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之眼”看中国，明代江南社会的惊鸿一瞥

2017-07-28 10:34:36 来源：澎湃新闻点击：

浙博“漂海闻见——15世纪朝鲜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展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佳月眼中是一个不得不说的展览。因此，哪怕迟到了半年，依然交出展评。

展览以15世纪朝鲜儒士崔溥的《漂海录》为线索，探寻崔溥在中国江南的游历足迹，选取浩瀚历史中的一个“意外”的小支点，一笔宕开，“以书为源，物随其展”，完成了明代江南社会的惊鸿一瞥。展览可圈可点处极多，然而遗憾处也有一些。

浙江省博物馆“漂海闻见——15世纪朝鲜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展海报

明弘治元年（朝鲜成宗十九年，1488）正月，35岁的朝鲜儒士、弘文馆副校理崔溥在济州岛执行公务，突获父亲去世的消息，随即返乡奔丧，却遭遇海上风浪，漂海13天后，几近绝望的崔溥一行在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登岸，意外开启了4个半月的中国之旅，从富庶的江南到繁华的京城，一应烟波风物，都载入他归国后所撰写的《漂海录》中。

500多年后，2016年11月，由浙江省博物馆与韩国国立济州博物馆共同筹备的展览“漂海闻见——15世纪朝鲜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以《漂海录》为线索，辅以中韩两国26家博物馆超过300件馆藏文物，旨在探寻崔溥在中国江南的游历足迹，呈现15世纪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史。

崔溥是谁？他在中国经历了什么？这趟旅程折射出中国与朝鲜半岛怎样的文化交流？都在展览中一一解答。

展厅入口，两侧挂有致辞、崔溥行迹图、中韩历史时期对照表等。

展览入口即出现儒士身份的崔溥轮廓，引人去探寻这轮廓中的真实。标题所用“漂海闻见”四字，辑自韩国高丽大学校收藏的铜活字印本《漂海录》，是存世《漂海录》最早的印本。展览选用绿色为主题色，设计师称希望选取清新、温和的环境色调，和笔者初臆的蓝色（漂海）有别，但想来也更契合江南之色。

入口处的崔溥游历中国线路图

展览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崔溥与朝鲜”，并未急于让观众加入崔溥的中国之行，而是解答了崔溥是谁。通过“15世纪的朝鲜”等展板配合当时儒学典籍、服饰等，揭示朝鲜王朝以儒学治国，衣冠礼乐，一遵华制。“朝鲜儒士崔溥”展板配合与崔溥生平相关的文物展现其渊博的儒学学识和卓越才能，以朴素展陈勾勒出崔溥25岁中进士第三名、29岁获中文科乙科第一名、出任弘文馆副校理（崔溥在中国登陆后于桃渚所接受审问，也提及上述履历）、成为士林派中心人物，至晚年因士祸罹难的传奇一生。

朝鲜时代的服饰、书籍

展板解释了崔溥的儒士身份，并点出他的学识对漂海至中国后顺利返乡有巨大帮助。

1486年成宗颁赐给崔溥“文科重试乙科第一人”教旨，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藏。教旨为国王赐予大臣官职、官爵、谥号、土地等的告谕文书。

《锦南先生集》，共五卷，第二卷刊行于1725年，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藏。崔溥号锦南，任职弘文馆时曾参与《东国通鉴》编纂工作，本卷即收录崔溥《东国通鉴论》。

《海东历代名家笔谱》，1926年刊行，韩国国立济州博物馆藏。中有传崔溥书信笔迹，反映旅行中未能遵守时祭而遗憾苦闷。

《漂海录》铜活字印本，朝鲜时期（1540年以前），韩国高丽大学校图书馆藏，是存世《漂海录》中最早版本。

崔溥墓出土青铜碟及匙箸，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藏。成宗为牵制勋旧势力，积极任用通过科举入仕的士林派进行政治改革。燕山君即位后流放士林派官员，1504年更以生母尹妃遭贬为由掀起甲子士祸，崔溥被处斩，享年51岁，中宗上台后为崔溥平反。

第二单元“意外的中国之行”，展示了崔溥遭逢海难漂海至中国的始末，及在中国的游历线路。第一展区通过朝鲜时代济州岛出海相关文物及当时的丧服、腰牌等，辅以《漂海录》的记录，展现恪守儒家思想的崔溥为奔丧在“颲风怒号”的正月从济州岛出海，途中严格穿戴丧服守孝，遭遇海难，终在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登岸获救的故事，展厅中还播放描绘海难经历的沙画视频。

本单元第二展区展现崔溥一行被验明身份，由中国官员护送走陆路经宁波、绍兴到杭州，再沿京杭大运河行水路到北京，成为明代第一位行经京杭大运河全程的朝鲜人。展览别出心裁地通过大幅展板展现《漂海录》对沿途的记述和这些地点的现今风貌，带领观众遵循崔溥的足迹游历江南，并配以摄制组走访后制作的视频在展厅中播放，有些遗迹仍在，有些已湮灭无闻，古今对照，令人兴叹。展厅还设有展柜陈列崔溥所经重要地点的代表性文物。

《出船记》，朝鲜时代后期，济州大学校博物馆藏。济州当地人出航须得济州牧使许可，相关信息记录在案。

《漂海录》对正月不宜出海的记述，配合朝鲜时代居丧所穿戴方笠、丧服，勾勒崔溥正月出海奔丧情事。

青铜马牌，是朝鲜时代因公务出差的官员使用驿站驿马的凭证，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漂海录》载崔溥等人漂至中国海域曾遇海盗洗劫，崔溥以“印与马牌，乃国之信，私无可用”请还，后至桃渚所接受盘问时，马牌亦是证明崔溥身份的重要物证。

济州岛石人及表现崔溥漂海故事的沙画视频

《漂海录》记述原文、行走路线及该地现今风貌

展厅中播放摄制组重走崔溥之路的纪录片

《绍兴府境全图记》拓片，崔溥曾做细心记录。展柜中还放置桃渚城的城砖、《西湖纪胜图册》、《京杭里道图》等，点出崔溥沿途标志性地点。

第三单元是“江南风物”，转过一间幽灯小室，柳暗花明，进入琳琅满目的明代文物展厅。崔溥来到中国后，十分留意观察各地不同的风物民情，由于明代外国使臣很少能到达长江以南，因此他对江南地区的记述更为细致，大到都市格局，小到饮食起居、服饰、首饰、文人风尚。展览展出了江浙多地出土明代文物，如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出土丝织服装，常州武进王洛家族、江阴青阳邹令人墓出土金银首饰等，虽然今日只能通过墓中遗物管窥明代江南风貌，无法与崔溥所述完全对应，但精心挑选相关文物展出，也使展览从个人视角上升到社会视角。

第二、三单元之间的过渡展厅，恍如穿越

第三单元展厅

苏浙地区出土首饰

苏浙地区出土首饰及铜镜，对应展墙上的《漂海录》原文

崔溥记录了兰亭、贺知章故居、三贤祠等文人遗迹，图中展品为韩国济州博物馆藏明代《晚香堂苏帖》及浙博藏宋代东阳《兰亭序》石刻。

第四单元“大明与朝鲜的文化交流”，视野则从崔溥个人发散出去，放眼于两国互使、文化艺术交流等，展出两国使臣往来的绘画、诗词集、书籍、肖像画、日用器具等，形而上的文化交融最终沉淀为一件件旧物。这其中仍可见崔溥的身影，如两国使臣诗文唱和的《皇华集》作者之一明使张宁，《天使词翰真迹》收录墨迹的朝鲜使臣徐居正、明使祁顺，崔溥途中都曾与中国官员谈及，表现出中朝官员对两国文化往来的熟稔，这些谈话记载于《漂海录》并在展板中列出。

第四单元展厅

描绘汉江上招待明朝使臣的《传李上佐笔行幸图》（左）、明朝践行朝鲜使臣的《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右），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1450年《奉使朝鲜唱和诗卷》，为出使朝鲜的倪谦与朝鲜官员的唱和诗集，倪谦是诗赋外交的重要推动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天使词翰真迹》，1476年，韩国京畿道博物馆藏，朝鲜前期的徐居正与明朝使臣祁顺的书迹册页，是两国文化交流的典型实例物证。

明朝为朝鲜使臣绘制肖像画，临别作为礼物相赠，对朝鲜的肖像画产生了影响。

明朝青花瓷与朝鲜的粉青砂器。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明朝传入朝鲜的瓷器主要是白瓷、青瓷、青花瓷，朝鲜传入明朝的则是白瓷和粉青砂器。

整个展览构思精巧，脉络明晰，观之动人，也不乏遗憾。

首先，展览标题名为“漂海闻见——15世纪朝鲜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打破了以往常见的时代、文明、城市等宏大叙事，而选取了浩瀚历史中的一个“意外”的小支点，一笔宕开，“以书为源，物随其展”，完成了明代江南社会的惊鸿一瞥，终至展现文化交流的大格局，这样四两拨千斤的构思可谓绝妙。

回顾近年来，以这一角度切入的展览渐有声色。如“鉴真和空海：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上海博物馆2010，仅3件展品）、“呦呦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首都博物馆2014，180余件组展品）、“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与书画收藏鉴藏文化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6，43件组展品）等，皆由个人入手演绎文化互动，而“漂海闻见”基于崔溥个人丰满的魅力和阅历，可称其中佼佼者。

“公主的雅集”展览海报

展览虽涉及明朝与朝鲜两个国家，两国文物同展，却并非不同文明对比展览。因为朝鲜奉行明朝衣冠制度，以儒学治国，文化同源，文物互见便多会心之处。崔溥了解中国人文地理，对江南早已神往，可亲历毕竟和书本所得不同。于是，不了解明代风物的观众和误闯入中国江南的崔溥一样，借由他的眼重历了这个历史的断面，熟悉而陌生，趣意盎然，这一极强的代入感也十分绝妙。

但相比四个循序渐进的单元，展览结尾略显突兀，仅有明代石马、《漂海录》书影及全程途径地点列表，并无结语。展览从崔溥个人经历发散开去，如果能够用结语点题和升华，便能够形成首尾相应的完整一环，使观众反思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收放自如，而不至面对最后空荡荡的尾厅不知所措，怅然若失。

结尾展厅

展览选取“江南段”加以阐释，也可谓匠心独运。“江南”是崔溥漂海闻见的一部分，5.4万字的《漂海录》记录了从浙江台州府一路抵北京，又渡过鸭绿江回国的全程，崔溥在书末仍不忘大篇幅对比江南与江北（以扬子江为界）的风俗风物，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江南的推崇赞美，可见江南见闻是此行最重要的收获。展览选择江南段为主题，既出于浙江省博现实条件制约的考虑，也有与学术研究热点、重点问题相呼应的用意。

《漂海录》中对江南江北的对比

只是，展览并未展现江南全程，第二单元通过摄制组重走崔溥之路的方式，用展板展示崔溥自东南海隅到浙东运河的见闻和今貌，终于杭州。但自杭州，崔溥改走京杭大运河水路，一路历苏州、常州、镇江，至扬子江，仍有8日江南行程，这段见闻却未被重现，而仅以《京杭道里图》一带而过，也未对此处与“江南”的出入做出解释。第三单元虽然从江阴、常州等博物馆借展服饰文物，其地理标签却淹没在展厅中，令笔者对“江南”的缺失略感遗憾。

第二单元结尾“京杭大运河”部分，展出明代《西湖全景图》、《西湖纪胜图册》、清代《浙江海塘图卷》、《京杭道里图》（图左），并未涉及这8日行程。展览图录中却有与这段风物相关的数件古代画作和若干现今风貌照片。

最后，整个展览通过崔溥之眼看中国，却尚未穷极这种视角的特殊意义，即这些记述对中国文化的补充和反思。葛兆光先生在《想象异域》一书中提出，没有“他者”，就无法了解“自我”。明清时期日本、朝鲜对中国的记述极多，近十多年才被作为“新史料”受到重视。这些“异域之眼”能注意到本地人习以为常而忽略的细节，也能引发出对“中国”自外向内的审视。我们如何通过崔溥，思考两国文化的同源和互见，进而反观并重新认识中国，将是这一小支点留给我们的更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