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不会搞理论的画家不是好书法家
明代画坛，堪比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画法新变，画派丛起，单单山水画，就有有浙派、吴门派、云间派、苏松派、嘉兴派……更有华亭派、武林派异军突起，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其中，华亭派领袖人物董其昌推崇倡导的摹古风气，对后世画坛的影响尤为深刻。
董其昌于嘉靖三十四年出生在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少年时他不必为生活操劳，只负责努力读书，一心想通过科举入仕而出人头地。十七岁那年，参加松江府会考，但因为字写得不好，排名比其堂兄弟差。这事让董其昌深受刺激，从此发愤学习书法。
后来董其昌成为明朝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圆劲秀逸，平淡古朴。清代康熙皇帝曾大加赞美董其昌书法：“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
这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他晚年独具特色的行书精品《岳阳楼记》。融晋、唐、宋、元各家风格于一体，笔力遒劲、悠闲自得。既见米芾风骨，又显旷世之志。
再接着原来的说，经过第一次考试失利后，董其昌又多年名落孙山，到万历十六年（1588年），董其昌参加乡试得了第三名，之后就开始开挂，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十五岁的董其昌考中进士，被封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后充任皇长子朱常洛（明光宗皇帝）的讲官。
京城里不仅有丰富的图籍文物，而且人才济济。董其昌充分利用了这些便利条件，在研习经史之余，与同僚们切磋书画技艺，纵古论今，品评高下，时常通宵达旦。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
《山水六开》山水
《山水图诗册八开》水村图拟赵幹笔
其后董其昌升调湖广副使。当时正值明朝历史上长达十余年的“国本之争”，其间还发生了著名的“妖书案”“楚太子狱”，朝廷内部为册立太子一事党争不休，风云诡谲。董其昌害怕在党争中受祸，于是屡次上书辞官，不久奉旨以编修回故里养病。中间又经历了几次启用、辞官的扯皮，董其昌还是在家隐居，从事书画创作。
《山水册十开》秋林晚翠图
在不图高官厚禄的盛名下，求墨宝者络绎不绝，使董其昌名声大振，家产也越来越多。董氏子弟横行乡里，最终导致“民抄董宦”的事件发生。董其昌惶惶然避难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直到半年后事件才平息下来。七十七岁的董其昌出仕，然而朝廷再次动荡，他最终带着太子太保的官位在家乡奢侈地度过了晚年。
《山水册十开》宝鼎新斋
对于学习绘画，董其昌主张绘画创作应从学习古人的作品入手，最终化古为我。他的水墨山水名重于世，设色山水也别具一格。《仿古山水八开》皆为仿唐及宋元诸家如杨昇、惠崇、李公麟、倪瓒等的小幅册页。每幅画虽然以“仿”字冠名，其实画面却不尽然，因为每幅都有自出新意之处。这是董其昌取诸家笔墨之长，再运用自身的学养识见，加以变化而直抒胸臆的不凡魅力，“集齐大成，自出机杼”，这是后世众多摹古画家始终无法企及。
仿倪元镇（倪瓒）
仿梅花道人（吴镇）
仿米元晖（米芾）
仿杨昇
董其昌的巨大影响还在于他的画论，他以禅宗喻画，把绘画也分为了“南北宗”，建构了以南宗文人山水画为绘画最高境界的理想模式，颇有崇“南”贬“北”的倾向。董其昌掌握了话语权，他的理论不仅在当时，也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董其昌对文人山水画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从绘画的综合因素中突出出来，笔墨不再仅仅作为表现图像的手段，而是成为绘画表现的重要目的。笔墨的精妙与趣味渐渐成为画面的中心，由此建立起具有抽象形式美感的画面结构。
《仿古山水八开》仿黄鹤山樵（王蒙）
《潇湘白云图》，图仿米芾笔意，以墨韵幽雅；意境深邃取胜。用略为夸张的笔法去捕捉流动的大气，描绘多变莫测的云烟雨，使得绮丽多姿的山水更富有直观表现的色彩。
《荆溪招隐图》，山水清丽，恬静安然，一派文人隐居意象。线条和墨色的效果在这里是平面的，从右向左看时，山体连绵，但场景又没有固定的视点。
已出版董其昌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