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临古

2017-06-28 10:18:40 来源：网络点击：

王铎临淳化阁帖明崇祯十七年（1644） 53岁

王铎是中国书法史上穷尽一生崇古、临古而又变古、不泥古的一位代表性书家。他流传于世的大量作品，有近二分之一属于“临古”但又是“创作”的作品，对照原帖，甚至说不清楚他是在临帖，还是在创作。尤其是大幅作品，他的临帖已经是掀天揭地、恣肆连绵、尽情“涨墨”了，大有“托古改制”的气魄！可见其崇古的同时，破规矩、觑古人、自鸣“不服”的底气。而小的作品如楷书题跋，行书临《圣教序》等，又能一丝不苟，尽合古人规矩，让人叹为观止。“一日临帖、一日创作”的王铎，是用最大的功力与智慧，将临古与创作结合得水乳交融的一位明清大家。

王铎师古的复杂性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日本出版物的影响，整个中国书坛掀起了一股王铎书法热，尤其是王铎的那些大幅作品，令很多早已人过中年的书法家仍然像青年一样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其中的原因，现在想来当然是复杂的，但王铎书法本身所散发出的拓落之气、淬砺之形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

笔者有幸参加了1993年在河南洛阳召开的“王铎书法国际研讨会”，并提交了论文。那时我二十几岁是记忆最好的时段，当时的种种讨论以及场外广袤的麦田，至今仍历历在目。

然而如今，王铎尤其是王铎的书法，在心目中却有了不小的变化。如果说二十年前追逐王铎，是因为时代之限，所见之少，那么二十年后，王铎仍然还被很多人奉为至尊，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去思考了。

在今天还特别喜欢王铎书法的人，大概有三类。一类是初学者；一类是学了很多年，想从王铎那里取到真经或仍不知道书法是什么的人；还有一类，就是人云亦云，随大流儿，不敢不喜欢王铎。

那么究竟该怎样来认识王铎的书法呢？笔者想到日常所记录的一些笔记，这些笔记里有些是与王铎相关的，尤其是与王铎的师承相关。今择其六则，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也乞方家教正。

王铎行书临王献之吴兴等帖轴清顺治四年（1647） 56岁

王铎与二王

王铎诸体兼学，传世以行草见长，被时人称为“神笔”，因此，有很多初学书法之人，看到王铎的草书后，认定王铎倾力于张旭、怀素，这一点，不仅当代人如此，王铎同时代的人也每每如是。不然，王铎就不会说出“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大之，自觉非怀素恶札一路”（王铎跋自书《草书杜甫诗卷》后）这样的话，很显然，王铎对旭素是排斥的。

王铎心中真正的偶像是王羲之和王献之，以及魏晋南朝、初唐时的诸多名家。王铎生活的年代不像现在有很多墨迹（即便是唐摹本），他要学习羲献及这些名家，大多取自于刻帖，久负盛名的《淳化阁帖》就是王铎主要的取法对象。

王铎临淳化阁帖卷（局部）清顺治三年（1646） 55岁

王铎的传世作品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酬赠诗文，是以草书为主的。另一类是以师古为主的临摹作品，在这些临摹的作品中，王羲之、王献之以及魏晋南朝名家占有主要部分。当然，除此以外像米芾等宋人他也常常涉及。因为王铎学习二王的主要范本是《淳化阁帖》，这就无形中使他的临摹作品有了一种模式，那就是在笔笔结实的同时少了很多丰润和情趣，尽管王铎在用“连绵草”的方式把阁帖中的小字放大，但除了在视觉上表现出某些张力以外，魏晋人那种萧散、悠然的气质基本上已丧失殆尽，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他临的《兰亭序》和《圣教序》就可以一目了然。王铎临的《圣教序》应该说颇得原作形貌，而他临的《兰亭序》则无论是和冯摹本，还是和虞、褚临本比都相差甚远。

王铎草书临王羲之书扇面

王铎草书临王献之忽动帖扇面

王铎对王羲之、王献之的崇拜是彻头彻尾的，有人说他学张旭、怀素，他一连说出三个“不服、不服、不服”。在我们今天看来，张旭、怀素当然是绝顶的草书大家，但在明代以前这一看法可能还并不普遍，尤其是在唐代以后的宋代，对于张旭、怀素一直是存有争议的。黄山谷认为观了怀素的草书以后，才悟出笔法，而米芾则认为张旭的字只能挂在茶楼酒肆；苏东坡更厉害，他有一首诗基本上把张旭、怀素彻底地否定了，诗云：“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娼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不同，当然和个人的喜好分不开，然而最根本的还是以二王为正宗的立场决定的。王铎的立场显然是以羲献为正宗的，不仅如此，在他传世的、著名的《拟山园帖》中，每每会出现“临吾家逸少”字样，这是一种何等亲切的称呼！除二王以外，阁帖中的诸多名家也是王铎学习的对象，除《拟山园帖》外，还有一部《琅华馆帖》，其传世的作品中基本上涵盖了魏晋南朝的诸多名家，如张芝、郗愔、杜预等，不一而足。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张芝和王献之的钟爱是形成王铎“连绵草”的原因所在。

王铎拟山园帖论书跋

除此以外，米芾是王铎师法的又一个对象。米芾一生学习二王、学习晋人，王铎学习米芾其实也就是在间接地学习晋人，王铎对米芾的崇拜是显而易见的。他在米芾的《吴江舟中诗》后有这样一段题跋：“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摹拟，予为焚香卧其下。”很显然，虽然米芾和王铎都是学习王羲之、王献之等魏晋人，但二者的所得明显是不同的。因为米芾学习的大部分是真笔墨迹，而王铎大部分都是刻本。如果说米芾是刷字，多少尚能得到晋人的风神志气，那么王铎的笔笔沉实，则连米芾的风神也未能得到。这一点即使在很多大尺幅的临摹、创作作品中都显而易见。王铎被时人和后人称为神笔而追捧效仿，当然有他独到的个性魅力和高度，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讨论他、研究他，更是他的价值所在。

王铎一生独尊羲献，但他尊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羲献，或者说他究竟要尊羲献什么，他是如何理解羲献的，他对羲献以及当时的社会又是怎样认识的，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思考。

王铎行书临兰亭序卷吉林省博物馆藏

王铎与颜真卿

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书法上王铎都是一个充满纠结的人。

政治上是因为大势所趋，历史发展之必然，很难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纠结也容易被人理解；而艺术上，往往都是依照自己的兴趣所为，纠结如果不是学习过程中的艺术自身，就容易令人费解了。王铎的大楷学习颜真卿就颇令人费解。

费解之一：王铎独尊羲献，最崇拜的又是米芾，而在米芾眼中颜真卿的楷书俨然如插脚汉，是丑怪恶札之祖，王铎意欲何为？

费解之二：王铎称张旭、怀素为魔道，而颜真卿曾经向怀素传授过笔法，说颜真卿是怀素的老师也不为过。

除此而外，或许还有其他不易明了的地方，但仅此两点就足以让我们来进行思考。

王铎行书临王羲之太常帖王献之豹奴帖桓江州帖轴明崇祯八年（1635） 44岁

事实上，王铎学颜真卿大楷除了书法上的某些兴趣以外，更重要的还是在政治上和人格上，或者用通俗的、世俗的观点来说是忠义二字在起作用。

王铎自幼勤奋好学，家境也不富裕，凭着自己的努力，在仕途上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可以想象，那种传统的纲、常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按说，照着这样，正常发展下去，王铎有可能成为位高权重的贤良之臣，可老天爷却偏偏不遂人愿，多尔衮携八旗铁蹄，不仅越过了山海关，占领了北京，还越过了黄河、长江，直抵南京。王铎当然也可以像史可法一样率领全城的军民奋起抗击，大不了也来个屠城十日，但王铎没有，他选择了投降。他在南京中华门外的一跪，便把他钉在了卖国求荣的耻辱柱上。从我们今天以人为本的立场来看，王铎无异于是用自己的名节，免去了一场屠杀。是对是错，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解释。然而，耻辱毕竟是耻辱，尤其是像王铎，几十年的传统儒家思想已渗透到了他的骨髓。王铎自己说，50岁以后他的书法更加淬砺，照我说，淬砺的不仅是他的字，更多的是他的灵魂和心智。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朝堂内不能表达，友朋间不敢倾诉，唯一可以诉诸的，就是笔墨。

颜真卿一代名臣，靖节忠义，楷书虽然被米芾有所诟病，但他的行书，米芾仍是敬佩有加。这是多好的一个对象，王铎当然不会放过。学颜真卿的大楷，无异是在表明自己的心迹，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书法本身，在中国书法史上像颜真卿这样的人还找不出第二个，王铎的用心可谓良苦。《清史稿》把王铎列入贰臣中，窃以为只观其形，而不明其心也。

王铎行书临颜真卿一行帖轴清顺治四年（1647） 56岁

王铎与隶书

隶书盛于汉，之后的各朝皆大失其美，魏晋唐虽然也有隶书名家，但与汉相比已大不相同，此非深识书者不可察也。北宋人的隶书已经明显的带有时代文人的影子，大都是从《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曹全碑》诸碑，分而出之。比如杨凝式《夏热帖》后王钦若的一段隶书和欧阳修《行书诗文稿》后杜本的一段隶书就明显有着宋代文人的审美取向，事实上这种取向不仅表现在他们的取舍创作中，同时也对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访碑风气还没有形成的数百年间。

王铎的隶书很显然不是直师汉人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一些汉碑作品，在当时他还未必见得到，这是外在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自身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这是内在的。这个原因应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王铎不仅是一位书法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清人沈德潜在《清诗别裁》中就说“文安诗名甚著”。王铎自己更是以诗文自居，他曾说：“初为诗文千余卷，清初赴燕都，焚于天津舟次。”即便如此，从现存的遗墨中，我们仍可窥得其大量的诗稿、诗轴、诗卷作品。

王铎行书临柳公权伏审帖轴清顺治三年（1646） 55岁

王铎的这种文人心态自觉地影响了他对书法的取舍，我想即便王铎能像我们一样看到《石门颂》《杨淮表记》，甚至《郙阁颂》《西狭颂》这样的摩崖隶书作品，他也未必会去学习。现存的王铎隶书作品，无论是墨迹还是刻本，从风格上看都更接近于《曹全碑》《张景碑》等庙堂气十足的作品。这类作品在当时也都是文人所书，与《石门颂》《杨淮表记》是大异其趣的。《拟山园帖》中有件隶书作品是其最典型的风格，落款是崇祯十七年春书于丰沛舟中，这一年王铎52岁。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是年三月十六日李自成包围北京城；三月十七日击溃城外三大营；三月十八日猛攻彰仪、西直、平则、德胜等门，崇祯帝于北京景山自缢。此时的王铎是否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一噩耗我们无从而知，如果说他不知道这一噩耗，他的这一作品是他审美的自然表现，如果说他已经知道了这一噩耗，还能写出这样的作品，那就更能说明他心之所依。

王铎还有一件隶书作品是他在自书《杜甫秋兴八首》草书长卷前的一个引首，只有四个字“杜陵秋兴”，这一年他55岁，清兵早已入关，是典型的“国破山河在”。但这四个字的风格基本上和他52岁时所作没有异处。而他的这件草书作品则明显多了淬砺之感。这么一件重要的草书作品，王铎用隶书来题引首，可见他对自己的隶书还是很重看的。

王铎的隶书的风格主要来源于阁帖，虽然写:得不俗，但明显缺少汉隶的勃勃生机和宽博大度。仔细想来，这固然和王铎的喜好有关，但也不能不说和一个民族的兴盛有着联系。

王铎临古论书册翰香馆法帖松竹草堂藏

王铎与旭、素

前面已经说过王铎不喜欢张旭、怀素，但几乎所有的人看到王铎的草书，都会联想到张旭、怀素。王铎活着的时候面对别人的评说，可以说“不服、不服”，但是他西去以后，就只能是由着别人去说了。那么旭素在王铎的心中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呢，客观说，也不尽然。

王铎独尊羲、献其实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从传世的大量的王铎临摹作品中除了羲、献还有大量的其他人，锺繇、张芝自不必说，我们前文说到的颜真卿、米芾，包括欧阳询甚至唐太宗李世民等，他都有临作存世，而《琅华馆学古帖》法书染翰目录中，张长史的《秋深帖》、怀素的《去夏帖》，也赫然在目，要知道，《琅华馆帖》是王铎苦心选择后留给子孙的。在王铎的大量行草书作品中，我们还发现，会夹杂着一些繁复的古体字，这些都说明，王铎是广采博收的，那么面对张旭、怀素他真的会无动于衷吗？我看未必，只是这“未必”的原因需要仔细推寻。

王铎临怀素千字文（局部）

推寻之一：“独尊羲、献”，这个尊字非常值得玩味，“尊”显然是尊重、尊崇之意，当然也可以包括学习，但毕竟和学还不是一回事，事实也证明，王铎在二王之外，学了很多其他人。

推寻之二：王铎说张旭、怀素是野道，这就证明，王铎是看过张旭、怀素的作品的，甚至很熟悉，如果王铎没有看过张旭、怀素的作品，这“野道”也就无从说起。

推寻之三：昔人评论怀素的草书，都说他有篆籀笔意，这一点，很像颜真卿的楷书，而王铎作品中的那些古体字，明显是从篆法中得来的。

推寻之四：今存于北京首都博物馆的王铎作品《临古帖》中，赫然写着“唐释怀素千字文体势”，很显然这就是临摹怀素的作品。通篇看来尽管不像怀素《自叙帖》风格那么强烈，但其规矩、格韵，非怀素难其能也。

推寻之五：古往今来，有很多的书画家手里学着张三，却说李四好，相传唐太宗在所有场合推崇的是王羲之，而他自己心摹手追的却是王献之，在大家都学王羲之的时候，他写出来的自然和大家不一样。近代有位大画家，每有别人向他请教，他都说石涛不可学，可是看他自己的画呢？完全是从石涛中化出。这一点，其实挺有意思的。当真不当真全凭自己的眼力。

王铎不学旭素，我们不能只听其言，还得察其迹。

王铎行草书临虞世南乐毅论轴

王铎与绘画

书店中见过一本王铎的绘画集，也分别在一些博物馆中见过部分王铎绘画的真迹，王铎的绘画古朴、沉稳，以拙胜巧，属于平正一路，客观地说，放在明末清初的绘画中，王铎的绘画莫说明四家、四僧、四王，即便像金陵八家这样的水平王铎都相距甚远。王铎如果没有书法，他的绘画很可能会被人遗忘。

王铎的画虽然称不上一流，但却给王铎的书法以极大的滋养，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书法对绘画的作用，很少反过来说绘画对书法的作用，但事实上，绘画对书法的作用，古往今来都是显而易见的，王铎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王铎的传世作品中我们发现王铎饱览了大量的古代名画，我们不妨看看《琅华馆帖》画图品目中记载了王铎家藏了哪些画：

《王羲之自写真道品》《晋顾恺之维摩道品》《王维小轴神品》《李成神品松石》《范宽神品横轴》《徐熙大桃花神品》《李成雁阵图妙品》《徐熙梅花妙品》《李成扇妙品花妙品》《范宽扇妙品》《荆浩妙品》《韦马驴妙品》《韩晋公老牛舐犊图妙品》《易元吉牡丹四季妙品》《韦伯益龟苏子瞻石》。

王铎仿董关黄吴笔意扇面清顺治六年（1649） 58岁故宫博物院藏

除此以外，像《虢国夫人游春图》，董源《夏山图》、李成《小寒林图》，可谓举不胜举。笔者曾有幸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观赏了《万壑松风图》《早春图》及《洞天山堂图》真迹，那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而其中《洞天山堂图》上就有王铎的手书。

古人云“观千剑而后识器”，王铎平生所观，虽然在他的画作上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这种润物无声的滋养，对于其笔下的开阖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草书中那种涨墨、虚实、飞白，以及行笔时的停留、章法上的疏密，甚至整件作品中流露出的笔墨之趣都大异于同时代的倪元璐和黄道周，而更接近徐渭，徐渭以画著名，王铎如此，绘画在他身上的作用，不言自明。

王铎草书临王羲之永嘉帖敬豫帖轴明崇祯七年（1634） 43岁

王铎生不逢时。

如果没有李自成，没有清军入关，王铎的晚年，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他有可能去学学赵孟頫、学学董其昌；有可能从容、平和；有可能在跌宕中流露出纯净和自然。然而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王铎内心世界不用言说，在他的草书作品中便一览无余。王铎喜欢杜甫，他传世作品中，除自作诗文外，有大量的杜甫的诗，这一点也跟徐渭很像，徐渭有一段话，云：

余读书卧龙之山巅，每于风雨晦涩时，辄呼杜甫。嗟乎，唐以诗赋取士，如李杜者不得举进士；元以曲取士，而迄今啧啧于人口如王实甫者，终不得进士之举。然青莲以《清平调》三绝遇宠明皇，实甫见知于花托而荣耀当世，彼拾遗者一见而辄阻，仅博得早朝诗几首而已，余俱悲歌慷慨，苦不胜述。为录其诗三首，见吾两人之遇，异世同轨，谁谓古今人不相及哉！

在王铎的内心中他也是自比杜甫的，只是和杜甫相比，他处在了这个时代的焦点上。在烽烟四起的“安史之乱”中，杜甫仅同于一介难民，我想即便他从安禄山的边上走过，安禄山也不会去关注他。但是王铎身为宰相，王铎就是想跑，也跑不出多尔衮的视线。赵孟頫说，“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王铎何尝不想为远志呢？但他选择了后者。

应该说作为士大夫的王铎，饱读诗书是其本，通古今之变是其用，所以，对于明王朝的灭亡王铎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但是，作为个人的王铎，他既没有勇气像黄道周那样去反清复明，也没有勇气像倪元璐那样自毁其身，如此就注定了他悲剧的开始。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王铎是怎么度过降清后的那些日子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活得绝不舒心，他的内心充满着郁愤、不平，甚至扭曲。

如果让我对王铎的书法来做个评价，我以为，王铎的书法本该还有更高的高度，之所以未能达到，是时代、政治使然。王铎是中国书法史上，政治和书法联系得最紧密的典型。这一点，表面上看他和中直的颜真卿及也是贰臣的赵孟頫有相似之处，但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清史稿》把王铎定在贰臣传内，似乎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我估计这也早在王铎的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