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今天要为农民开追思会：32年前曾捐出家中挖出的文物

        32年前，一位农民将从自家院里挖出的19件珍贵文物，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

        32年后，在一处工地打工的这位农民因龙门倾覆，不幸离世，闻讯的故宫博物院明天将要为他举行追思会。这在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为故宫捐献者不乏其人，但作为农民，将从自家挖到的文物捐给国家，何刚还是头一个。”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原处长梁金生说，“故宫要感谢的正是无数默默无闻平凡却不平凡的民间捐宝人。”

         反思何刚生前面临的生活困顿等际遇，有文物艺术界提出“对捐赠者的表彰可以进一步制度化，奖励金也应该有个明确的规定”的观点。

         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悼念
        河南商水县固墙镇固墙村的一个农家小院，柿子树青果满枝，院子的主人却再也不能欣赏它的绿意了。
        半个月前，在石（石家庄）济（济南）客运专线工程工地，一台龙门吊在拆除过程中发生倾覆，在此打工的何刚不幸遇难，年龄54岁。
        家人悲痛，邻里叹息，消息也惊动了远在京城的故宫博物院。
        其后故宫博物院在网站上发布消息：“深切悼念文物捐赠者何刚同志，近期将在京举办追思会，追思缅怀这位默默无闻为中国文博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无私捐献者。”
        故宫博物院定于6月22日上午举行何刚追思会。为一位捐献重要文物的农民开追思会，这在故宫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这是一位朴实无华的农民，他为保护国家文物作出了榜样！”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原处长梁金生说。
        义举填补故宫藏品空白
        1985年的一天，何刚在河南商水县老家盖房时，意外挖出一口大缸，缸内盛着一批年代久远的银器。
        “都是些花瓶、杯子模样的东西。何刚找到我，问我咋办？”固墙村党支部书记刘红恩回忆道。
        “何刚说有人找过他，愿意给一袋子的钱，就是那种装化肥的编织袋。可他知道这是文物，不能卖，得交给国家。但又不知道交给哪里？”
        当时有乡亲曾在北京当过兵，战友在故宫博物院从事保卫工作。经联系，刘红恩陪着何刚带着东西乘上了北去的列车。
        “当时什么也没考虑，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将这些宝贝交给国家。”刘红恩说。
        在故宫博物院，何刚见到了当时的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
        32年过去了，与文物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梁金生老人，依然难忘见到何刚时的惊喜。
        经鉴定，何刚捐赠的19件文物为高等级元代银器，包括二级甲等文物1件、二级乙等文物11件、三级文物5件、一般文物2件。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遗存银器很少，何刚捐献的文物填补了此类藏品空白。”梁金生说。
        元代遗留银器极少，所以该文物经常出现在展览当中。其中二级甲等文物“银镀金錾花双凤穿花玉壶春瓶”，经常参加各种展览。
        为此，何刚的名字也被列入故宫博物院专门为捐献者设立的“景仁榜”。
        “为故宫捐献者不乏其人，但作为农民，将从自家挖到的文物捐给国家，何刚还是头一个。”梁金生说。
        曾考虑偿还故宫的资助
        人事无常。尤其这些年，何刚和他本不富裕的家庭接连遭遇生活的不幸。
        第一任妻子亡故，第二任妻子又罹患尿毒症去世，老父亲股骨头坏死，老母亲肋部摔伤……家里也就五亩地，一家人的生活，原本就靠何刚外出打工维持。现在更是入不敷出，债台高筑。
        故宫博物院也没有忘记何刚的义举，了解到何刚家里的遭遇后，曾两次伸出援手，给予10万元的资助。
        因为捐献文物相识，梁金生和何刚成了老朋友。“每次电话联系，何刚总是道不完的感谢，但能感觉到他心里很苦。”
        对于故宫博物院的资助，何刚的表哥张黑孩记得，何刚私下里曾和他商量，还考虑以后咋还人家。
        另据消息称，何刚的儿子何俊清因赶回老家处理父亲的后事，遭遇原工作单位辞退。目前，在商水县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帮助解决何俊清的就业问题，已有当地企业表达了接收意向。
        鼓捐赠还需制度支持
        对于何刚的际遇，艺术评论界人士周文翰在媒体撰文提出“对捐赠者的表彰可以进一步制度化，奖励金也应该有个明确的规定”的观点。
        尽管近年来，故宫设立景仁榜、上海博物馆给捐赠者设立展厅等都是对捐赠者的一种有效表彰。但是，周文翰认为，长期以来，国内对捐赠的制度支持和文化氛围支持仍然比较欠缺。
        周文翰建议：“文化部和部分省市对捐赠行为也有一些表彰的规定，但可以进一步制度化。这方面可以向捐赠文化发达的英美等国取法，比如在制度上对捐赠和免税额度做一些安排；对捐赠者的奖励金也该有个明确的规定，比如按照市场价格的多少比例给予奖励；另外对捐赠品的鉴定、接收应有流程规范，比如给捐赠者颁发文化贡献勋章、荣誉市民资格。”
        对于故宫一直以来对何刚的数次救济，周文翰认为：“（这）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看是合情合理的，但在制度层面其实算是特殊情况，似乎并不宜过度提倡，否则会在捐赠人和受赠机构之间形成比较复杂的金钱牵连关系。”
        【延伸阅读】
        农民将文物捐给故宫之后
        挖到这样一批珍贵的文物，本身就足以给生活带来巨大影响
        提起向故宫捐赠文物的事，多年前接受采访的何刚的语气却没有兴奋的感觉，相反甚至还有些低落，似乎要说的是一件和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情。而且，虽然是捐献文物的话题，何刚的开场，却不是文物，而是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前两个老婆的去世。
        何刚说，这些天来他身体一直不好，腰、腿、胳膊都在疼，虽然在工地上，却干不了重活儿。从1985年将文物捐赠之后，先后娶的两个老婆都死了。第一个老婆，是喝农药自杀的；第二个是得了尿毒症，花很多钱治病，但最后也没能治好。
        我问：“这和那些元代银器有关系吗？”
        在我的想象里，前两个老婆的死，也许与何刚捐赠文物之后的家庭矛盾有关。果然，何刚说，应该有关系吧。
        然而接下来，却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回事。何刚所谓的“有关系”，用他的话来说，是“因为风水被挖破了”。原来，当年在村里，何刚挖出宝物的事情传得神乎其神，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则预警说，这一挖，可是把何刚家的风水给挖破了，这不是好事。而后，何刚先后两个老婆的去世，似乎验证了这种说法。
        是不是风水问题且不管它，但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挖到这样一批珍贵的文物，本身就是一件足以给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事情。
        回忆挖到文物的过程，何刚稍微有点激动。他说，爷爷给他讲过，他家现在的房子在几十年前还是别人家的，那家人有一天晚上睡觉，突然看到屋子里地板上发出火光，男主人赶紧起床，点着煤油灯就着微弱的灯光，用铁锹挖开地板向下挖去，可是什么也没有挖到。后来，估计那家人又挖过几次，仍旧一无所获，就放弃了。后来何刚家和那家人换了房子，结果还真是就在这间屋子里，挖出了宝贝。
        这正应了一句老话：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但接下来的事情，却又应了这话的后一半：不是你的终归不是你的。
        从自家屋子地下挖出的文物，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总则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对于这一法律条款，很多人恐怕都不知道，或者说仅仅是听说过却未必有真切理解。而且这里还涉及到土地政策。在中国，土地属于国家，所以即便是自有或购买的房屋，房屋的主人都只有土地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在自家屋子下面挖出文物，和在野外任何一处挖到的是一样的，文物均归属国家。但就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来看，这一规定并不好理解。
        没想到，何刚却很清楚。何刚说，他知道文物属于国家，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把这批文物据为己有，更没有想过要卖。甚至东西捐给故宫两年之后，仍然有人找到何刚，要求购买。何刚说：“那不能卖，卖了以后就被弄到外国去了。这可是中国的东西。”
        说来奇怪，何刚是一个仅有初中文凭的普通农民，为何却会有如此清晰的文物保护意识呢？原来，何刚有一个叫老于的老乡，老于的战友老崔，当年在故宫保卫部门工作，正是这个老崔，在得知何刚挖到文物的时候，第一时间转达了国家的相关政策，才使得何刚有了如此坚定明确的认识。也正是通过老崔，何刚等人才联系上了梁金生，并携带文物来到北京故宫，找到梁金生，办妥了捐赠事宜。
        梁金生说，虽然是无偿捐献，但当时故宫给了何刚一笔钱作为奖励。

        何刚生前最后几年，与众多走进城市的农民一样，在工地上辛勤劳作。
        根本没想过要钱，只是觉得“能把我们来回的路费报销就行了”
        群众挖到文物后上缴国家，到底应不应该给奖励，该给多少合适，一直令相关管理部门头疼。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
        《文物法》第七章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缴，使文物得到保护的，由国家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在地下、内水、领海及其他场所中发现文物隐匿不报，不上缴国家的，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并追缴其非法所得的文物。
        对此，有关专家表示：出土文物归国家所有，不管农民还是谁发现都有义务上缴国家。国家鼓励无偿捐赠，对捐赠者颁发证书或物质奖励，但没有明确奖励标准，大多以颁发证书这样的精神奖励为主，这对上报和捐赠行为是种肯定。但奖励偏少，对文物保护是不利的。具体给多少，需就个案来判断。上缴文物的每个人的觉悟不同，动机不同，所以要视情况而定。另外，还要看交宝人是否是主动上缴，如果是被做了工作后才不得不上缴的，恐怕要比主动上缴得到的奖励少一些。
        何刚是主动上缴的，而且他说，当时没有多想，根本没想过要钱，只是觉得“能把我们来回的路费报销就行了”。而故宫，也没有亏待何刚。梁金生说，本来准备奖励1万元的，但那时候社会上正热捧“万元户”，故宫为了不要太张扬，没有给何刚1万元，而是给了8000元。
        经历过1985年的人们，应该不会怀疑何刚的动机和故宫的诚意，那个年代，虽然有了“万元户”，但金钱并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那是一个精神和荣誉至上的年代。
        然而时代在变，如果是今天，何刚还会捐赠吗？对此，何刚的态度倒很坚决，他说，即便是现在，也一定会捐出来，原因很简单，还是那句话，“文物属于国家”。
        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农民纯朴的信念。梁金生后来把何刚当作朋友，有些时候，何刚遇到一些生活中令他感到困惑的问题，尤其是政策方面的事情，都会打电话来请教梁金生。
        捐赠文物，在中国不仅是法的问题，也是情的问题
        何刚带着挖出的文物来到故宫，达成了捐赠的心愿，又带着意料之外的一笔钱回到家乡，他心中的欣喜不难想象。但钱是不经花的。何刚说，2003年，他第二个老婆患尿毒症，看病花了很多钱，还借了外债。万般无奈之下，何刚想到了故宫，于是，他又来到了北京。依旧是梁金生接待了他，经过研究决定，故宫给了何刚5万元。
        此时，距离1985年，已经过了18年，这18年里，何刚的生活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的是，当初的几千块钱，比这次的5万块，似乎更经花。因为仅仅3年之后，何刚又一次找到了故宫。
        2006年，因为老父亲要做腿部的手术，急需用钱，所以何刚再次找到故宫，故宫又一次给了他5万元。
        何刚说，在他周围，好多人都和他说过同样的话，那就是“你亏了，如果那些东西不交上去，管花好几辈子了”。甚至何刚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会拿这事奚落他，比如他向女儿要钱还债时，女儿虽然每次都给，但有时也会扔过来一句话：你管国家要钱去。对这，何刚说他一点也不后悔，而且相信自己真有困难的时候，国家能帮他解决。
        现在，何刚似乎又一次遇到了困难。
        何刚说，他近况不太好，又欠下2万多块钱的债，不知道如何还。这趟来绍兴打工，总共也就是能挣1千多块钱，腰、腿、胳臂都疼，回去得好好检查一下。除了身体不好，家里的事情更让他烦心。老婆久病在身，偏头疼和乳腺炎，一直好不了，老得花钱看病。21岁的儿子也有三叉神经痛。最紧迫的还不是这些，儿子很快要生二胎，需要给村里上缴计划生育费，大概1万多块钱，这笔钱到现在没有交上。村支书前些日子打电话到家里，说让赶紧交，否则到下半年又该涨了。
        我从北京打电话过去采访他，让何刚颇有些兴奋，而这兴奋之中又透露出些许纠结。也许对他来说，北京来的电话就意味着和故宫有关系，他这辈子和故宫算是结下不解之缘。面对生活的艰难，何刚自然而然又想到了曾经接受他捐赠的故宫。不过，这也正是最令他纠结的一点，前后两次，故宫已经给了他10万多块钱，再向故宫要，何刚说，真张不开口啊。可是怎么办呢？何刚琢磨着是不是能有变通的方法，他说：“我想让故宫给我出一个手续，让政府免了这1万多块钱的计划生育费。不知道行不行？”
        何刚说，2006年的时候，故宫方面送了他一本书，他从书上看到，在国外对捐赠文物的行为，有免除税收的做法。他想，中国是不是也有这个政策。如果有，税都能免，这计划生育费应该也能免吧。
        不过，2002年出台的《文物法》对于捐赠文物之后的事情并没有明确规定，而在1999年制定的《公益事业捐赠法》里，也没有关于类似情况的明确条款。
        我国法律对捐赠有明确规定：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于法而言，文物捐赠一旦完成，故宫并没有义务满足捐赠者或其后人的不合理的事后要求。
        但是，捐赠文物，在中国不仅是法的问题，也是情的问题。但是，面对文物捐赠的“事后人情账”，梁金生有些无奈：“特别是有些捐赠涉及时间跨度太长，查证当年的具体捐赠情况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就算查证后，故宫也没有专项资金解决其索要的金钱。这让我们陷入了管与不管的两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