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祝允明《一江赋》卷谈别号书

        历代具体描绘水的画作数量不少。但是以水为主题的书法作品似乎较少见，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明代祝允明书《一江赋》卷就是这样一卷难得一见的重要作品，让人觉得通过文字传达，从意象中升华的水景，同样可以琉璃千顷，变化万状，相较于具象的眼中水景亦不遑多让。本文拟就《一江赋》卷属于别号书的问题做初步梳理，聊以一孔之见，抛砖引玉。
        谈到以水为题材的中国古代美术作品，熟悉者无不会想到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马远的《十二水图》卷。此图传神入微地表现了水的各种情态，或海门浩浩，巨浪翻涛，或烟波茫茫，浅濑濑平流，洵为现存作品中登峰造极之作。除此之外，历代具体描绘水的画作数量不少。但是以水为主题的书法作品似乎较少见，上海博物馆藏明代祝允明书《一江赋》卷就是这样一卷难得一见的重要作品，让人觉得通过文字传达，从意象中升华的水景，同样可以琉璃千顷，变化万状，相较于具象的眼中水景亦不遑多让。
        此卷纸本，书芯纵20.4厘米，横137.2厘米。该作品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鉴定，收入《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上海博物馆将之列入书法厅常设展轮换展览。从书风及其他细节审视，当属真笔无疑。
        此件作品在许多论着中较少提及，其蕴含的书法、文学等方面的价值未能彰显，本文拟就《一江赋》卷属于别号书的问题做初步梳理，聊以一孔之见，抛砖引玉。
一、别号源流及别号文之简述
        “名以正体，字以表德”，人的名和字互为表里，必有关联，多由父母所取。号的出现在名字之后，章学诚于《文史通义-繁称》中记载：
        “号之原起，不始于宋也。春秋、战国，盖已兆其端也。”
        该书中提到的号为陶朱、鸱夷子皮者乃是越国大夫范蠡，他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功成身退，泛舟五湖不知所踪。《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
        “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
        而相传为苏秦和张仪老师的鬼谷子，亦非真名，而是根据其居住地而得号。类似这样“其所服所居而之号也”的人在先秦有还有不少。“自从汉赋创造出了亡是公、子虚先生、乌有先生等人物名号，给文人起别号以很大的启发。”3
        汉代之后，晋宋渐有别号出现，和名字不一样，这完全是自主决定的，也称自号，如葛洪自号抱朴子，陶潜自号五柳先生。唐代文人有别号的逐渐多起来，如杜甫号杜陵野老，卢仝号玉川子，韩偓号玉山樵人，张志和号烟波钓徒等。五代画家荆浩的自号洪谷子，当是美术专业人员非常熟悉的。到了宋代，文人起别号已蔚然成风，几乎人皆有号。时至明清，此风更盛，不仅文人有别号、雅号，连山野村夫、盗贼妇人都以有别号为时髦。别号枝指生的祝允明就曾撰文讥讽过这种现象。清人别号也很普遍，一般一人两三个别号，像傅山多达五十多个，亦属不足为奇。
        别号是文人雅士自我表现的产物。可以把个人的居处、境况、情趣、身份、职业、形貌、志向等种种情况充分表达出来。甚至为此还要裁纸叙心，阐发成别号文章。著名的有陶潜的《五柳先生传》，抒发了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着文自娱，忘怀得失，对上古淳朴社会的向往，对后世文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自号“东皋子”的王绩写有《五斗先生传》，表明“万物不能萦心”的旷怀高致。宋人欧阳修则有《六一居士传》，阐释了自己摆脱忧烦，醉心琴书棋酒的逸致。东坡先生苏轼曾为其好友陈慥写过一篇《方山子传》，这位陈先生因头戴“方屋而高”犹如古方山冠的帽子而得其号。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夜帖》信札，就是苏轼与陈慥友情的明证。
        明代别号风尚更盛，别号文数量水涨船高。特别在吴门地区，还出现了以别号为主题的别号图。明以后这类文字渐趋式微了。
二、“别号书”概念之提出和特征
        “别号书”一词，以前似未见有同仁提出。若廓其源流，析其端本，当从前述别号文章而来。简而言之，前人别号文章若能留存手稿或正式的书法作品，即可视之为别号书。
        此类书作明以前传世较少，数量以明代为最，缘于有明一代别号风行，这个现象在祝允明撰《前闻记》4中有一篇《近时人之别号》短文，因文字不长，兹引述于下：
        道号别称，古人间有之，非所重也。予尝谓为人如苏文忠，则儿童莫不知东坡；为人如朱考亭，则蒙稚莫不识晦庵。嵬琐之人，何必妄自摽榜。近世士大夫名实称者固多矣，其它盖惟农夫不然?自余闾市村曲细夫未尝无别号者，而其所称非庸浅则狂怪。又重可笑，兰桂泉石之类，此据彼占，所谓一座百犯。又兄山则弟必水，伯松则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则子孙引此物于不已，噫，愚矣哉！至于近者，则妇人亦有之。又传江西一令尝讯盗，盗忽对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谓，问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号耳。”则知今日贼亦有别号矣，此等风俗不知何时可变。
        祝氏性格豪放，此文也直抒胸臆，对当时人别号泛滥，妄自标榜，非常鄙视。那些动辄山水泉石、梅兰竹菊之属，他也觉得庸俗浅陋、狂怪可笑。直至盗贼妇人，均有别号，亦可窥见此好尚之烈。文章虽然不足二百字，但却能发微阐妙，因浅见深，读之令人忍俊不禁。从中可见其写作手法之精妙。刘熙载《艺槪-文槪》云:
        “乍见道理之人，言多理障；乍见故典之人,言多事障。故艰深正是浅陋，繁博正是寒俭。”
        若以刘氏此论观祝允明此文，正好可呼应，相得益彰。
        另外，明代末期的张丑在《清河书画舫-戌集》中曾指出：
        “古今画题,递相创始,至我明而大备,两汉不可见矣。晋尙故实，如顾恺之《清夜游西园》故实之类。唐饰新题，如李思训《仙山楼阁》之类。宋图经籍，如李公麟《九歌》、马和之《毛诗》之类。元写轩亭，如赵孟頫《鸥波亭》、王蒙《琴鹤轩》之类。明则别号，如唐寅《守耕图》，文壁《菊圃》、《甁山》，仇英《东林》、《玉峰》之类。”
        张丑从绘画主题的维度出发，虽未能全面地归纳总结每个朝代的画题风貌，但明代以别号为画题的独特现象，张氏是洞若观火，首次提出了“别号图”的概念。别号人请名家绘图进一步诠释别号，以增情趣，也可与祝允明《近时人别号》之文互证，可见别号表现之演进。
        近世关于别号图研究，以刘九庵《吴门画家之别号图及鉴别举例》7最为全面，揭示了在明代吴门画家的绘画表现中，以他人别号为题的这一突出的艺术现象，其现象的持续时间“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吴门画家，而止于吴门画派的衰落之时，基本与吴门绘画的兴起、发展、衰落共始终。在此前后，这一现象则较为罕见。”
        论及产生原因，源于明代中叶城市经济繁荣，吴门为人文荟萃之地，自然出现与以往文人不同的生活环境。文人身居闹市享受繁华的同时，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和情操又使他们向往归隐生活。“惟身不得脱闹市而又求隐居，也只能出现在明代。”别号的寓意，虽不尽相同，但多少都有体现文人们“然其隐又欲扬名于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或者身居庙堂，向往林泉的矛盾心态。
        刘九庵认为，综观明代以别号为题的绘画作品，大致有两点突出的艺术特点：其一是“扣题”，表现别号之义，各有千秋地体现出画家的匠心独运。其二是这些别号图一般是画家应邀而作。同时刘氏列举和部分介绍了共计三十件吴门画家的别号图作品。
        相对于别号图并综合观之，别号书当具有以下两大特征：
        其一是内容围绕别号，阐发别号之义，体裁有记、赋、说、歌、辞、铭、敘、辩等不一而足。有的作品虽合裱于别号图画作之后，但内容绝非绘画的题跋考证，具有与画作并列的地位，可以独立流传。
        其二是一般由文章作者书写成书法作品。
三、《一江赋》为别号书分析
        紧扣别号的书法作品以前不见有人提及，本文讨论的祝允明《一江赋》卷就应属这样的一件典型作品。
        该文以赋为体裁，为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八月，祝允明四十三岁时所书。文章开宗明义：
        “上骑都尉、锦衣使君黄公休伯,平生志业大而有本。客以一江拟之，寓为别号。余辱公知，颇尝测其涯涘，因为赋以广之。”
        文中提到的“黄公休伯”是黄琳，生卒失载，字美之。官上骑都尉、锦衣卫。居官甚高，权势煊赫，各色人物趋之若鹜，论者提出以“一江”为别号，以滔滔江水，一碧万顷之意象，附庸其功业“大而有本”。黄琳雅好收藏，乐于结交文人名士，祝允明是风流才子，虽然他从37岁到55岁共七赴会试，均不见录，但一直踌躇满志，追求功名，自然也愿意结交黄琳这样的大官僚。于是“颇尝测其涯涘，因为赋以广之”，就在情理之中了。祝氏极力铺陈阐发“一江”别号的丰富意涵，倾力而为，使这篇赋文多达五千五百多字，不同于东汉以后的抒情小赋，从内容和字数而言都是当之无愧，直追西汉的大赋风貌。
        据陆粲《祝京兆允明墓志铭》记载：“先生少颖敏，五岁作径尺字。读书一目数行下，九岁能诗，有奇语。旣天赋殊特，加内外二祖咸当代魁儒,目濡耳染,不离典训。”祝允明天赋异禀，生长环境优越，又有祖父祝颢和外祖父徐有贞两位大儒的言传身教，自然很早就显露出了过人的才华。靑年时期的祝允明与都穆发起过古文辞运动，以致名震吴中,为时所重。接着他又与唐寅、文征明、徐祯卿等人订交,是为“吴中四才子”。
“于古载籍，靡所不该浃。自其为博士弟子，则己力攻古文辞。深沉棘奥，吴中文体为之一变。”
        可见祝允明对于古文辞极力提倡，身体力行，达到引领文风的影响，祝氏文章语言艰深棘奥在好友文征明《跋吴郡沈氏良惠堂叙铭》中亦有体现。文氏曰：
        “古奥艰棘,读不能句，盖扬子云、樊绍述之流，非昌黎子莫能赏识，眞奇作也。”
        在文征明看来，祝允明的文章诙奇险奥，好比汉代扬雄，唐代樊宗师，只有为文佶屈聱牙，用字冷僻生涩的韩愈，纔能赏识。由此可见祝氏文章语言之艰深古奥程度。《一江赋》可以说是祝氏文章特点的最好脚注。
        文章从黄琳的郡望谈起，黄氏出生于闽藩甲族，能力超凡，文武双全，其长相是“骨相应图，眉目如画”。因其建功立业，被皇帝用为股肱之臣。得登高位又能“成章具，列善政，敷施表，正影随”，绝私奉公，朝野上下以其族胄、位业、才学、志度都是大而有本，若要统于一名，因物类人“则有如一江而在天地间也”，以此阐明黄氏别号“一江”的来源。
        随后用“浑澒泱漭，渱溃滉瀁，瀷㶀㵧以㳹瀇，淢瀺灂以汋淙，湢㳁漰渤，溟漫而澎滂，浩浩汤汤，汪汪洋洋，漛兮青苍，涾兮迷茫，廓兮而㝩㝗。”一连串共计三十八个带水字偏旁的字，来铺陈江水之浩瀚澎湃，以比喻黄琳之伟大光荣。此处略嫌堆砌的辞藻，特别能体现祝允明文思过人又古奥深邃的特点。
        文章接下来着重描绘江水之宏大，黄氏学问之如澜涌，还建有淮东书院和富文堂，藏书甚富，如“百川学海，万宝诗山”。更赞扬黄氏焚膏继晷，勤学不倦，礼贤下士，兼容并包，“惟斯江之有容”。志业宏大，声名远播，“一江晏然，世永赖斯名称”。文章最末再以“江兮江兮，天地人物而先生兮”呼应别号之名，辉煌结尾，自始至终紧扣别号主题，钦慕赞颂之意无以复加。
        祝允明的赋文思辨精密，想象丰富，思如泉涌，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其行文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气势，十分灵奇而奔放。祝氏又以工整的小楷，将长达五千五百多字的赋文工整抄录，成就了一件祝氏别号书的巨作。
四、别号书举例
        由祝氏《一江赋》观之，完全具备别号书之特征，是一件典型之作。然若确立“别号书”之概念，当不宜仅有此孤例，因条件所限，仅作初步梳理，认为数件可以归纳其中（依作者时代、年齿排序）：
1、宋葛长庚草书《足轩铭》卷，纸本，故宫博物院藏。此卷是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时年33岁，自号白玉蟾的葛长庚送给友人周迁长的书作，书首曰“寄题足轩，奉似吾友周迁长高士”。此作紧扣“足”字主题，阐发了静观平生，万事满足，好道求仙的闲适心态。文字也跳脱活泼，每句末字都落到“足”字上，最末句以“是以此轩名曰足”巧妙结尾。
        宋人有以斋室自称、互称的特点，如辛弃疾号稼轩、杨万里号诚斋、陆九渊号存斋，不一而足。虽然周迁长其人俟考，《宋登科记考》 、《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数据索引》正续编  均无此名。书作没有明确指出周氏别号足轩，倘若再结合上款、内容来审视，视为别号书当无大碍。且葛氏此卷书法笔势清劲爽健，有晋人潇洒风度，传世近八百年，弥足珍贵。
2、元杨维桢行书《竹西志》卷，纸本，辽宁省博物馆藏。这件书卷与裱在元张渥《竹西草堂图》卷后，引首赵雍题篆书“竹西”二字。该图画一河两岸，一高士闲坐乔松杂树下的轩室中，遥望对岸丛竹青山。本幅上画卷主人杨瑀自题七絶一首，其中“主人号作竹西翁”清楚地点出了别号。杨维桢的书卷内容首先借“客有二三子”之口，说明其主人别号竹西的三种缘由，然而杨维桢表示不以为然，提出异议之后，别赋离骚体诗一首，围绕“竹西”之号，阐述了只有虚中象道，体圆用方才能悠游天地间的道理。杨氏的文章也收入了其《东维子文集》卷二十二，名《竹西亭记》。该书卷之后还有六位人题诗，不外乎对竹西居士的赞颂，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别号书画卷。因此明杨遁吉跋曰“杨公子得诸公品题，今日姓名赖以岿然不亡”，用之概括别号为文、为书、为图之作用，可谓一语中的。

3、明吴宽楷书《邃庵铭》卷，纸本，故宫博物院藏。此书卷附于沈周《邃庵图》卷后，沈氏并未注明邃庵是何人，倒是吴宽在文中提到“同年杨太常应宁，作屋于居之后，以窈然而深远也。名日邃庵，而因以为号，请予铭之。”幸而有此题记，纔知道了邃奄是杨一清，及以邃巷为别号的寓意。杨一清字应宁，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为官五十余年，官至内阁首辅，“出将入相，文德武功”，才华堪与唐代名相姚崇媲美。
4、明李东阳楷书《邃庵解》卷，纸本。此卷亦附于沈周《邃庵图》卷后，记述了图事本末，也是研究该图的一手资料。
5、明湛若水楷书《东园记》卷，纸本，故宫博物院藏。湛氏是明代大儒、心学家。官南京国子监祭酒，后历任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此卷附于文征明《东园图》卷之后，卷前有徐霖篆书“东园雅集”引首，均未注明“东园”为何。好在湛氏此记明确记载“东园子，锦衣徐子申之”，“而日适别墅东园，因自号东园”。由此可知东园是徐泰的别号。徐泰字申之，是明代开国重臣中山王徐达的五世孙，东园是徐达的赐园，名为“太府园”，位于南京钟山之东凤凰台下。徐泰加以改扩建，更名东园并以为别号。该文叙述了东园子“各适其性而日与之相忘，以游于真常。”“所与游皆天下之贤士大夫”，是一位“天下之贤公子也”。

6、明文征明行书《葵阳草堂诗》卷，纸本，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附于文氏《葵阳草堂图》之后，卷前有文氏篆书“葵阳”引首。诗卷序曰“中翰李君自号葵阳，余为作葵阳草堂图，复系此诗”。这位李姓的内阁中书其名无考，文征明在诗中将别号释为诗句“种花必种葵，葵叶能倾阳。有生勿遗忠，遗忠负纲常”，然后强调“所心向朱明，勿待秋风凉”，凸显李中书“结发奉明主，耿耿心未降。有如东逝水，百折终不妨”的理念，是一位忠于王事的臣子形象写照。
7、明唐寅行书《双鉴行窝记》册，纸本，故宫博物院藏。附于唐氏《双鉴行窝图》之后，此图及图记是为安徽新安富溪（今歙县富堨）文人汪荣所作，汪氏字时萃，号实轩。唐寅在图记中说明了以金、以水、以心为鉴的不同作用，描述了汪氏“筑室数楹”，“读书其中”，“夹室凿池二区”是为“双鉴”，“由是若将终身，遂扁其室之楣曰双鉴行窝”。意即以水为鉴，以屋为窝。此处蕴含一个典故，即《宋史-邵雍传》记载邵雍隐居不仕，名所居曰“安乐窝”。“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行，名曰“行窝”。”关联此典故的图绘还有元代倪瓒之《懒游窝图》卷、明代沈周之《云水行窝图》卷等。
        该册还有郑烛《双鉴说》和吴希旦《双鉴行窝序》两件书作，刘九庵《吴门画家之别号图及鉴别举例》将《双鉴行窝图》定为别号图，或是因为这两件书作中体现了“双鉴”是汪荣别号（虽然目前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查对），果如此，则后面两件书法亦当纳入别号书范围。
8、明王守仁行书《矫亭说》册，上海博物馆藏。此件纸本，单独成册。此文是王守仁代替其父王华为朋友方鹏所作。方鹏字子凤，亦字时举，号矫亭。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太常寺卿。曾着《昆山人物志》十卷。方氏建亭一座名曰“矫”，王守仁在文中以此名为中心，论述了“偏于柔者，矫之以刚”、“偏于慈者，矫之以毅”、“偏于奢者，矫之以俭” 等道理，说明君子之行应随时矫正、矫枉，克己复礼，加强修养。王氏此书笔力雄健，钱大昕评论“书法之劲拔，得李北海、黄山谷之三昧，纸墨完好，神采苍秀，尤为用意之作。”
9、明陆粲行书《事茗辩》卷，纸本，故宫博物院藏。书卷附于唐寅《事茗图》之后，该文起首称“陈子事茗”，通篇在于阐述“事茗”之意，也提到陈事茗与客人辩论饮茶之事。惟陈氏之名俟考。日本《书道全集》印有王宠《致陈事茗杂诗》，其后文彭跋“盖事茗为其邻友，善琴能棋，颇相狎匿，故所蓄甚多。而事茗每求不已。”由此可知陈事茗是王宠的邻居好友，王宠与唐寅是亲家，故陈氏与唐寅也多有交往。
        《事茗辩》书者陆粲为嘉靖五年进士，早入词馆，颇负盛名，他也是祝允明《祝京兆允明墓志铭》的撰文和书写者。
        以上所列别号书，合本文所讨论之祝允明《一江赋》卷共计十件，此仅是初步梳理，以宋代以来别号之风气，循此探求，数量定不止此数，还待来日深入挖掘。
        另外，《一江赋》书法艺术价值和文史价值，以及鉴藏流传信息也较为丰富，限于篇幅，容今后专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