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将展张伯驹所捐《平复帖》等国宝

        张伯驹（1898—1982年），原名张家骐，字丛碧，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工诗词书画，对戏剧亦有研究，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书。1918年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毕业后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后任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华北文法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1962—1966年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197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82年2月26日病逝于北京。张伯驹早年即喜收藏，所藏法书名画甚众，多为旷世绝品。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藏品捐献给国家，这些藏品大部分入藏故宫博物院。

        这其中，关于《平复帖》和《游春图》的收购，张伯驹最为庆幸与得意。《平复帖》入手后，遂把自己的书房唤做“平复堂”；而得到《游春图》后，自己便号为“游春主人”。当然，为此也留下了惊心动魄的故事。

三购《平复帖》
        《平复帖》是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参观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时遇到的，这件作品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草书，古朴之貌，实为传世书法所未有。前有白绢墨笔题签，笔法风格与《万岁通天帖》中每家帖前小字标题相似，显然这是唐人所题。唐人题签旁边又有宋徽宗用泥金所书的瘦金体题签，下押双龙小玺。另外画面上有“宣和”、“政和”等历代的收藏印记。

        张伯驹可谓一见倾心，然后便托古董商人韩某向《平复帖》的主人末代王孙溥儒询问转让价格。得到的回复是，溥心畬开价银元20万。当时张伯驹没有那么多钱，只好作罢。但是心有不甘。想想在这之前，溥心畬所藏的唐人韩幹画作《照夜白图》被日本人买走，而后又转手卖给了英国古董商人戴维德，自此流失海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又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购得）。

        后来，叶恭绰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张大千、张伯驹都出席参加。此时张伯驹又请张大千向溥心畬说合，愿以六万大洋求购。但溥心畬的回复依然是要价20万，又作罢。

        1937年腊月，溥心畬母亲去世。当张伯驹得知溥心畬为母治丧急需用钱的消息后，便拜托傅增湘促成收购《平复帖》的事情。张伯驹也不想乘人之危，就表示“溥先生急用钱，我可帮助一万元，《平复帖》权当抵押之物”。没想到，溥心畬的意思是不用抵押了，直接要价四万大洋。如此三次求购，《平复帖》终于到了张伯驹手中。

        而后，为了躲避日本人对这件宝物的觊觎，他携家人南逃，《平复帖》被他缝入衣被，片刻不离身。到了上海，他仍因为自己的收藏遭到绑架，但他宁被“撕票”，也不交出国宝，僵持近8个月，夫人四处筹措了20根金条，才把他赎回来。

在捐献《平复帖》二十二年后，张伯驹在《陆士衡平复帖》一文中写到，“在昔欲阻《照夜白》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大事。而沅叔先生（傅增湘）之功，则更为不可泯没者也。”
卖房产，留住《游春图》
        如果说《平复帖》的收得是终了张伯驹一个宿愿，那么购藏《游春图》则是他最为振奋的事情。

        《游春图》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画面题签为宋徽宗所书。因此，自宣和以迄元明清，流传有绪。又证以敦煌石室，六朝壁画山水，与此卷画法相同。此画民国初为北京古董商人马霁川所得。张伯驹得知后，立刻前往探询。不料，马霁川要价八百两黄金。对于这样珍贵的文物，张伯驹认为不宜私人收藏，更不能使其流失海外，应归故宫博物院。于是找到当时留守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表示故宫应该将此画买下。而得到马衡的回复是“故宫博物院经费困难，难以周转。”无奈之下，张伯驹自己去找马霁川，向他讲了此卷流传历史及其重要价值，并警告：“此卷不能出境，以免流失海外。”马霁川此时并不一定听张伯驹的，但也心存顾虑，不敢轻易让出此卷。后经张伯驹的好友墨宝斋主人马宝山出面洽商，最终以二百两黄金谈定。

        但1945年的张伯驹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哪里还有这二百两黄金。情急之下，只好忍痛将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的一处占地十三亩的房院出售，凑足二百二十两黄金。为什么是二百二十两？是因为在交易过程中，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对，又追加二十两黄金。但金额依然不够。最后，画卷还是归张伯驹所有，剩下的金额分期再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再支付。

        1952年，张伯驹将展子虔的《游春图》以购买时之原价让与了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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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张伯驹(1898—1982年)，原名张家骐，字丛碧，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在诗词、书法、绘画、京剧、古琴等方面也造诣精深，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书。他的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哥哥的内弟，曾历任清末和中华民国高官，后来又担任盐业银行经理和董事长。1918年他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毕业后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后任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华北文法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1962—1966年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197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82年2月26日病逝于北京。张伯驹早年即喜收藏，所藏法书名画甚众，多为旷世绝品。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藏品捐献给国家，这些藏品大部分入藏故宫博物院。
        近年来，中国古代字画的拍卖市场，动辄拍出数千万甚至过亿元的“天价”。在这些传世珍品演绎的荣耀和财富传奇之外，张伯驹的名字似乎显得遥远而落寞。

        有人评价，即使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字画中，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市场价格，都“罕有能超过１９５６年张伯驹无偿捐献之物”，“他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以下是部分张伯驹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古代书画作品。

1.西晋陆机《平复帖》 
张伯驹花费银元4万购得         为西晋大文人陆机手书真迹，距今已有近1700年，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篇鼻祖”。它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 “中华第一帖”。

2.隋代展子虔《游春图》 
张伯驹220两黄金购得         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历代书画界都将其奉为绝无仅有的极品，有人称它是“国宝中的国宝”。《游春图》画卷长二尺有余，运笔精到，意趣无限，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的美称。

3.五代南唐董源《潇湘图》 
        本幅无款印。引首有董其昌行书题记，后隔水有王铎跋，后幅有董其昌跋二则及袁枢跋。钤有明“典礼纪察司印”朱文半方，清卞永誉、安岐、嘉庆、宣统内府等鉴藏印记。

        此图经明代董其昌鉴定，认为是董源的真迹。作者以江南的平缓山峦为题材，取平远之景，江上有一轻舟飘来，江边的迎候者纷纷向前。中景坡脚画有大片密林，掩映着几家农舍；坡脚至江水间有数人拉网捕鱼，生机盎然。

        董源是隋唐五代时期著名画家，在中国艺术史上影响深远。他的存世真迹极少，目前国内仅有三件，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这件受损的《潇湘图卷》是故宫收藏的唯一一件董源真迹，属于一级甲等文物，极为珍贵。

        2008年5月，正在故宫武英殿书画馆进行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突然闭馆一天，对外宣称是因为内部装修，而真实原因却是因为其中展出的一件国宝级文物——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卷》原迹，被展柜上部的滴水淋湿，致使受损处裱纸开粘。受损部位正好在画幅核心部位的舟船上。可悲可叹！！！

4.五代 方从义《武夷山放棹图》         方从义，字无隅，号方壶，不芒道人，鬼谷山人等，贵溪（今江西贵溪）人。道士，居江西信州（今上饶）龙虎山上清宫。工诗文，善古隶、章草。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米芾父子，后自成一家。所作云山，大笔泼墨，苍润浑厚，取势奇险。生卒年不详。此图表现福建武夷山勝景。奇峰突起，山下层林断岸，溪涧幽深，一叶轻舟飘流游览。以草书笔法勾勒，兼以淡墨轻染，与常见水墨云山画法不同。全幅布局奇特，得武武夷九曲之险。虽自谓仿巨然笔意，但更多的是方氏自己的风格。本幅右上自识[武夷放棹]隶书四字。左方又题[敬堇签宪周公，近采蘭武夷，放棹九曲，相别一年，令人翘企。因仿巨然笔意图此，奉寄仲宣幸达之。至正已亥冬方壶寓乌石山识]。钤[方壶清隐]白文印。按已亥为公元一三五九年。曾经清安岐和清内府收藏。《大观录》、《式古堂书画汇考》、《宝迂阁书画录》著录。

5.唐杜牧《张好好诗》         美人迟暮，难免令人唏嘘伤感。一千二百年前，唐代诗人杜牧为歌妓张好好挥笔赋诗一首，成为了我们能见到的这位著名诗人留存于世的唯一墨迹。大诗人杜牧留存于世的唯一墨迹——《张好好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伯驹5000多大洋收之。

        《张好好诗》卷由宋徽宗赵佶题名，见于《宣和书谱》卷九，并钤有宋徽宗诸玺印，保存着当时内府装潢式样。后曾递藏于宋代贾似道、明代项元汴、张孝思、清代梁清标等人，乾隆年间入藏内府。1924年，逊帝溥仪将此卷携出宫外，流散于东北。1950年，琉璃厂论文斋老板靳伯声的弟弟在东北得到此卷，带来北京，转手持往上海。著名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得知此消息后，急托墨宝斋马保山先生追寻此卷，以免此卷流失海外。幸得上天眷顾，诗卷寻得，张伯驹先生以重金购回，内心狂喜，每晚睡觉都置于枕边，如此数日，爱不释手。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此杜牧所书《张好好诗》卷捐赠政府，珍贵文物重为故宫博物院收藏。

6.宋范仲淹《道服赞》卷  
张伯驹花费黄金110多两购得。
        此帖是范仲淹为同年友人“平海书记许兄”所制道服撰写的一篇赞文，称友人制道服乃“清其意而洁其身”之举。宋代文人士大夫喜与道士交往，“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穿着道服，遂成一时风气。此卷行笔清劲瘦硬，结字方正端谨，风骨峭拔，颇具王羲之《乐毅论》遗意。时人称此帖“文醇笔劲，既美且箴。”据考证此帖作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以前。此赞经《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清河见闻表》、《式古堂书画汇考》、《平生壮观》、《大观录》、《墨缘汇观》、《石渠宝笈初编》等书著录。刻入明文徵明《停云馆帖》、乾隆朝《三希堂法帖》等法帖。曾经宋范氏义庄，清安岐、清内府，近人张伯驹等收藏。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其捐献故宫博物院。

7.唐李白的《上阳台帖》
        《上阳台帖》笔势较为豪放、雄浑、又含飘逸之气，倒颇符合李白诗歌风格。引首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 唐李太白上阳台”一行。后纸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卷前后及隔水上钤有宋赵孟坚“子固”、“彜斋”、贾似道“秋壑图书”，元“张晏私印”、“欧阳玄印”以及明项元汴，清梁清标、安岐、清内府，近代张伯驹等鉴藏印。伯驹非常喜爱此帖。李白狂放不羁，开一代浪漫主义的诗风，其书法被诗名所掩。《宣和画谱》载：“白尝作行书，字画尤飘逸。”他的这幅墨迹诗文为：“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太白。”帖面苍劲雄伟之中，见姿媚挺秀，一如李白豪放、俊逸的诗风。真是诗如其人，书亦如其人。

        伯驹割爱，通过统战部徐冰同志将此帖转呈毛主席，并在附信中写到：“现将李白仅存于世的书法墨迹《上阳台帖》呈献毛主席，仅供观赏……”

        毛主席收到此帖，观赏数日，也十分爱惜，后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毛主席亲嘱中办给这位收藏家代写感谢信一封，并附寄一万元人民币。

8. 宋黄庭坚《诸上座帖》 
        北宋黄庭坚书。纸本。草书。此帖系写给其友李任道的信札，内容为介绍五代时金陵禅宗僧文益的语录。笔法圆劲，气势苍浑雄伟，学怀素而有自己风格，为晚年代表作。款署“山谷老人书”，朱文铃“山谷道人”一印。后纸有明吴宽，清梁清标题跋。《清河书画舫》、《庚子销夏记》、《式古堂书画汇考》、《石渠宝岌初编》等二十九部书著录。现藏故宫博物院。

9.赵佶《雪江归棹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