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大总管：一家五代都是故宫人 掌管180万件国宝

　　6月22日下午2点，故宫东华门一处僻静小院中，一位白色衬衣、黑色西裤的老人持伞而出。闷热了一周，大雨正袭击北京城。雨滴敲打灰瓦，又顺屋檐砸落，一个个小水坑像一把把小雨伞。

　　这是故宫文物管理处，统管紫禁城珍宝文物。最北边那间独立的屋子就是这位梁金生先生的。一桌、一柜、一沙发，加上69岁身材魁梧的梁金生，小屋几无空地。

　　梁金生“入宫”整整38个年头了。1979年他进入故宫工程队，五年后调入保管部（文物管理处前身），2008年退休后，又被返聘。

　　身为曾经的故宫文物大总管，若在平时，他才不管外面是风是雨，什么事都没他手里的文物资料重要。但今天，他要去参加一位农民的追思会——这是故宫历史上首次为一个农民举办追思会。梁金生必须去。

　　宫里有冰箱！

　　撑着伞沿太和殿东侧北上，经箭亭，过景运门，梁金生的去向正与人群相反，突来的大雨让很多游客不知所措，一波波涌向南面的广常很快，梁金生走到景仁宫——这个康熙帝的出生地，现在是捐献馆。梁金生太熟悉这里了。从1939年到2005年2月，共有682人向故宫捐献了33400多件文物。这些数字是他一个一个数出来的。

　　1985年11月9日，一个名叫潘大卫的青年找到梁金生，他要捐给故宫一对儿“冰箱”！

　　梁金生开始并不惊讶。他知道清代宫里本有冰箱，柏木制成，外形如箱。内设格屉，放冰块，屉板上存食物，四壁铅皮包裹，热气进不去，冷气出不来。想来皇帝与爱妃们能在炎炎夏日吃上冰镇西瓜了。

　　可潘大卫说，他的冰箱是掐丝珐琅制成，即“景泰蓝冰箱”。掐丝珐琅的小东西，如花瓶、首饰、熏香炉子，宫里常见，可“景泰蓝冰箱”，梁金生听都没听过。

　　三天后，梁金生找来一辆大卡车，拉上了宫里一位搞珐琅研究的老先生和几个小伙子，直奔北京市东城区党校地下室。

　　打开门，梁金生震惊了：景泰蓝冰箱半人多高，两个小伙子才抬得动。倒梯形的箱体，六面全彩掐丝珐琅，艳丽耀眼，底部一角有圆孔，冰化时水可流出。细细打量，冰箱盖上还有两孔，可散发冷气，人坐在一旁竟然能消暑纳凉！这冰箱盖子上还印有一行小字“大清乾隆御制”，一旁研究珐琅的专家说：“外面做不出来。”

　　这对冰箱是潘大卫外公陆观虎的遗物。陆乃民国天津第一名医，上世纪30年代，经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弟弟徐世章介绍，陆观虎以3500大洋从一个古玩商店购入这对景泰蓝冰箱。他喜爱有加，据说每天擦拭。当时说，这对冰箱“原本是宫里的”，溥仪被逐出宫时将其偷带出去，因为太沉，就在天津拍卖了。

　　外公去世后，潘大卫的母亲将冰箱带到北京。不料文革中，景泰蓝冰箱连同大量古玩字画被红卫兵们查抄。文革后文物大多被退回，却唯独少了冰箱。费尽周折，潘大卫和母亲才在北京市东城区党校地下室中发现了这对“旧物”。

　　听说潘家想把冰箱捐了，帮助寻找的北京市文物局人士给了潘大卫一张捐赠表，告诉他填了就能“归公”了。潘大卫稀里糊涂填了表，突然意识到北京市文物局和故宫不是一个地儿。“不行，不行，我们是要捐给故宫的。”他急忙反悔，这才找到梁金生。

　　景泰蓝冰箱“回宫”的消息传得飞快。入库前它们在梁金生的办公室放了几日，围观不断。

　　同样是在1985年11月，河南农民何刚在自家院子里挖出一缸银器，找到梁金生，全部捐给了故宫。经鉴定，这缸银器共19件，均为元代酒具，正好弥补故宫馆藏元代银器的空白。故宫给他颁发了“捐献证书”，还有8000元奖金及1000元路费。2017年6月22日，梁金生正在赶过去参加的追思会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农民，他不久前意外故去。

　　1984年进入保管部工作之后，故宫接受的每一件捐赠之物都要经过梁金生的手。2005年，故宫把景仁宫辟为了专门陈列捐献文物的展馆，取“景仰仁德”之意设立“景仁榜”，刻有各色捐助人士，商贾名人，政客学者的名字，还有农民何刚。

　　13491箱又64包

　　景仁宫东边紧挨着延禧宫，《甄嬛传》中住过此宫的小主结果凄惨，事实上这里确实劫难不断。道光二十五年，一场大火把延禧宫烧了个精光。宣统元年重修，结果修到一半，大清就亡了。1931年，故宫博物院在这里建了一座文物库房，是当时“条件最好的库房”，专门存放不易保存的书画、瓷器与金银制品。

　　不料库房还没怎么用上，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物搬迁就开始了。这段辗转直接关联梁金生的爷爷与父亲。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戒严，神武门外一箱箱的珍稀文物被搬上板车。几十辆板车秘密拉向火车站。夜很深，没人敢大声说话，微光下，一个身材细长的中年人一遍遍地核对箱子上的编号。

　　他就是梁金生的爷爷梁廷炜。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故宫决定转移文物。数十万件文物，装了13491箱又64包，打包就用了一年多。

　　每次核对到书画文物，梁廷炜尤其细心，他甚至发现自己的父亲与爷爷的作品就在其中。梁家祖上为宫廷画师，供职于如意馆，到梁廷炜已是第三代。1924年年底，溥仪被逐出宫，临时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对清宫旧藏文物进行系统点查。熟悉清宫书画收藏的梁廷炜成为其中重要一员。

　　黎明时分，梁廷炜随文物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故宫文物离开北京后，先存上海，后转南京，抗战全面爆发后，又分三批西迁入蜀，直至1947年6月全部东归南京。十余年，文物走到哪儿，梁廷炜及一家人就跟到哪儿。

　　就在大家期盼着能早日回到北京时，梁廷炜接到密令，挑选精品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1949年1月6日，招商局的海沪轮载着梁廷炜和第二批1680箱文物离开了大陆。他走时还带走了梁金生的奶奶与两个叔叔，以及哥哥梁峨生。当时，梁家人都觉得这次去台湾只不过是又一次迁徙。哪料自此一别，不但国宝分散两岸，梁家三代也骨肉分离、阴阳两隔。

　　1972年，梁廷炜在台北去世。15年后，大陆的梁家人才得知消息。1993年，梁金生去台湾见到了家人和爷爷的同事。老人们告诉他，文物抵台后，大家买的全是最便宜的竹制家具，很多文物箱子甚至都没有打开过。直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大家才意识到，怕是回不了家了。蒋介石对故宫文物尤其重视，1954年底亲自视察，还在文物库房门口与梁廷炜等人合影。

　　在国宝西迁的过程中，梁廷炜17岁的大儿子﹑梁金生的父亲梁匡忠也“入宫”了，成了梁家第四代故宫人。与父亲分别后，1953年，他从南京调回北京故宫，继续负责文物的清点、定名，至2002年彻底退休。

　　因为家里有这层“海外关系”，梁匡忠很少提及往事。他用特殊的方式纪念国宝西迁：长子是在国宝押运到四川峨眉时生的，取名峨生；长女在国宝押运到乐山（古名嘉定）出生的，取名嘉生；接着是金生、宁生、燕生。

　　梁匡忠每天都坐5点最早的一趟公交车上班，神武门外没有站点，但司机每次都主动为他停车。小学时，每每假期，梁金生都提着饭盒进宫给父亲送饭，顺便在宫里逛一逛、玩一玩，“就跟自己家一样”。

　　1978年梁金生从内蒙古插队归来，一心要进故宫。因为超龄1岁，31岁的梁金生进了故宫工程队，成为一名瓦工。每个春天，他都要爬上宫院屋顶，用红色的瓦刀灰把琉璃瓦的缝隙重新压一遍。这个技术百年未变。他远眺藏书阁及北京城，时常想起爷爷。脚下彩色琉璃瓦被日头晒得很烫，军绿胶鞋踩上去滋啦啦的响。

　　“天字一号文物”

　　雨越下越大，打断了梁金生的回忆，他加快脚步继续北行。约莫10分钟，来到神武门边的一排灰色平房。这是“东长房”。1984年，梁金生离开工程队，被调到保管部时，就在这里办公。

　　正是在东长房内，梁金生第一次见到了爷爷参与编辑的三本文物目录——《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故宫已佚古物目录二种》和《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此后，梁金生开始了与祖父、父亲相同的工作——点查文物，追寻遗失珍？宝。

　　翻开《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一册第一页，“天字一号”文物赫然纸上，竟然是一个二层卧榻凳，也就是皇上的垫脚凳。

　　“天字第一号文物就是这么个玩意儿！？”梁金生很纳闷，他跑到库房去找，发现了好多个大同小异的“二层卧榻凳”，根本分不清。

　　后来梁金生明白了，当年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千字文》顺序给故宫文物编号，“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乾清宫对应天字，坤宁宫就是地字。而进到殿里第一眼看到啥就记录啥，于是有了那个“天字第一号文物”。

　　若干年后，梁金生参观台北故宫，发现文物编号竟然还是这套“老号”，仿佛乡音未改。漂洋过海的国宝，“都是故宫的”。

　　记号可以对抗漂泊。三份故宫文物目录就是这样的记号。

　　从1924年11月到1930年3月，清室善后委员会花了五年多的时间，点查清宫物品117万余件，编纂出版了6编28册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这可以说是故宫最早的账目了。其间1925年7月，在点查养心殿时，发现了一束《赏溥杰单》和一束溥杰手书的《收到单》，加上此前发现的《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帐》，据此出版《故宫已佚古物目录二种》和《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公开发行，希望众人知晓，促使遗失文物早日回宫。

　　故宫文物遗失过几波。尤其溥仪退位前，紫禁城偷盗成风，而最大的监守自盗者竟然是溥仪本人。当时，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溥仪就挑出最好的，赏给溥杰。溥杰每天上完课，一定会从宫中带走一个大包袱，连续五月，天天如此。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就开始追回散佚文物。先是接收了溥仪在天津旧宅和东北留存的东西，又通过购买和接受捐赠的形式进行征集和收购。1945年，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从长春伪皇宫中流出，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卖掉13亩的宅院，凑足240两黄金买下。1956年，张伯驹将收藏品中的8件珍品无偿捐献给故宫，其中就有《游春图》和同为清宫旧藏的《平复帖》。

　　上世纪50年代，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文化部从香港重金购回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以及唐韩滉《五牛图》等国宝级文物，交给故宫珍藏。

　　自从在东长房第一眼看到两册已佚目录，几十年来，它们从未离开过梁金生的书桌，日日翻动，魂牵梦绕，竟然成了梁金生的心玻

　　每次，见到书画大家徐邦达、启功等老先生，梁金生都要问一问：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线索？还有哪些地方可能存着咱的宝贝？

　　每次，有清宫旧藏回宫，梁金生都会如前辈一样在“目录”上画一个圈，代表这个东西回来了。梁金生看着圈，也看着空白，一个个数，再一个个数。

　　“古物目录上有1870件文物，已佚书籍书画上有1000余件文物。但我们在上面画的圆圈还不到100个。”

　　“把画留给故宫吧！”

　　1995年，梁金生“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上多了一个重要的圈圈。

　　这年秋季，一天，北京瀚海公司拍卖会正在举行。京广中心可容纳800人的大宴会厅被撑得满满的，走廊过道都是人。

　　梁金生和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也出现在拍卖席上。平时穿着休闲的梁特意穿了套西装。买家与媒体知道他们是故宫的，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大家都想知道故宫要买啥？

　　拍卖会过半，梁金生和杨新不时低头耳语，却一直没出手。

　　“《十咏图》，660万元起拍，有没有人加价？”拍卖师喝了口水，开始311号拍品的拍卖。

　　梁金生马上举手示意。

　　“故宫出手了！”现场顿时热闹起来。

　　随即，另外两位买家也举牌加价，梁马上追加。别人加价时，举的是手里的牌号，梁金生举的却是一支随身携带的钢笔。三方一直抢夺。

　　“1800万。”梁金生又一次加价。

　　“别争了，把画留给故宫吧！”竞拍席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故宫！”“故宫！”……现场突然响起热烈的口号。杨新站起来向人群微笑示意，梁金生则紧盯着其他两位买家。

　　“1800万，第一次！”“1800万，第二次！”“1800万，成交！”拍卖师砸下了小锤子，梁金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十咏图》是北宋张先的画作，据说张先一生只画过这一幅图。原本一直收藏在紫禁城，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其盗出宫后，偷运到长春。伪满洲国政权覆灭时，《十咏图》被窃，此后50年不知下落。得知此次拍卖会上有《十咏图》后，故宫下定决心，花多大的代价，也要让它“回家”。

　　这是故宫首次参加拍卖会，也是梁金生第一次代表故宫参与竞拍。回到办公室，梁金生拿出《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翻到记录《十咏图》的那一页，小心翼翼地在上面画了一个圈。

　　随着时间的推移，散佚文物的线索越来越少。上世纪90年代拍卖公司兴起后，文物商店和藏家更愿意将藏品拿去拍卖，散失的文物不时出现，价位也越来越高。

　　梁金生代表故宫买过最贵的东西，是2200万元从嘉德拍卖公司回购隋代法书《出师颂》。这在当时引发很大争议，有人质疑故宫“花重金买假货”。

　　实际上，故宫每次购买文物，都会组织专家反复论证。决定购买《出师颂》前，故宫组织徐邦达、启功、傅熹年等多位专家召开鉴定论证会。通过对原迹的仔细观察，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是宫中原藏真品。

　　2200万元到底值不值？梁金生觉得“值”！隋代非常短暂，能够流传下来并确定是隋代的法书十分稀少。每次办书法展，西晋有陆机《平复帖》，东晋有王珣《伯远帖》，唐代就更多了，而隋代作品是个缺件。《出师颂》回归后，故宫的馆藏书法就能够“串”起来了。

　　2003年8月18日上午10时，一辆装甲运钞车从位于北京恒基中心的嘉德拍卖公司出发，在五名持枪警卫的护送下，流落民间整整80年的《出师颂》终于回宫了。

　　故宫换不换文物？

　　雨还没停，在东长房前，梁金生转弯往西，过了神武门，不远处就是大名鼎鼎的漱芳斋。漱芳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乾隆帝没事就在此听戏。屋内装修完好，多宝阁上的摆件全是真文物。故宫有重大外事接待，一般都在此举行。

　　1996年，一位拄着拐杖、带着翡翠戒指，个子高高的美国人踏进了漱芳斋的大门，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三册珍贵的宋拓本《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始刻于北宋，里面收录了历代书家102人共计420帖，被誉为中国“丛刊帖始祖”。据传，《淳化阁帖》总共10卷，历经劫难，存世极少。得知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手里有《淳化阁帖》时，启功先生曾脱口而出：“我不见真本，死不瞑目！”

　　9月10日，安思远收藏碑帖珍品展在故宫博物院开幕。当月底，安思远就要带着《淳化阁帖》离开中国。有没有办法让安思远把阁帖留下来？梁金生日思夜想。

　　9月27日，在首都机场航站楼，时任国家文物局外事处主任王立梅为安思远送行。她问安思远：“是否有意出售《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绝不出售，若用故宫的朝珠等珠宝来换是可以的。”安思远如此回答，“在未收到文物局的信函前，我绝对不处理淳化阁帖。”

　　换不换，拿什么换？

　　故宫专门开会讨论。有人说拿重复的藏品换，有人主张用九龙壁的瓷器换，还有人希望做工作，让安思远捐赠。也有人不同意换：“我们不能太‘贪’。一般的东西交换，他不干，好东西换走了，咱们也没有了，那怎么行？”

　　梁金生也反对交换。他留意到安思远手上的那枚翠戒成色极好，是“宫里也没几件儿”的好东西。用一般之物交换，安思远怕是看不上。况且，“他那儿是藏品，咱们这儿也是藏品，他那儿（藏品）重要，咱们这儿就不重要了吗？”

　　为此，梁金生把故宫库藏的珍宝类文物1120件，各类朝珠247件挨个儿整理了一遍。他把结果上报给国家文物局，提出“博物院是以文物为其生存的根本……我们提倡爱护故宫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因此，以文物换文物，“不可取”。

　　梁金生主张买。故宫每年都有文物征集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笔钱的数额是一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宫里的老人描述过当年盛况：每天清晨，文物商拉着成车的文物等在神武门外，排着队等着故宫挑。那个时候，总能淘到宝贝。故宫曾经以200元的价格买入4件书画，4件都是一级品。

　　经济条件好了，故宫的文物征集费也在跟着涨，从1万变成10万、100万、1000万。但文物的价格涨得更快。若要收购特别重要的文物，故宫会要求国家文物局财政支持——故宫负担该文物购买价格的20%，文物局出资80%，从故宫上交的门票收入中直接扣除。

　　若文物局也经费紧张，故宫就得自己想办法。1996年，梁金生代表故宫购入一副清宫旧藏的元代法书，500万的价格，分了三次才付清。

　　这件事，前前后后折腾了一年，拟定了多个方案，一直没谈成。2003年，有感于中国方面的诚意，垂暮之年的安思远以450万元的价格将手中的三册《淳化阁帖》卖给了上海博物馆。

　　阁帖虽未进故宫，但总算回归。

　　台上台下一片哭声

　　6月22日下午，沿着红墙继续往西走，从故宫东南角东华门边的办公室出发后20分钟，梁金生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位于故宫西北角的建福宫花园。这里曾是清代帝后休憩之所，藏有大量皇家珍宝。1923年11月，一场大火烧毁了这座皇家花园，无数珍宝也化为灰烬。

　　历代皇室，包括故宫建院后相当长时间，文物都存于地上，冬春风沙、夏季高温，条件很差。1990年，故宫地库启用，内设大小库房百余座，单是防盗门就价值不菲。文物大批量转移到地下，清理登记是个难题。

　　辛苦征集回来的文物，不允许有一点闪失。2004年，故宫迎来第五次大清理。对就要退休的梁金生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跟院长都急了，必须得把文物清理工作当成中心工作。”

　　从2004年到2010年，故宫有近200人，天天穿着“紫禁城”牌儿的蓝大褂，穿梭在不同的库房殿堂之间，一座座库房、一件件藏品、一张张卡片、一页页账目地核对。仿佛当年梁金生的爷爷做过的工作。

　　过去，故宫记账靠手写，年代久远，翻看账目时“5”和“8”经常分不清。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他法，只能重新数一遍。总账和各库房的分账有时会不一致，到底是谁出了错？又要把数十年来进库和出库的东西全都核一遍。好几次，梁金生派人去其他博物馆查：当年故宫拨交给你们到底多少件？还有时，账对上了，东西找不到了……

　　故宫前副院长李季曾说，梁金生把文物的编号看得比命还重，若想让他销一个号或者加一个号，比登天还难，简直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架势。

　　2010年12月，当梁金生走出清史馆的瓷器库房，完成最后一项验收报告的审核，故宫有了建院以来藏品数量上第一个全面而准确的数字——1807558件（套）。

　　几代故宫人萦绕心头的大事终于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成了。在故宫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没有欢歌笑语，台上台下一片哭声。

　　外人难以想象，弄清故宫所有文物的艰难程度。

　　“我觉得我特难过，好不容易这么整一次。”梁金生还是不满足。

　　2008年，60岁的梁金生退休了，但他寻找文物的工作还在继续。2013年，购入隋人书《出师颂》10年之后，一位藏家将一副元代的《出师颂》题跋捐献给了故宫，实现了两件珍宝的合璧。

　　至今，梁金生每天8点准时到办公室上班。闲着没事的时候，他就翻一翻手里的两本已佚目录。梁金生总觉得文物是“活”的，那些好不容易“回家”的文物，得小心伺候着。在他的主持下，地库里专门设计了一个缓冲间，一件书画要从恒温恒湿的地库里拿出来，得在缓冲间放个一两天，再进行包装、运输。

　　那些还没“回家”的东西，他总惦记着，也许哪天就会突然冒出来，他得时刻准备着。

　　6月22日下午五点，结束了农民何刚的追思会，梁金生回到办公的小院。锁上门，骑上“工龄”14年的自行车。出东华门右拐，到长安街左拐，50分钟后回到位于东三环外的家里。没人知道，那个和他们擦肩而过的老人，满身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