺术价值的文物进入了波士顿美术馆的收藏，捐赠者是首任美国驻华大使埃德温·康格（Edwin Conger）夫妇的孙女。康格夫妇在庚子之乱时居住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中，其夫人莎拉·派克·康格（Sarah Pike Conger）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了这件事，这批藏品包括通俗版画、照片和慈禧太后赠送给外宾的代笔画。
        1996年，波士顿美术馆举办了名为“屏居佳器”的16、17世纪中国家具展。这些家具的陈列方式十分新颖，反映了它们的制作过程和使用方式。展览上还陈列了相关的装饰艺术品和绘画。几年后，艺术家、收藏家理查德·罗森布鲁姆（Richard Rosenblum）和亚洲艺术之友团体一同向美术馆捐赠了一块太湖石。作为美术馆的大体量藏品之一，这块太湖石如今被放置在亚洲馆门口的草坪上。
        2007年，波士顿美术馆举办了收藏家、学者翁万戈的藏品展。翁氏收藏主要由同为帝师的翁心存、翁同龢父子于19世纪建立。翁万戈是翁同龢的五世孙。1949年，他把翁氏收藏从处于内战纷争中的中国完好无损地带到了美国。后来，他将翁氏收藏中的三幅绘画捐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
        中国当代艺术日新月异，活力四射。在收藏和展览此类艺术品时，波士顿美术馆希望能够展现全球文化的联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承接的一个例子是展望的中空不锈钢雕塑《假山石》，波士顿一藏家将这件作品借展于波士顿美术馆。它的形状类似于太湖石，而其材质却影射了改变现代中国面貌的城市化进程和技术革新。2010年，波士顿美术馆举办了“与古为徒”展，为中国当代水墨画家创造了一个与馆内中国传统艺术品进行互动的舞台。这次展览后，美术馆收藏了包括徐冰、刘小东、丘挺和李津在内的中国当代水墨画家作品。在热心的波士顿藏家和相关基金会的支持下，波士顿美术馆将持续购藏能够反映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特色的艺术作品，并以此来推进波士顿与中国艺术之间的联系。
        （本文授权转载自《帝王巨观：波士顿的87件中国艺术品》一书专文，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简·波特，曾任波士顿美术馆亚洲艺术部主任，现为大英博物馆亚洲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