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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团一：书法风格之疑

         从获悉《砥柱铭》即将拍卖的那一刻起，著名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裴光辉就一直关注此作。在预展中见过原件之后，又对数百张高清数码图片进行了反复比对，他坚持认为此卷为伪作，一篇3万字的论文也在创作之中。裴先生坦言：“将一位我从小景仰的宋代伟大艺术家的赝品当做真迹拍卖、宣传，内心十分焦急、郁闷，我不得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裴先生针对这幅作品的书法风格和运笔，提出了三个疑点，他对本刊记者明确提出：

         1．《砥柱铭》手卷“捺”笔出锋犀利、杀笔往内回护形成“燕尾”的笔法；竖弯钩在弯笔末端停笔，然后旋颖90度以上，另笔 趯 （tì）锋而出形成一锐利三角的笔法；上下左右点画之间过多而夸张的游丝映带的笔法等，都是所有传世黄庭坚书迹所不见的，这种具有强烈个人用笔惯性的细节正是作伪者“天机泄露”之处。

         2．在书法风格方面，此手卷点画稚嫩，线条偏锋为主，扁薄峭利，锋芒毕露，缺乏含蓄凝重之致，且点画单一，缺乏变化，不耐品味；结体一味纵任，虚张声势，气势吓人，实则内蕴不足，缺乏黄书应有之书卷味。

         3．手卷墨色偏淡，与黄庭坚其它作品皆使用浓墨的习惯不符，也有违宋人喜用浓墨之风尚。以淡墨为尚，始于明末董其昌，其后追随者日多，如清代“淡墨探花”王文治等。但此前的传统主流审美观，皆以浓墨为尚。

         另有一些专家也认为，《砥柱铭》的笔法和黄庭坚的其它作品在运笔上有很多的不同。如“捺”笔的出锋与造型都似利刃，个别字还有修改、补笔痕迹。其运笔速度也比其他行楷都要快速。这些都是黄庭坚基准作品中少见的。尤其是与存世的黄庭坚大字行楷书名作，如《松风阁帖》、《经伏波神祠诗卷》等相比，艺术水平明显偏低。

         不过，傅申、黄君和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志平都认为，之所以觉得此卷不“像”黄庭坚的笔法风格，只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把这件作品的创作年代搞错了。

         黄君认为，山谷老人一生的书法风格始终在求变，尤其是五十二岁贬官到四川后，专心钻研书法，长枪大戟式的行楷书即在入蜀以后酝酿产生。《砥柱铭》属于他晚年风格变化初期的作品。此后数年，他的笔法产生重要变化，较前段时间，显得更加老成，更富起伏变化而多韵味。

         因此傅申和黄君都认为，此卷正是黄庭坚晚年大字行楷书风格确立之初的开山之作，《砥柱铭》恰恰为我们提供了笔法转变前的一个实例。

         疑团二：错字之疑

         手卷“禮”、“祝”二字之“示”部写成“衣”部（多了一点）。裴光辉遍查黄庭坚传世书迹，没有一例是这样写法。由于重复出现两次这样的“笔误”，此可视为作伪者将自己这个顽固的错写习惯，在不经意中带到伪品中而“泄露天机”。

         傅申在《从存疑到肯定——黄庭坚书<砥柱铭卷>研究》一文中也提到：“极力搜索，至今还未发现相同的例子”。以黄庭坚的学问，似不应出此错误。

         而傅先生对此的解答是，在唐代释大雅所集王羲之书《兴福寺半截碑》中的“祉”字，是从“衣”部，有两点；又在元代书家杨维桢所写的“祝”字也有两点。杨维桢的“铁崖体”，吾人尚可置啄，但“王羲之既有此例，则山谷偶有此写法，即使是真的写错了，我们就不能允许他偶然失神写错了吗?”（如图2所示）

         问题是，即便证明了王羲之、杨维桢有此先例，就能证明黄庭坚也有此种写法吗？

         疑团三：题跋之疑

         此幅《砥柱铭》一直流传在民间，没有进入皇家收藏。在卷后却有众多藏家的题跋26则，清晰地记录着此卷的流传轨迹。

         但书画鉴定家万君超在博客中明确提出：

         《砥柱铭》从南宋贾似道到明英宗朝“天顺元年”的180年左右，有一段收藏“空白期”。为什么居然没有一个元代人和明初人的题跋或印鉴？如果此卷上王厚之和贾似道两人的鉴藏印确实为真迹，那就可以排除《砥柱铭》是元人摹本的可能。否则，就极有可能是元人临摹本，而引首和南宋人题跋则有可能从真本“移套”而来。

         记者在采访故宫博物院一位书画专家时，曾经问道：“您见过这次拍卖的黄庭坚《砥柱铭》真迹吗？”

         这位专家当时勃然大怒，他说：“谁说是真迹了？谁认定为真迹的？你去看看卷上的题跋，自然就会明白了。”

         题跋有什么问题？裴光辉认为：

         手卷主体之后共有26段历代题跋，其中后隔水花绫上之题跋（第一跋，图3），首句曰“宋王荣老尝官于观州龙观渡”，此言“宋”而不言“皇宋”或“大宋”，可见此第一跋乃元代以后所题。然而，在其后拖尾的跋文中却出现四段有南宋年号纪年的题跋：“绍兴辛未三月一日，玉山汪应辰书”（第三跋，图4）、“乾道元年正月戊辰，河间刘芮观”（第四跋，图5）、“乾道四年九月二十有六日， 题”（第五跋，图6）、“嘉定庚午中秋，郡丞谢采伯观于四明贡院”（第六跋，图7）。后出的题跋位置竟然在前，先出的题跋位置竟然在后！说明傅申等专家和拍卖行所视为重要鉴定依据而津津乐道的“五则南宋人题跋”，实乃元代以后之伪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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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团四：文献之疑

         此卷没有年款，究竟系何时、何地所作，迄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这对于鉴定作品的真伪，也至为关键。该卷在紧接铭文之后，有跋语：“魏公有爱君之仁，有责难之义，其智足以经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可告以郑公之事业者也??”，共计39行189字。

         但是《黄庭坚全集》中载有一篇《题魏郑公砥柱铭后》，与这段跋文大意相同，行文略有出入，开头是“余平生喜观《贞观政要》，见魏郑公之事太宗，有爱君之仁，有责难之义，其智足以经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

         文献落款点明“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庚寅，系船王市，山谷老人烛下书”，且比跋文多出数十字。两相对照，《砥柱铭》中的这段跋语疑点颇多，特别是其中对魏征的称呼，一曰“魏公”，一曰“郑公”，显得很不规范。

         黄君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些疑点，把它们作为作品真伪“存疑”的理由之一。但这次受保利公司委托，参与鉴定、释疑，黄君又推翻了自己的“存疑”。他的理由是，黄庭坚生前，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不同人，多次书写过《砥柱铭》。据他考证，至少有五次，但其余四件（包括一件刻碑）都下落不明，此幅《砥柱铭》是“唯一幸存于世的真迹原件”。

         至于文献与跋文的出入，黄君认为，这是黄庭坚对同一内容的两次书写：这幅《砥柱铭》书于绍圣四年（1097年），书写时比较仓促，故多语病；文献记载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可能是黄庭坚对前书不满意，再次书写，而这次时间比较从容，行文也就更为规范了。

         黄君的释疑貌似有理，但毕竟是后人臆测，缺乏有力佐证。

         疑团五：印章之疑

         有专家说，王厚之和贾似道的珍藏，保证了作品的真迹身份，因为他们二位的印章，既在卷中的骑缝上，又在卷尾本纸上，这不像卷后写在别纸上的题跋，有可能是被伪造者拆换或接移的。而王厚之的十六字白文印，更属稀有的存世实例。

         通常情况下，后人的题跋和鉴藏印，只是鉴定一件作品真伪的重要“旁证”，而绝非唯一的“铁证”。即便印章全部为真，也无法证明此卷即为真迹。但如果印章本身就是假的呢？

         裴光辉对《砥柱铭》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印章上：

         一是手卷上被傅申等专家和拍卖行视为重要鉴定依据而津津乐道的三大收藏名家之鉴藏印章，经研究比对发现实乃伪章。

         1．所谓南宋中期大鉴藏家王厚之的十六字白文印章，经研究发现其钤盖时间竟然在明末项元汴鉴藏章之后，显系伪章。

         2．所谓南宋后期权相、大收藏家贾似道的 “秋壑图书”章，经与故宫藏《兰亭序》等公认名迹上的贾似道 “秋壑图书”章比对，发现明显不符，显系伪章。

         3．所谓明代大鉴藏家项元汴鉴藏章，经与其它公认名迹上之项元汴鉴藏章比对，发现至少有18枚印章与真印章明显不符，显系伪章，其余则大多模糊不清或笔画残缺，无法确认为真印章。

         二是手卷上所钤“项元汴”鉴藏章多数为水印，此与明代普遍使用油印的情况不符，更与项元汴在其它书画藏品中一概使用油印的情况严重不符。水印、蜜印用于宋代，南宋末已出现油印，元代以后普遍使用油印，水印则在明代已基本绝迹。此手卷“项元汴”鉴藏章使用水印，看似古老，实则弄巧成拙。

         三是卷首“项元汴”鉴藏章“天籁阁”、“宫保世家”、“项子京秘笈之印”皆有明显挖补痕迹，显见从别处移植于此，非原卷所有。

         疑团六：鉴定方式之疑

         随着真伪之争甚嚣尘上，香港宋瓷雅集会社首席专家潘彦伯对此次《砥柱铭》拍卖前后的鉴定行为，提出了全面的质疑。

         当今的拍卖公司，为了让潜在买家下手，通常会对外宣称，他们采用了以下三种鉴定方法：一是专家共鉴；二是文献佐证；三是仪器辨伪。

         而这幅《砥柱铭》的鉴定过程，简单得连这最起码的三种方法都没有很好地实现。

         一是专家共鉴。专家共鉴是为了杜绝某一专家的主观臆断或暗箱操作，让人听着十分合理，孰不知没有法律责任担当的鉴定，是靠不住的。《砥柱铭》拍卖前后，拍卖方都没介绍过有哪些专家“共鉴”过，专家们的意见和结论又如何？保利只请了傅申、黄君两位专家进行有偿鉴定，这是否符合“专家共鉴”的基本原则？黄君在采访中还戏称，“如果说有首席专家，那傅申肯定是首席，我就是末席喽。”而且两人都不约而同地修改了多年前的研究结论，这是学术鉴定的自然规律，还是受保利之邀的商业利益使然？

         二是文献佐证。文献佐证的关键词是“流传”和“故事”，在专家及拍卖公司的灌输下，现代人买东西已经进入了“买的是来源，而非本质”，即“买一个流传，买一个故事”的时代。在对卷末的题跋、印章没有完全认定真伪的情况下，就大肆宣传《砥柱铭》的流传经过，无疑是在用“故事”代替专业的文献佐证。

         三是仪器辨伪。《砥柱铭》以8000万起拍，作为理智的竞拍者或拍卖公司，首先应对《砥柱铭》的画心进行“碳－14”年代测定，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及一致性，应同时在2－3个同型仪器上进行，加速器质谱仪对碳纤维年代的测定可精确到2－5‰，对于只有千年不到的《砥柱铭》，不仅可检测出创作年代，甚至还可以确定书写时是在什么地方。

         仪器检测部份至少还应做两件事：一是画心纸墨的年代检测；二是黄庭坚书法的司法鉴定（有专用仪器）。

         在傅申的文章中，并没有对画心用纸进行说明与考证，而宋代官员使用的纸张是有严格规定的，更何况是《砥柱铭》这样大的篇幅？

         记者就仪器辨伪一事咨询黄君时，他很轻松地回答说：“中国的书法艺术千变万化，风格多样，用仪器怎么能检测出是否为黄庭坚真迹？仪器鉴定的年代误差在10年左右，而我的考证已将作品的创作年代锁定在6年之内，哪一个更可靠呢？ ”

         然而，在潘彦伯的眼中，在没有任何科学检测的前提下，就敢痛下“杀手”，将有争议之物收入囊中，真是“疯子”。

         疑团七：友邻馆之疑

         此卷于上世纪初，从广州流入上海，不久又流入日本，被私人博物馆友邻馆收藏。

         友邻馆位于京都，由藤井善助于1926年设立，取《论语》“德不孤，必有邻”之意。馆藏有从殷代至晚清近4000年间大量中国艺术瑰宝，比如早几年拍卖的怀素《食鱼帖》、米芾《研山铭》都从此处流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古印收藏馆，友邻馆还藏有周代的铜印、玉印，秦、汉、六朝直至唐宋元明清之印，总数约在六千枚以上。中国古代帝王御玺，自宋徽宗以后直到康熙、乾隆，如“康熙御笔之宝”、乾隆“十全老人之宝”等都在馆藏之中。

         国内资深收藏家说，日本将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奉为圣人。友邻馆的馆藏珍品中，“国宝”和“重要文化财”这两个级别的珍品，是无论如何不允许出境的。例如黄庭坚另一佳作《李白忆旧游诗》，就是友邻馆的镇馆之宝。

         既然友邻馆从来不出手公认的真迹，只有对那些真伪还没有定论的作品才会出手，那么当年此卷能从友邻馆流出，就足以证明日本同行对此卷的真伪还没有定论。

         疑团八：未见烬后痕迹

         《砥柱铭》在明中期为黄庭坚后裔所藏，嘉靖辛亥（1551年），此卷曾遭火灾，黄家室宇资蓄焚荡一空，唯此卷犹存于煨烬之中，冥冥之中似有神灵护祐。故黄应宸在隆庆庚午（1570年）的题跋中感慨云：“譬之七雄战争，中原几遭兵燹而鲁之灵光巍然独存，物之显晦，岂非甚欤？”这也是《砥柱铭》卷流传史中的一断“传奇”故事，令人倍加珍秘。

         在预展中观看时，万君超格外留意了这点。但遍览整幅作品，并未见此卷纸缣上有烬后痕迹，不能不让人心生疑惑。

         900多年前，黄庭坚为他的得意门生杨明叔写《砥柱铭》，就是要告诉他，做人要有精神操守，要具道德仁义之心，不趋炎附势，不阿谀奉承。如中流砥柱，立风波险浪而巍然挺立。笔墨之中倾注了他的一片深情。“世道之颓，吾心如砥柱”，山谷老人在题跋中的这句话，正是他一生风骨与气节的写照。

         如今900多年过去了，承载着理想和信念的《砥柱铭》，却被卷入一场真真假假的是非争议中。这是学术观点的争论不休？还是资本运作的疯狂游戏？

         尽管多位专家对《砥柱铭》的真伪各抒己见，没有人能一锤定音，推翻其他所有的观点，但他们却在一件事情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如果这是黄庭坚《砥柱铭》真迹，拍十个亿都不高！

         就在本文截稿之际，又有消息传出，国家拟再次使用优先购买权将黄庭坚书法《砥柱铭》收归国有。而之前以4.368亿元拍得此品的买家，始终未露真容。是是非非，真真假假，也许正如一位专家所言：“等等吧，时间是最好的验证。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