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西到北京

         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朝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我国文物史上出现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发现。在史称“陈仓北阪”的今天陕西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的石鼓山上，人们发现了沉寂一千多年的十面花岗岩巨石，其质地为关中一带山中所有的青石。一般高45-60厘米，直径约60厘米，每面不很规则，其形制大致相近。每块石头上都精心篆刻了一首四言诗。因为石形如鼓，故谓之“石鼓”，上面的文字则被称为“石鼓文”。
 

2017年9月19日，北京故宫博物院，被称之为石鼓的文物。 本文图均为 视觉中国 资料图

         石鼓文的发现震惊了唐代朝野上下。唐初的书画家、诗人，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在看到石鼓文的 “打本（拓本）” 后，皆惊叹石鼓文篆刻的“古妙”。文人雅士听闻消息，也纷纷前去一睹为快，争相为其作诗写赋。诗人韦应物（737-792年）在《石鼓歌》中这样赞叹石鼓文的书法笔势：“惊潜动蛰走云云。喘逶迤，相纠错”。“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也作过一首《石鼓歌》，全文洋洋洒洒500言，其中写道：“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呜呼吾意其蹉跎。”从中可以看出，韩愈希望能把石鼓用几匹骆驼驮回京城长安，以便保护珍贵文物，也利于研究，但他的建议没有被统治阶级采纳，石鼓在杂草丛中长满青苔，任凭“牧童敲火牛砺角”。好在石鼓终于找到了安身之处，被运到凤翔的夫子庙。五代战乱中，石鼓散失于民间。几经周折，司马池（司马光的父亲）把散失的石鼓找回并置于府学时，尚有一鼓没有找到。直到公元1052年，北宋凤翔知府向传师才在民间搜寻回失散已久的石鼓，这最后找到的一件上面竟被凿成米臼，让人啼笑皆非。宋人先将石鼓放置于凤翔府学，北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石鼓迁到了汴京（今开封）国学，后来搬到内府保和殿。靖康年间金人攻灭北宋时，又将其辇归今日之北京。

         待到蒙古（元）兵南下，攻取金的中都（今北京）之后、将金代的枢密院改为宣圣庙，将石鼓列于庙中。忽必烈定都北京之后，有臣僚指出，京城为“首善之地”，“风化攸出”，不能没有孔庙国学。1269年蒙廷在大都建立国学，后来又建立国子监，原来的宣圣庙改为大都路国学。元武宗四年（1311年）再修国子监， 1312年3月9日将大都路国学的石鼓移放呈今天安定门内的国子监。石鼓安放在这里，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还在四周修筑栏杆对石鼓采取了保护措施。乾隆皇帝为更好地保护原鼓，还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为防如此国宝被日寇掠走，由时任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建议将石鼓辗转千里，迁徙到四川峨眉山。解放后，才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铭刻馆正式安下了身。 石鼓命运多舛，它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沧桑变迁，堪称千年中国历史的缩影。

谜之身世

         石鼓上最令人感兴趣的自然是“石鼓文”了。每件石鼓上都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70字左右），共十首，名称取所刻诗篇的前两字，即《吾车》、《汧殹》、《田车》、《銮车》、《霝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由于古代书法作品不具刻写年代和书者姓名，石鼓文诗句中既无相关帝王称号又无文武官员名氏，也无任何年号；又因为刻石历时久远，文字漫漶严重，所以石鼓文的刻制年代令后人费劲脑筋。“石鼓文”自重见天日之际，就有历朝政客、文字大家对其写作年代加以研究。其所凭借者，不外乎十篇诗歌内容，文字的字形和字体风格、大量史书文献，以及后世出土的金石器物。

         起先，唐代的韦应物在《石鼓歌》里说：“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韩愈同样写道：“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他们都把周宣王视为石鼓文的作者，所谓石鼓文“盖叙（周）宣王畋猎之所作”。唐代至北宋，皆认定“石鼓文”是西周宣王中兴时的作品。

         直到南宋时期，通儒郑樵（1104-1162年）才否定了这种传统看法，他在《石鼓音序》中肯定地说“观此十篇，皆是秦篆”，“石鼓固秦文也”。前故宫博物院长马衡在《石鼓文秦刻石考》一文中，详细论证了石鼓文就是东周秦国的刻石，他对石鼓制作年代的定位，也得到学术界的一致首肯。虽然“石鼓乃秦物”如今已成不刊之论。但石鼓究竟归属秦国的具体哪一公或哪一王历代仍然争论不休，竟有襄公、文公、宣公、穆公、景公、献公、惠文王等不同的说法，前后跨度横亘几乎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南宋学者郑樵认为石鼓为秦惠文王以后所作。后来近代的著名学者罗振玉认为是秦文公时物。1933 年，郭沫若发表了《石鼓文研究》一文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石鼓系襄公在其即位后第八年周平王元年（公元前 770 年），送平王东迁凯旋而归作西畤时所作。当代学者裘锡圭则提出 “石鼓文的诗是秦襄公时所作，而刻石则是襄公后人所为”。争议至今，尚无定论。

          不过，无论如何，“石鼓文”仍是最负盛名的中国古代石刻，堪称国宝。我国在石材上刻文字萌芽于商，由于当时镌刻工具的限制，未能得到较大发展。春秋战国随着古代冶金术的进步，铁器和碳钢相继出现。镌刻工具的强度与硬度均有很大提高，刻字较多的石刻才开始出现。除了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小臣系石簋》残耳上刻有铭文，存有两行十二个石刻文字及战国中山王陵《公乘得守丘刻石》，铭文分为两行竖立阴刻，共十九个字之外，“石鼓文”是中国现存最早、文字最多的石刻文字，因此曾被清代改良派领袖、近代著名书法家康有为誉为“中国第一古物”。

“小篆之祖”

          除了悠久的历史之外，“石鼓文”文字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古文字从殷商（甲骨文）到西周，已具非常成熟的文字体系，西周金文自成、康之后，达到了极高的审美水平。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的地域不同，经济发展有别，因而文化上出现了各国的个性。表现在文字的结构上，产生了极大的分化。如吴越地区的“鸟篆”、晋系的“蟹爪体”、中山国的“长线变体篆”、楚国的“帛书体”等等。其中许多地域文字难识读、难书写，唯独“石鼓文”所代表的秦国文字被公认是忠实地继承了西周金文的演变与审美意识，属于金文大篆到秦始皇帝“书同文”秦小篆中的过渡。唐代书法理论大家张怀瓘就曾将“石鼓文”誉为“仓颉之嗣，小篆之祖”，列之为神品。

         故而，唐宋以来，凡擅长篆书的书法家，无不崇尚“石鼓文”的书体。譬如明清之际的“八大山人”朱耷（1626-1705年），其所临之“石鼓文”，笔法上都用露锋起、收笔，中段以中锋运行，结构上左右上下伸展错落，虽不求厚重生辣，但别有灵动古雅之致，开后来对石鼓文书法“写意性”书写之先河。乾隆皇帝也十分推崇“石鼓文”，在他看来，石鼓文是三代遗物，篆书之祖，其诗篇与《诗经》同体同时，讲的是周代礼乐，（周）宣王中兴，理当视为文化传统与儒家道统的象征。

          到了清代后期，随着先秦金石文字、秦汉碑版出土日多，带来了金石学的兴起，“碑学”因之兴盛，篆书逐渐成为清代书坛的发展主流。“石鼓文”“是先秦石刻中最为著名的篆书刻石，也是学习大篆和小篆的津梁”，其书法影响更为空前广泛，篆书大师们莫不对它顶礼膜拜。其中精研石鼓书法，以数十年精力尽萃于此而终至专精独擅的，莫过于晚清民国时期艺术大师吴昌硕（1844-1927年），他就以“石鼓文”享誉书坛。其一手绝活，不知迷倒后世多少崇拜者。他通过常年临习石鼓文，锤炼出晚年炉火纯青的线条，灵活地应用于其书法绘画和篆刻艺术，所谓“一鼓写破诸艺通”，筑起了艺术的高峰，终成一代大师。据说，吴昌硕在他八十四岁临去世那年，总结自己毕生致力石鼓书法的经验体会说，“猎碣文字，用笔宜恣肆而沉穆，宜圆劲而严峻。”

吴昌硕

         总而言之，“石鼓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地位显赫（“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被历代书家奉为圭臬，而且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物价值，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千年沧桑。其之入选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节目的原因，亦正在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