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仁珪：从启功现象说起（二）

2017-08-08 10:45:41 来源：点击：

前篇谈到“启功现象”（点击“启功现象”转到上篇）的出现，即启功先生受各领域、各阶层的喜爱，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那么，启功现象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从启功现象说起（二）

一是传统文化需要“通才”“达人”。在传统文化的诸多学科中，我们不乏“皓首穷一经”的专门人才，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他们构筑了传统人文学科研究的基础；但我们更需要能统领诸多学科的复合性人才。因为前者更多的是偏重对传统文化进行技术性、知识性的研究，而后者更能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综合的关照，把握住传统文化的精髓、本质，站在更高的角度上，以更开阔的视野对传统文化进行更系统的规律性、结构性的研究，从而使这种研究更深入、更升华。一般说来，一个人如能在文化领域中专精一项，即足以名家，而启先生则不仅在文艺创作上取得了超越同伦、直追前贤的成就，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涉足众多学科，并在每一学科中都取得重量级的创获，达到顶级水平，这种“全能”之功正是启先生的可贵之处。正如黄苗子先生所评：“《论衡》说：‘通书千篇以上，万言以下，弘扬雅言，审定文牍，而以教授为人者，通人也。’这还不够，还应加上，记览宏博，门类纷披，而又融汇贯通，互相为用才算真正的‘通人’现在家太多，通人太少，启老其宜为‘文通先生乎’！”

启功先生自撰墓志铭

自撰墓志铭，一九七七年作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

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

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

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

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

计生平，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启功

就传统学术领域而言，他兼擅古典文学、文献学、考据学、史学、小学、红学、敦煌学、佛学、民俗学，以至对小说、占卜、三教九流之学皆有广泛的涉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家”。就艺术领域而言，他是蜚声海内外的书画家、书画理论家和书画鉴定家。尤为难得的是，他不但横跨学术与艺术两大领域，而且能以其过人的智慧与才识，将学术艺术化与艺术学术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所谓双管齐下，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博涉无碍，堪称杰出的文化大师。比如，他为什么能在作为书画大师的同时，又能成为杰出的书画鉴定家呢？这正如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傅熹年先生所评：“和其他鉴定家不同之处的是，他兼有对传统文化有深入广博研究的学者和当代书画大师的身份。他那些最令人心折赞叹的研究成果产生于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与敏锐准确的艺术鉴赏眼光的完美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使他能透过外表，深入内容，看到别人熟视无睹的问题，发表别人不能发表的卓见，独树一帜，居当代鉴定大师之前列，为同辈所推重，为后学所敬仰。”（《学术研究与艺术鉴赏的完美结合》）这是艺术学术化的典型表现。又如文字学是一门很艰深的学科，启先生能将这艰深的学科与书法学、书法艺术结合在一起，著述了《古代字体论稿》；古汉语、特别是古代诗歌的语法规则、声韵规律是一门很难把握的、甚至有些玄虚的学问，启先生能通过生动的诗文例证和生活现象予以形象地解读，著述了《汉语现象论丛》《诗文声律论稿》；八股文、子弟书几乎已成为不为人们所知的文体了，但启先生能通过解读“游戏”八股《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极富趣味性地分析了八股文的结构特点，通过子弟书的代表作《忆真妃》的解读，提出了子弟书是能代表清代诗歌创作水平的、具有“创造性”的诗体。这些都可算作学术艺术化的例证。

而题跋和题画诗最能体现启先生学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很多书画收藏者视自己的藏品为稀世珍宝，恨不得寸步不离，更不肯将藏品长期留在他人之手，但又想请启先生为之题跋以增其荣，于是就苛求启先生当面行文。启先生也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便经常上演“对客挥毫秦少游”的场景，援笔立就，倚马可待。而这些题跋又写得那么专业而精彩：不用现查，信笔拈来，就能对该作品的作者、年代、著录与递藏情况交代得清清楚楚，体现了他精湛广博的学识；而且或诗或文，文采斐然，精美之至，体现了他高度的文学艺术修养，见者无不连连称奇。而他的题画诗，更将绘画艺术、书法艺术、文学修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堪称“三绝”之作。总之，要想成为传统文化的领军人物，他必须具备全面的、独到的、能通融不同学科的知识结构和学术体系，这才能比一般学者看得更高、更远、更全、更深。我们现在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通才达人，最急需的也是这样的通才达人。自古以来，人们习惯把某种热门研究称为“某学”，如“选学”“红学”，笔者不敢断定将来会不会出现“启功学”这样一种专门的学问，但我们现在就有必要着手去研究启功先生的学术、艺术成就是怎样形成的，他的知识结构和学术体系究竟是怎样构成的，相互之间是怎样互构互补、融通一体的，他对深入构建、继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有怎样的现实意义。这是“启功现象”对我们的重要启发。

当然，“启功现象”与“启功之学”对我们的启发不仅体现在单纯的学术研究上，还体现在做人上。之所以会出现“启功热”、之所以能成为“达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众多人的热爱。

△像怀里的大青蛙一样可爱的启功先生

其实，能通融不同学科的学者本不乏其人，但有些学者总让人感到生疏，觉得他们只是学术圈、艺术圈之内的人，仅生活于清高的象牙塔内，和大众没什么密切关系。但启先生则不然，他既能“上陪玉皇大帝”，在文学艺术的沙龙里统领风骚，又能“下陪卑田院的乞儿”，植根于群众之中，使布衣草根也能分享到他的情感世界和艺术之美。他从康熙的砚铭“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中取出“坚”“净”二字作为斋名，这“坚”“净”二字体现了他人品中高雅的、不同凡俗的、颇具贵族气质的一面。

而“仁”与“爱”“泛爱众”的菩萨之心，又体现了他人品中“接地气”的、平民化的另一面。他的住所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宾客盈门，启先生戏称简直就成了“接待站”，如果出差在外，那就成了“流动接待站”，而启先生也总要不厌其烦地接待这些趋之若鹜的来访者。和苏东坡一样，“仁者爱人”，在他的眼中“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所以他能把爱心与关切传递给最普通的人，让他们亲切地感受到这是属于“我们”的学者和艺术家。和苏东坡一样，他热爱生活，既体验过荣华，更品尝过苦难，并把这些复杂的经历体现在诗文创作中，让人们深切感受到他和我们具有同样的经历与遭遇，感受到他既是天才，又是凡人。如果说很多学者的学术研究，包括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主要以“智商”高、或古人说的“文章”好取胜，那么启先生的研究与成就就不单以“智商”高，而且以“情商”高，或古人说的“道德”高取胜。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道德文章”兼擅，今人所说的“德艺双馨”。这是决定“启功热”经久不衰的又一重要原因，未来“启功学”的研究者一定不要忽视这一因素。

二是当今如何培养像启先生这样的“通才”“达人”。很多人都认定启先生是一个“间世”之人，即不是任何时代都能出现的人才，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天资聪颖，记忆力超强，生活经历丰富是其主观因素；亲受诸多名师的悉心指教，如陈垣、溥心畬、溥雪斋、齐白石、吴镜汀、贾羲民、戴姜福……，是其客观因素。这两种因素都是及其难得的，凑在一起更是间世难逢的，所以要想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复制”出一个“启功”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有些人采取的措施是索性摆脱当前的教育模式，恢复“私塾”式的办学方法。据有关报道，目前中国有近两万个孩子不去读正规的学校，私塾的数目已达两三千家之多，这种趋势还有越演越烈之势。

诚然，现在的学校教育确实存在很多令人失望的问题，但完全摆脱这一主体模式，游离于现代知识结构之外，势必对孩子的后期教育，以至升学就业都带来诸多“不能兼容”的障碍。再者，启先生虽出身于旧式私塾，但十岁左右就融入到新式的学校教育，因此重走私塾之路绝非理智的选择。

那如何是好呢？笔者也没有成熟的良策，只能提出一些具体的措施和建议：

一、不进现代正规的中小学而进私塾虽不可行；相反，在中小学设置大量的传统文化课，让它成为主修课程也无必要，因为在知识爆炸的现代社会，我们并不需要大批大批的专门从事传统文化的专业人员，因此办一些专教传统文化的专门班、兴趣班，让有兴趣、有天分的孩子在课余时间多接受一些这方面的训练似乎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但关键的问题是师资的水平。传统文化是一门综合的学科，不是随便一个语文老师、历史老师都能胜任的，他们不但要对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都有相当的了解，而且要对传统文化有正确的认识观。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国学热”，很多倡导者就误认为凡是那些旧教材都是“国学”，都应提倡，于是《弟子规》《孝经》等也都一窝蜂地成为热选的读本，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应该值得甄别的“糟粕”，这足以证明师资水平的重要性。授课的方式也非常重要，一定要“因材施教”，虽不必像私塾那样师徒口耳传授，但一定要加强个别辅导，像普通中小学那样四五十人的上大课，大拨轰，也绝不会有好效果。

二、要想成材，关键还在大学阶段。一些高校的文科应特设“传统文化”专业，打破文、史、哲分家的藩篱。因为就传统文化而言，文、史、哲、艺原来是密不可分的一体，研究文学，脱离不开历史、哲学、艺术，同样，研究历史、哲学、艺术也如此。现代高校自然科学的学科越分越细，这也许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但机械地用这种理科思维去硬套文科设置，把社会科学的学科越分越细就未必得当。现在学语言文学的不学历史与哲学，学现当代的很少过问古代的，学古代的又分好几段，搞得过于支离破碎，在这支离破碎的基础上如何建构“传统”？如何组成“文化”？我们要借鉴启功先生成材的经验：广泛涉猎，由博返约，触类旁通，这样才能成为通才和达人。否则，仅守一隅，至多皓首穷一经而已。当年启先生向溥心畬先生请益绘画时，总希望直接得到他绘画方面的指点，但溥先生总是先问他作诗了没有。当时启先生还不理解其中的奥妙，后来才渐渐悟出这样的道理：要想从事艺术，首先要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艺与文是密不可分的，必须同时具备深厚的根基才可以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奇怪的是，现在艺术院校，包括美术系、书法系等，在招生时为照顾专业特长，便降低文化课的分数线，有的还降很多。如果体育专业这样做还有情可原，但以综合文化素质为基础的艺术院校这样做，就太令人费解了。这种只停留在“艺”与“技”层面上的人，怎能很好地“进乎道”呢？在注重培养综合素质的同时，我们还要特别培养学生动手写作的能力。现代中文系的大学生（甚至老师）讲起文学理论或文学史可能是“景德镇的瓷器”——一套一套的，但让他们写一篇简短的古文或绝句，立刻就成了“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了，这种光会说不会练的花架子怎能准确而深入地揭示传统文化的真谛呢？

三、不管是中小学还是大学，都要一以贯之地注重对学生专业道德的培养，学习启先生坚守理想、爱业敬业、淡迫名利的精神和品质。启先生自幼立志做一名画家，后来又专注于书法创作及书画研究，对此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在一首词中这样写道：“癖嗜生来坏。却无关、虫鱼玩好，衣冠穿戴。历代书法金石刻，哪怕单篇碎块。我看着全都可爱。……烟墨浆糊沾满手，揭还粘，躁性偏多耐。这件事，真奇怪。（《贺新郎·癖嗜》）”为了这种热爱，他坚守了一生，担当了一生，奉献了一生，即使因此而遭厄运，亦无怨无悔。当他终成善果后，他绝不想以此追名逐利、升官发财，他把得来的笔润大都捐献给了社会，成立基金会，资助贫困学生。自己在生活上仍布衣素食，无欲无求；在事业上仍精益求精，蜷居于斗室之内临池不辍、著书立说，活到老、学到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哀荣有恨付刍狗，宠辱无惊希正鹄”“何待汗青求史笔，自家腕底有铭辞”，是他情操和胸怀的生动写照。这些优秀的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然而现在有些人却并非如此。在浮躁的社会中，他们又想早日成名成家，又不肯下苦功，于是著书就以奇谈怪论惊世，字画就以标新立异炫目，还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他们不是把成功建立在实力上，而是希冀于炒作中。如此浮躁，怎能成为一名真正的、高尚的学者和艺术家？面对启先生的高风亮节，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而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应以此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