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玩”与文人生活美学
明宣德铜炉
宜兴紫砂壶
“清玩”，又称“清供”或“清赏”，是指那些不切日用、非饮食起居所必需的美好之物。因其不切日用、非饮食起居所必需，故常被视为“长物”，亦即“多余之物”；又因其多余而美好，也就是超越食色之欲且富于审美品质，所以就被冠以“清”的名号。
“清玩”的历史颇为久远，名目亦浩繁多端。自六朝以降，它就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消闲娱情的重要对象；其包罗的范围，也从文房器具、书画、古董、金石渐次拓展到奇石、异香、林壑、酒茗、卉木、禽鱼，乃至窑器、漆器、竹器、锡器等。到明清时期，“清玩”更是别开生面，不仅凸显为文人生活中赖以消遣自适、构建艺术化生活情境的主要资源，而且成了借以确证身份、标榜风雅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正如时人所谓，当日雅俗之分，就在于“清玩”之有无（吴其贞《书画记》）。因此，即便资用不丰的贫士，也“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孙枝蔚《埘斋记》）。就此而言，明清文人间蔚然成风的流连“清玩”、醉心“清赏”的生活时尚，为我们体察其生活美学的观念、智慧和方法提供了绝佳门径。
声色之外：感官的开发与完善
闲赏“清玩”，是人与物的互动。陈眉公在《小窗幽记》说：“清闲之人，不可惰其四肢，又须以闲人做闲事。”他所说的“闲事”，就是把自己浸润在清雅幽远的“清玩”之中，使感官与身体获得充分的快适和愉悦，如“临古人帖，温昔年书，拂几微尘，洗砚宿墨，灌园中花，扫林中叶”等，然后“觉体稍倦，放身匡床上，暂息半晌”。
据此可知，“清玩”之“玩”，并非与对象隔绝的静观式审美，而是感官乃至身体全面介入，从声、色、嗅、味、触等感官知觉到肢体律动，充分发现、体验和占有对象之美。公安才子袁宏道说自己毕生追求的“真乐”有五，首屈一指便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安，口极世间之谭”（《与龚惟长先生》）。这看起来颇有纵情声色的嫌疑，然而他所言的“极”，并不在于持续强化和满足食色之欲，而是积极开发自身感官知觉能力，拓展生活经验的广度和深度，进而超越声色，与“物外之趣”相逢（《叙陈正甫〈会心集〉》）。这种“物外之趣”，就是万物及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和可能性。它如同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说的美人之媚态、火之焰、灯之光、珠贝金玉之色，“是物而非物，无形似有形”，难以理性和文字晓谕，却可以感性的方式抵达。
而“清玩”之“清”，亦即对象所引起的美感，也不止于其本身质料、色彩、形式层面所引发的快感，而是立足于此，在人与物的互动中，唤醒更具创造力、想象力的积极审美体验，为人超越声色，拥抱声色之外无限的丰富性和可能性架设了津梁。如宣德铜炉，“薰燎既久，敷色渐磨，铜质显露，如良金在冶，晶光发越，宝焰陆离，莫可云喻”（项元汴《宣炉博论》）；如宜兴紫砂壶，“入用久，涤拭日加，自发閧然之光，入手可鉴”（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又如端溪砚，长期蓄养，扣之则“其声清越”，观之则“紫气闪闪，如画家著胭脂之色”（程瑶田《纪砚》）……可以说，鉴赏“清玩”是生成性、创造性的审美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的感官获得了充分的开发，并走向完善。
有情之物：营造诗意生活空间
我在《“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一书中曾提出，明清文人生活美学的要旨，在于用“物”来创造一种审美化、艺术化的日常生活空间。生活本身被他们视作施展才华、表现情致、体验美感的“作品”。这一作品追求的生活情境是“过目之物，尽是图画；入耳之声，无非诗料”（李渔《闲情偶寄》）。
“清玩”自然成为如诗如画的生活情境的重要构成元素，其品色、形制和位置陈设，都被放置在生活的时间之流和空间布局中精心擘画。由此，“清玩”也被赋予浓烈的抒情性和表现性。明清之际的沈春泽在为文震亨《长物志》所作的序中说，收藏和鉴赏“清玩”的雅好，“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但对反映或洞察一个人的才、情、韵来说，却必不可少。李渔更进一步指出，器玩的选择与陈设，在才华和情趣之外，还事关胸中韬略——人若能在位置“清玩”时充分施展才略，“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那他也一定怀有庙堂经济的潜质。
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就成为贯穿明清文人修身、齐家甚至是经世的价值理念。只要拥有“一段闲情，一双慧眼”，无生命的物就能充盈勃勃的生机，现实功利世界也会转化为有情世界。这生机与情趣，自然源于依照美的理想和艺术的法则来营造生活空间的实践。就这一时期极常见的折花插瓶来说，袁中郎《瓶史》曾谓：“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置瓶忌两对，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绳束缚。夫花之所为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这诸多的机宜与禁忌，正是明清文人审美鉴赏力与艺术创造力在生活实践中的显现。
活泼之心：人生境界的开拓
众所周知，明清是小品文昌盛的时代。而“清玩”“清赏”，则构成了明清小品文的大宗。
小品文之“小”，是相对于经世文章、廊庙文学之“大”而言的。然而，就像林语堂所言，经世文章“禁忌甚多，蹈常习故，谈不出什么大道理来”，反倒是小品文“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自由灵活，“‘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一不可入我范围”，开拓了中国文艺的新境界。
以“清玩”“清赏”为主题的小品文，在这种境界拓展和提升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按照明清文人的说法，“清玩”比之于廊庙经济，自然是“小道”，但“亦有可观焉”——人们在“清玩”中所观所感的，是“古今清华美妙之气”，它可以拂去蒙在人心之上的食色欲望与世俗功利的尘垢，从而使人展露出自然的、活泼的本心。如同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所说：“坐陈钟鼎，几列琴书，拓帖松窗之下，展图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妍，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从活泼的自然本心出发，人生所适，无非趣味，终能突破原始欲望和现实功利、道德的束缚，开辟出一种自由的人生境界。这自由，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是心无挂碍，“随心所欲不逾矩”。
当今时代，日常生活业已高度审美化，悦耳悦目之物，声色各异、名目繁多，并且以几何倍数日新月异地增长。置身于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的物的包围中，我们如何在物的声色之外，体验“清”的趣味、创造美的生活、抵达自由的境界？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挑战，也是我们返回历史，寻找生活美学智慧的契机。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