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画散文精英100家【范曾专辑】

2017-06-22 09:11:30 来源：中国书画艺术精品网点击：

范曾

范曾，1938年生于江苏南通，中国书画大师，著名国学家、诗人。现为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名誉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终身研究员，南开大学终身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南通大学终身教授，稽山书院、盘山书院院长。2008年获法兰西公民之星金质勋章。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为“多元文化特别顾问”。2010年9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向范曾先生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11年获“中华艺文·终身成就奖”。2015年6月30日意大利总统塞尔吉奥向范曾先生授予意大利共和国大将军勋章。

范曾先生出身于中国延绵450年不断十三代诗人的著名文化世家。他于文、史、哲诸领域博古通今、通邮中西，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身体力行“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美学原则，对中国画的发展厥功至钜，开创了“新古典主义”艺术的先河。他的文、史、哲著述中，所透露的人文关怀为国内外学界所共称，而其文章之雄奇优美，多次被誉为海内之首选。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元化特别顾问，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回归古典、回归自然”“趋近自然”“根本善”的专题报告。1984年，日本冈山县建立范曾美术馆，为中国于世界唯一享此殊荣者。1986年，范曾先生捐建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范曾先生宅心仁厚，慈爱博施，曾被命名为“中国十大慈善家之一”。

范曾先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著有《大丈夫之词》《中国画研究法》《经史漫步》《范曾诗稿》《庄子显灵记》《范曾简墨》《尊贤画集——范曾与八大山人神会》《范曾诗文集》《范曾诗稿》《范曾散文三十三篇》《老庄心解》《论文学》《趋近自然》《范曾海外散文三十三篇》《大木葱茏》等约150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30部。

范曾先生有二十四字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

范曾自述

文/范曾

【一】

我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个书香门第。据家谱记载，先祖上溯可至北宋范仲淹先生，而有史书详尽可稽考的，则可从明末清初我的十二世祖范应龙先生算起，直到我的父亲范子愚。这十二代人里，出现了数以百计的诗人、文学家、画家，而足可彪炳于中国文化史的巨擘大师至少有范凤翼、范伯子、范仲林、范罕等人。范伯子肯堂先生是我的曾祖父。他是同治年间杰出的诗人，开一代诗风，与同时期的大诗人陈散原，两峰并峻，是诗史上“同光体”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两老契好，遂结儿女姻缘，近代的大画师陈师曾成为范伯子的乘龙快婿，为文坛佳话。南通范家之所以四百年文脉不断，原因大概是范家出大文人而不出大官僚。十一世祖范凤翼曾于明末当过朝廷的吏部主事，但由于力荐东林党人，遭佞臣弹劾，请告归，修“退园”于南通，不复出山，得免屠戮之灾。范家自兹以文人世家闻名江左，而不是官宦世家，不会朝盛而夕衰。陈师曾即是我的姑祖，以提倡文人画著称。我今天提倡新文人画，一方面说明家学渊源；一方面也是为了和姑祖的观念划一界限，使文人画在新时代具有新的生命。

我生于1938年农历七月初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的半壁河山成为沦陷区。我是在逃难的途中呱呱落地的，在苏北的农村中度过了颠沛的襁褓生涯。我最蒙眬的记忆，便是农村的儿童围着我的木窝玩；还记得有一条温驯的大狗，常和我分食手中的饼饵。但待到再进城时，这文学世家已凋零不堪了，原因是家贼发国难财，将家中值钱的东西变卖一空，剩下的是几间破房和几千册书。那时书是一文不值的，而家贼也不识版本之可贵，所以至今我们幸藏的一些图书便成为珍贵的典籍。我的儿童时代便是在这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中成长。家中的一切都很简陋。父亲范子愚先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善诗文；但绝无治家之术，也不知名利为何物，一生从不愿发表任何诗或文。他真是述而不作的典型。直到晚年，我劝他出一本诗集，老人才表示同意。印出来之后，他很高兴，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是猎取名誉的工具，几十本书锁在抽屉里发霉，只拿出一本供奉于母亲的灵前。父亲为人老实迂阔，但他的诗却是风华婉转、荡气回肠的。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不少爱国主义的好诗，但他写诗好像就是为了感情的抒发。他教中学的语文、历史、美术、外文，由于熟读文史典籍，讲课别具风格，引人入胜。家中的一切全靠贤惠的母亲缪镜心先生。在我的印象里，她不仅容貌娟秀美好，而且性格极其温和，从事小学教育五十年，在家乡声誉极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南通市政府委员和政协常委，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折磨而死。这是我一生不堪回首的、最悲痛的事。清贫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影响文学世家的乐趣。父亲告诉我们，范家的风水好：院中的一口井，井水十分甘美的，有三百年的历史，和整个天井结合起来算是一方硕大无朋的砚台；而门外有一座越一千三百年的唐代宝塔--光孝塔，八角七级，算是一枝插入云霄的大笔。有着这样的“笔砚”，还写不出大块文章吗？父亲教我们苦读，所用的不是戒尺，而是言传身教，是他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文人气质、他的博闻强记和高尚的人格。他教我们兄弟三人作诗、论文，他吟哦的声调沉雄悲凉，犹如风之入松，涛之入海，气势实在磅礴得很。我记得明代归庄的《万古愁曲》滔滔万言，经过父亲一吟，那简直令人泣下；他吟鲍照的《芜城赋》，悲壮激越，至“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我们都会感慨很久，沉浸于对千古兴亡的怀想之中。我们兄弟都会作旧体诗词，完全是靠这种耳濡目染而熏陶出来的，这恐怕比成年之后力学，花的力气小，而理解得更深透。在科学和艺术上，我以为从幼年开始十分重要。这时的心灵没有被沉重的生活和复杂的社会磨上老茧，柔嫩的、美好的心，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有最灵敏的感应。

【二】

我四岁时入学，由于早熟的聪敏，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父亲是上海美专毕业的，家中有些留下的画册和画具，我从小便喜欢横涂纵抹。最早对我有影响的是画家丰子恺的《护生画集》、《子恺漫画集》。我喜欢他要言不烦的用笔和浓厚的文学气息，他的恻隐之心深深打动了我。我的父亲信佛，是一位居士。我问他，我是不是也应该吃素。父亲说，你太小，吃素成不了佛，可见父亲的教子是很有幽默感的。还有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我有时看着看着就流下了眼泪。我照着丰子恺和张乐平的画临摹，有时到了如痴如迷的地步。我也写字。由于张廉卿是范伯子的老师，所以我们家对他的书法十分推重，我从小学他的字，每天悬腕对临。有一年暑假，我满嘴长了胡子疮，擦着紫药水，像个小魔鬼。一向爱漂亮的我把门锁上，从早到晚羞与外人接触。除此便收集邮票，那时没有钱买，就从偶然收的家信中撕下来一张张积累，连很普通的、不值钱的邮票，我也认为趣味无穷。我们小时候老实得很，连向别人要旧邮票都不敢的，因此搜集的速度之慢，可以想象。直到二兄1945年去香港之后，他从银行里的信件上取下一批批的外国邮票寄给我，我才渐渐收集了几大本。当我成名之后，我不仅爱集邮，而且我画的邮票得到了最佳奖，成了小邮迷们的崇拜对象。我总忘不了我少年的困境和对美的追求。

我八岁之后，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兄因为参加革命，遭到追捕，几乎丧命，离开家园，到苏北打游击去了；二兄也为生活所迫，跟舅父去香港谋生。我从小不爱和女孩子玩，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对文学又一窍不通，所以我很孤独，怀念着两位才情出众的兄长。他们也很喜欢我的。二哥的生活渐渐好一些了，经常寄糖果和书刊给我。大兄则一直为革命奔走，常囊空如洗，挨饿受冻；但他还是想着我，给我寄回过十只石猴，那是刻工粗糙的艺术品，我竟然让它们排队睡在我的枕旁，每天给它们洗澡。1949年全国解放，在春节里，大哥穿着灰军装、背着盒子炮回到家中，我的家庭从此开始了布满阳光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大兄成了右派，我们家也跟着倒霉了二十年。史无前例的浩劫，又使我失去了母亲和大兄，二兄忧郁而死。每想到这一切，我都感到一阵悲哀。普天之下每一个善良的家庭，都不愿中国再演这历史的悲剧。父亲在1984年年初也谢世了，姐姐是1983年病故的。我的家，在历尽了悲欢之后，终于剩下了我孑然一身。我一生的遗憾是没有尽为人子之道，没有给父母兄长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我上中学之后，开始顽皮，成绩也江河日下，只有文学永远在全班执牛耳。我对数、理、化没有丝毫的兴趣，所幸范氏大代数书很厚，正好在书的边角上画卡通。每一页画的动作，略有区别而有连续性，用相当的速度翻阅，便可有运动的效果。画人吃包子、踢足球、小孩儿推磨，无奇不有。同班的顾乐夫，今天也是一位名画家了，画得更出神入化，竟至有一次数学教师冯德吾忽然问顾乐夫三的四次方是多少，他说“二十七”，引得哄堂大笑；接着再问我，我说“二十七再乘三”，虽然我心算不行说不出得数，却也博得了满堂彩。

当时我们南通中学有三位小画家在全市甚至江苏省有名，便是袁运生、顾乐夫和我，十三岁便入了南通市文联美协，那时经常在一起画漫画和招贴画，配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袁运生比较机灵。顾乐夫则很憨厚。我的性格是介于两者之间。我们的命运不同，现在天各一方，但少时的友情总是难忘的。

中学时代的教师张子通和顾云墩先生，是我们绘画的启蒙老师。他们都是上海美专毕业的，为人都极谦和质朴。我们的成功和他们的教诲是分不开的，我时常怀念他们。

丁酉吉祥 68cmx69cm

【三】

1955年，我十七岁，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那时的记忆力是颇惊人的，过目不忘，三遍成诵，几百个历史年代背得哗哗如流水，所以我的成绩从来不低于五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都是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他们只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探微测幽，不知道人世间还有什么勾心斗角。我最尊敬的郑天挺和雷海宗先生早已去世了，我永远怀念他们。我认为青年一代的史学家们要达到他们的水平必须花尽移山心力，不是教育一改革，学问也会贮存到你大脑中去的。教育的改革，目的是使知识能成为独创的工具，但知识本身的累积性，是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先得站到前人的肩上，然后才能言创造、言前进。

南开历史系给我影响最大的学者还有吴廷璎。他精通日本、朝鲜和印度历史，是他引起我对亚洲、东方的浓厚兴趣，上他的课得益匪浅。研究先秦史的王玉哲、汉史的杨翼骧和隋唐史的杨志玖都为我打下了史学的根基。外国史教授杨生茂、辜燮高和黎国彬，还有近代史专家来新夏，都对我很有教益。这些学者都诚实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也有成右派的。作为他们的学生，无论他们谁因不测之祸而罹难，都使我内心十分抑郁。三十年来，我对他们没有一天轻忘，他们对我也爱护备至。有一次，辜燮高先生讲：“范曾已是中外驰名的艺术家，对我们仍持弟子礼呀！”在场的教授们都笑了。

我十九岁时，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美术史系，我写了几篇十分幼稚可笑的文章寄给江丰院长。文章立论当然是疏漏肤浅的，但文笔可能不坠家风；中央美术学院很快地表示欢迎我去，时在1957年。离南开时，吴廷璎先生十分惋惜地说：“中国可能少了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而会多一个优秀的画家。”三十年后，这位史学家的预言已化为现实。

过了暑假，到中央美院上学，美院已是一片紧张空气：江丰已成为美术界的“头号右派”，在受着批判；美术史系的主任王逊，也成了右派；而几位著名的美术史家，如精通日本、印度文化的常任侠教授，现代著名的导演、作家和美术史家许幸之教授，博学多才的诗人、史学家尚爱松教授，虽未戴帽，也“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于是学术气氛是谈不上了，美术史系很萧条，课程也很松弛。只记得教白描的刘凌沧先生，不问什么运动不运动，认认真真的传统，教课一丝不苟，他一开始便对我的作业大加奖饰，说我摹的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能传神。教素描的李斛先生，也是我艺术上的严格的导师。他的功底好极了，当初徐悲鸿先生特地请宗其香先生将他从四川调到北平艺专。他上课执教认真，有科学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手段，凡有浮光掠影、不刻苦作画的，他则痛加呵斥，使学生诚惶诚恐；今天想来，他真是用心良苦，尽管教学法或不会为现时所推重，但他的精神却造就了我。他一生创作不多，《关汉卿》、《印度少女》和《长江三峡夜航》等却都称得上精妙绝伦。1974年批“黑画”之中，他的几幅山水也列其中。政治上一向严谨如李斛先生者，实在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在美术馆门口，他遇到我讲：“这下子麻烦了。”我说：“先生，不要紧的，您的画没有任何问题。”在展览会上，我见到一位曾是木刻家后来又改画国画的朋友，他也很受压抑。我跑上去和他言欢握手，他后来很感动地将龚自珍的两句诗送给我：“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袖口十年香。”然则，情随事迁，当时处在困境中能相濡以沫的朋友，在若干年后，他却视我为仇寇，这真是始料所不及的。

【四】

美术史系半年便草草收场了，我转到中国画系。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艺术大师。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郭味蕖、李斛、刘凌沧、黄均、俞致贞、宗其香都亲自授课，而且老一辈艺术家都具有那种诲人不倦的师道。其中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当然首推蒋兆和。他的艺术无疑是中国绘画史的里程碑。他的人物画，将中国的传统技巧推向一个崭新的境界。他毕生的创作不啻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伟大的历史画卷。他的作品气派非凡、笔力雄健，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在中国堪称古今一人。他训练我们对物象作仔细观察，要求我们在尽精刻微的基础上做到以形写神。蒋兆和先生的传神论是中国古典绘画现实主义精神的弘扬光大。蒋兆和先生要求我们在精确地判断之后放笔直取，如灯取影，纤悉不遗。蒋先生反复教导我们不要被表面的光和色的魅力所迷惑，而从中国六法论的“骨法用笔”出发，把握对象的结构，注意结构在空间的角度和角度由于透视所形成的微妙变化。经过兆和先生多年的指导，一般说来，他的学生，造型这一关是能通过的，至于创造，则有待于自己的努力。大匠能教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我正是在毕业之后，逐步探求，从兆和先生的影响下起飞，走上自己奋进的道路的；今天我的画风和兆和师当然不同，但是得能莫忘，我永远感激少年时代得之恩师的谆谆教导。李可染先生以他深邃的艺术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李苦禅先生以他豪放的为人气派和博大的水墨画造诣，深深地感动着我。我那时十分幼稚，求知欲十分旺盛，对于这些大师我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把他们看作神灵一样的崇拜。李可染先生曾送我一幅书法：“七十二难”，用玄奘西天取经不畏七十二难的精神鼓舞我勇猛精进，誓无反顾，这张字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三次抄家，都没有落入造反派手中。我对老师的拳拳之情，由此可见。李苦禅先生是我最爱的。他曾不止一次对人说，在几十年的大学教学中，最好的学生是范曾。他一生出过的一本唯一的大画册《李苦禅画集》的序言，便是苦禅先生命我写的。他喜欢我的文笔，说形式上有骈文的面貌，而风骨却是桐城派的。李苦禅为人刚烈、不畏强暴，在抗日战争时期，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他的为人和艺术今天深深地为国人所尊崇。还应提起的是郭味蕖先生。他是一位有渊博学识的虔诚之士，他是华新罗之后的最伟大的小写意画家。他很爱我，在我毕业的时候，送我一张画竹，希望我能拂云擎日。但他的命运十分不幸，“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划为地主，遣送回乡，忧愤而死。这真是中国画坛的极大损失。这种损失只有深知艺术价值的人才能体会到。

我在大学里的成绩，一年级时尚不足观，二年级以后，才崭露头角，此后一直名列前茅。1962年毕业时，我画了一幅历史画《文姬归汉》，拿去给郭沫若先生看。他很激动，夜不成寐，凌晨三时起床，匍匐于地，将他赠我的长诗题于画面。这首诗，成了郭老的不朽名篇，录入他的《东风集》中。郭老在他的寓所接见了我，他说今后有杰作，他还愿意给我题诗。但此后，我再也没有去他那儿，原因是对自己的作品总不满意。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些信心，还是十年之后的事。

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跟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这是件十分浩繁的艰巨的工作。沈从文先生的格言是要有耐心，这也是他一生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态度。他不厌其烦地用他美奂的蝇头小楷写信给我们，指出我们应注意的事项。那种精神实在是一般意志力所达不到的。在编绘的过程中，我临摹了不少的传世杰作，在白描上可说痛下了苦功。其中诸如李嵩的《货郎图》，张萱《捣练图》，周昉《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八十七神仙卷》，元人《射猎图》、《重屏会棋图》，今天我都不敢想象，二十几岁的我，白天黑夜伏案勾画这样一些精微的画稿会那样耐心认真。沈从文先生对青年人爱护极了，对我的作品也很欣赏，不过我一生对不起他的地方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反动权威”被揪出之后，我也曾给他写过大字报。其时我也被揪出是“现行反革命”，写大字报虽事出无奈，但今天每兴思及此，总是一阵阵内愧。我前半生中还有一件属于品德领域的错误，便是1960年曾因写《徐悲鸿》一书，对廖静文先生提的十分中肯的意见不满而反唇相讥；可是廖静文先生，对我却原谅了。她的宽容，也从另一角度教育了我，使我知道如何做一个正派的君子，而不做那些违背德性的事。二十年后，当廖静文先生再见到我的时候，她才告诉我一件事，她曾在看北京市的一个展览的时候，看到我所画的一幅小孩儿喂羊羔的国画，她在留言簿中写道：“这位青年，将来会有很大的成就。”我听了之后，感动之至，同时我更感到廖静文先生灵魂的美好；对我一生有知遇之恩的，她便是一个。

【五】

我大学毕业之后跟沈从文先生编绘服饰资料，不仅丰富了我的学养，磨炼我的技巧，更由于这一时期我发愤忘食地用功，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多年里，我清心寡欲，坚持着安贫乐道的寂寞生涯。当时，我没有戚戚之名，同时，我也似乎不汲汲以求。我在中国古典艺术的海洋中搏击、沉浮，至于彼岸何在，我不知道。我抱着“但问耕耘，不论收获”的精神，凭着百折不挠的意志力，坚信会达到光辉的境界的。这十年磨剑、十年生聚，对我艺术上的开拓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有充裕的实践检验我过去的知识，同时发现不足，增益其所不能。那时凡是常到天安门西阙门的人都记得，在木格糊纸的破窗后，我总是潜心作画，或引吭歌啸。我背诵的文章或诗歌的数量，在同代人中恐怕很少人可以和我相比；报纸和刊物有时夸张地讲我背诵五千首，那是浪漫化数字，不过，千首之数当不在话下。当然背诗文决不能如汉代王充所讽刺的“鹦鹉学舌”之类，更重要的是成为自己的，成为自己语言的一部分。我现在作诗填词，颇抒己怀，同时我以为诗词不但没有束缚我的思想，反而给了我一种特殊的自由。我经常有自勉之作，也有警世觉人之作，人们渐渐称我为“诗人”。这也是我私心敬仰的称号，我以自己能赓续家业而自豪。

在艺术上发现自己并不容易。我在三十岁左右，对自己未来的画风究竟应该如何，并不清楚，“风格”也是不能预先意料或故意设计的。我只迷迷糊糊地觉得当时的画总是不遂心意。“文化大革命”中和当时尚未与我结婚的边宝华合作一套《库尔班热爱毛主席》，画完之后拿给美术出版社编辑部张汝济看，他是一个幽默的人，他指着我画的新疆皮鞋，说像他们在干校水田劳动时穿的水袜子。我画工笔画虽有充足的功力，但我的性格不宜作精雕细刻的描画，心中一烦，就会乱来，不像边宝华那样平心静气。

那时我创作一无所成，也颇闷闷。好友姚钟华安慰我，陪我左思右想，如何使自己的作品一鸣惊人，但计无所出。今天回忆起来，总是十分亲切。其实那时我的艺术，还是处于孕育阶段，怀胎不足，是不会有惊人的九斤娃娃出世的。

我作诗、著文、讲演喜欢即兴神驰，随感而发。才思敏捷，情绪风动，这是我的所长；艺术上如何扬长避短，如何打开这一成功的不二法门，便是我当时的一个追求方向。

那时，我偶尔也有神来之笔，就像我做学生的时候画一罗汉头像，李燕认为极妙，珍藏至今。但是这种灵感的显现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把握不住。

是啊，发现自己是件何等艰难而痛苦的历程！我曾在这苦海中沉浮过多少年月，多少个日日夜夜。但，天道酬勤，我坚信光明在前，继续奋斗！有一次我去荣宝斋，挚友米景扬铺出一张四尺净皮单宣，叫我放笔大胆地画一张。也许我当时竞技状态良好，提起笔来画了一个飘然美髯公，脚边有一只小猴正对他顾盼有情。画出之后，满座唏嘘赞叹这张画，今天存在友人曲格平先生处；画毕之后，我也似有一吐骨鲠的快感。想不到米景扬在我个人的艺术史上这推波助澜之举，打开了我探索的新天地，从此以后豁然开朗，我自以为找到了最能表达自己情感的手段。其实，这不是机会主义的偶得，这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是积年累月的辛劳的报偿。

我又一次重温我的艺术，理出一条纵的线索，从顾恺之--吴道子--李公麟--赵孟頫--陈洪绶--任熊、任熏--任伯年，这一千多年的纵线发展史，我不是曾经痛下过苦功吗？从五代的石恪到南宋的梁楷到明末清初的八大、石涛到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他们言简意赅的艺术语言，我不也曾心慕手追过多少年吗？是的，我有力量将线描勾勒和大泼墨结合起来，创造崭新的、属于范曾的世界。

当我有了这样的明确的发现之后，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的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有人以为我：成功是由于钻营，由于机会，更有恶毒诬以“外靠奸商内靠官僚”的，其实，人们应记住我的一首述怀诗中的句子：“作画平生万万千，抽筋折骨亦堪怜。”我二十岁的时候，便因常年的伏案读书作画，胸骨和脊椎骨变形。当年的辛苦，回想起来不禁使我黯然神伤。大学毕业之后，我每天只花三角多钱，以做一日三餐之资。但在艰苦颠蹶之中，我没有沉沦，我追逐着光明和希望。今天只有极少数的人想把我拉入泥淖，那只能说明他们的自私和狭隘；绝大多数的人都为我的成功欢欣鼓舞。

遼鹤归来 137cmx68cm

【六】

我的艺术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获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那是由于我所画的主题弘扬了中国光辉的历史，歌颂了那些为祖国的生存和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孤忠之士，赞扬了那些千百年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之维系的高风亮节的道德懿范。人们喜爱我的画，是因为其中有着炎黄子孙的傲骨烈魄，每一位龙的传人，都可以从我的画中感受到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我笔下的人物如庄子、老子、屈原、曹操、李白、杜甫、苏东坡、柳宗元、蒲松龄、曹雪芹，神话人物钟馗、女娲等等，都是我有感而发，借故人的酒杯，浇胸中的块垒。我绝不无病呻吟。我喜为诗文，很多题跋都是我一鼓作气，像流水般毫无挂碍地倾泻而出的，所以，首先是感动了我的东西，我才能将它们感动；有时，我的画也不一定有明确的主题，那是以画面所透露出来的健康的情操和明净的笔墨去打动读者的，宛如无标题音乐，给人以心灵的慰藉。我的最得意的人物画是庚申年（1980）所画的一张《灵运歌啸图》和同年画的《载酒行》。这是人生难再的作品。我曾多次想重画一张这样的画，但心中有了刻意追求，笔下反而失去了天籁，那种悠然忘我的神态和凭虚御风的线条就不可复得了。这两张画现在都藏在日本“范曾美术馆”中。标志着我的艺术已臻成熟之境的画，我想其一是庚申年（1980）所画的巨幅《广陵散》，描写嵇康奏琴，刘伶倾听的情景。这张画悲怆雄壮，有着内在的力量。其二是癸亥年（1982）所画的巨幅《竹林七贤》，我表现了一群愤世嫉俗的高士隐遁山林而于世事不能忘情的痛苦和忧思。这虽没有现实意义，但是人物的情操和格调，无疑有动人之处，否则当年鲁迅也不会费那么多笔墨去描述和歌颂他们。这两幅巨作，如今也藏在日本“范曾美术馆”中。美国的伯明翰博物馆藏有我的《东坡赤壁吟啸图》和《秋声赋》，国内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藏有我画的《韩非子》和《荀子》，天津博物馆藏有我的《八仙图》、《宋人踏歌图》，黑龙江博物馆藏有我的《华佗望断图》、《怀素狂草图》，安徽博物馆藏有我的《竹林七贤》（与藏于日本的不同，是变体画）和《霸王乌江自刎图》。

在国内长期陈列的我的大型作品，有江苏南通市紫琅山“法乳堂”中的中国历代十八高僧像的瓷砖壁画。这大型的群像，描写了中国佛门中对祖国文化有卓越贡献的人物，如南朝的法显、唐代的玄奘、近代的弘一和寄禅；描画了对国际文化交流有杰出建树的人物，如南朝来中国的印度僧人达摩，唐代去日本传经播道的鉴真等。这十八个僧人形貌不同凡俗，不仅看出他们坚守信条、严行教律的品格，也表现了他们执著的追求和坚毅的信心。著名文学家文怀沙的《修法乳堂记》，我以为是一篇千古妙文；赵朴老欣然为法乳堂篆额，并题“一堂都圣哲，万法尽朝宗”联，以为该堂的纲领；博学的巨赞大师也为该堂题联，不久他飘然仙逝，这联语成了他的绝笔。我藏之名山的作品还有甲子年（1984）初冬在四川奉节县白帝城落成的杜甫西阁，创作的一幅大型瓷砖壁画《杜甫吟啸图》，描写了思尽波涛、悲满潭壑的杜公在秋气萧萧之中，对着夔门吟诵他那悲天悯人的不朽诗篇。我自以为几根衣纹足以睥睨南宋，与梁楷伯仲。

1979年之后，我曾若干次赴港、出国访问展览和讲学。1979年10月，我作为荣宝斋代表团的特邀成员，赴日本参加荣宝斋展览的开幕式，我的二十幅作品被日本各界人士抢购一空，这是我在国外首战告捷。1980年4月张仃先生与我的联合书画展在香港举行，可谓盛况空前，在开幕之后的一个半小时内，作品被世界各国收藏家订购完毕，在香港文坛上传为佳话。香港各大报纸几乎每天详细评论展览的作品，认为是一次“轰动香港的画展”，说“中国文化不会失落”。同年10月我应加拿大ＵＢＣ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之邀赴温哥华讲学，我仅带了一张画《广陵散》到北美去。主要接待我的是著名的古典文学评论家、诗人叶嘉莹。在那儿我作过几次影响颇大的报告：《中国古典绘画的本质》、《中国书法》、《中国古典诗歌》和《我的艺术》。ＵＢＣ大学建立亚洲中心，请我为屏风题词，我大书杜甫的《望岳》一诗，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气派和使命感。1981年我的个人画展在日本横滨举行，日本各报都有报道。ＮＨＫ广播电视中心特邀平山郁夫先生向全日本介绍我的作品，他认为我的画充满活力，是现代中国画的优秀代表。1982年我的另一次个人画展在日本东京举行，这次的影响更大。《朝日新闻》、《东京新闻》以整版介绍我的画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1983年日本冈山县日中友好协会和两备柽园财团联合倡议在冈山县建立永久性的“范曾美术馆”，由久负盛名的日中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先生任名誉馆长。这个倡议得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国内文化部的支持，1984年4月1日正式开幕。这是中国画家以个人名义在国外建立的第一座美术馆，它规模壮丽，设备精良。日本人仅为世界上两位画家作过这样的努力（另一位是法国近代画家）。无论国内有这样那样的议论，但是，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在海外受到这样的推崇，总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开幕之日，中国大使馆的文迟大使和其他重要官员出席了大会，热烈庆祝美术馆的落成并赞扬日本友好人士所作的努力。日本的电视向全国播放了美术馆的陈列；日本的卫星广播在“每周世界一名人”的节目中，向全世界用三种语言播放了这一轰动日本的消息。范曾美术馆里陈列着我的大小作品八十多幅，其中代表作有《广陵散》、《竹林七贤》、《达摩》、《钟馗》、《采薇图》、《前后赤壁赋》、《灵运歌啸图》和《载酒行》等等。美术馆成了冈山一景，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鉴赏家和游览者。美术馆没有任何商业性，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基点之一。

【七】

1978年我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执教，翌年，任副教授。在教学中，我一方面激发同学们对东方文明的自豪感，在青年中大展雄风；一方面用严格的科学精神去训练他们艺术上的基本功。青年学生最爱听我的课，尽管我绝不允许他们迟到、早退，更对旷课的行为深恶痛绝，大有李斛先生当年的声威。我很佩服中国女排的袁伟民教练，他曾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称他为“有铁石心肠的人”，足见他严格到什么地步。我不赞成打着“启发式”的口号，实质放任自流的教学法。我常对学生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我希望他们年轻的岁月不要闲掷闲弃，要用意志力去战胜任何懒散和惰怠的习性，鞭笞自己，犹如对奴隶之苛酷。这种教学思想仅仅希望使青年一代的艺术学徒培养自己的殉道精神，而没有一点这样的精神，就指望自己得到艺术的桂冠，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其实我对学生的全部温情和热爱，是他们都能体会到的。我为他们买笔墨纸砚，带他们畅游香山，和他们拍照留念，为他们作画题字，所以凡曾上过我的课的学生，对我都十分爱戴。我又讲演滔滔乎雄词，妙语连珠，因此北京的各大学都爱请我作报告，谈祖国、艺术和人生。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会竟送我一面“青年导师”的锦旗，这一点的确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安慰。我很热爱青年工作，自1980年以来，我一直是中华全国青联的常委。

我的专著有《徐悲鸿》（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鲁迅小说插图集》（1978年荣宝斋出版）、《范曾画集》（1980年香港汉文化公司出版）、《范曾人物画》（1981年日本贩株式会社出版）、《范曾新作人物画》（1982年日本西武百货公司出版）、《范曾美术馆》（1984年日本冈山县两备柽园财团出版）、《范曾画辑》（198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范曾画选》（1985年湖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范曾吟草》（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文章、诗文和美术作品零散发表的数以千计，分别见于国内外的报章杂志。这些作品在国内外广泛流布，使人们对我的艺术有了更全面深刻的了解。

我曾经在日本获得过中日文化交流功劳纪念杯和范曾美术馆设立纪念杯，在国内曾获得过1980年最佳邮票绘画奖杯。1983年《画家范曾》新闻电影在国内外上映，日本已购买此片的专利，翻制为录像带，名以《水墨画鬼才范曾》，在全日本发行。

1984年我调入天津南开大学任东方艺术系主任、副教授，1986年晋升为教授。根据我的建议，在我的母校建立的东方艺术系，旨在有系统地研究东方各国的艺术，逐步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为据点，形成东方艺术研究的中心。为此我“三年画一楼，两鬓添秋霜”，于1986年捐献一百万美金盖成面积四千平方米的东方艺术大楼，敬献给我的母校。前景是壮丽的，但是这要靠艰苦的创业精神。前进中必有坎坷，既然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都有献身精神，那么，我当更以这样的精神来勉策自己，为南开大学的振兴，尽其绵薄。

近年来出版书籍益夥，影响较大者有《范曾的艺术·献给2000年》、《范曾散文三十三篇》、《范曾临八大山人》、《中国近现代名家·范曾卷》、《画外话·范曾卷》、《范曾精选集》、《范曾谈艺录》、《抱冲斋艺史丛谈》、《范曾诗稿》等六十余部。我的散文《风从哪里来》、《凡·高的坟茔》、《沙尘，我奉上永恒的诅咒》分别获得1998年、1999年、2000年散文排名前十名奖。长诗《庄子显灵记》则风行海内，译播海外。

2002年被任命为南开大学终身教授，这对我是一项殊荣，也对我的未来是一种巨大的鞭策。

（编者按：此文原作于1985年，续写情况仅到2002年。）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00x62cm

观世音菩萨造像 178x95cm

钟馗神威 100cmx62cm

老子出关 100cmx62cm

归去来

文/范曾

自庚午之秋负笈欧洲，其间越辛未、壬申两年，至癸酉之夏，则已近整整三年矣。此三年中对人生颇有了一些深切的认识。昔日在生活中小有涟漪，即以为安乐国化为了是非乡，殊不知在孤踪萍迹的岁月里，连昔日的风浪也变作亲切的回顾。因为有搏击，生命就有重量；有成就感，才自觉不枉来人世。

厌世情绪日增

在巴黎，我当然可以安享天年，“聊乘化以归尽”，然而，那种无名的烦恼，对心灵的侵蚀，是不可言喻的痛苦。它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广漠无边，无时无刻不吞噬着我活泼的生命。如果我尚能看到是人生的希望，也许我会怀抱着希望，用幻觉打发时光。然而在西欧，我心灵深处，可怕的厌世之情与日俱增，对任何事不抱热切的希望，不希望有更多的钱，不希望有画展，也不希望有无聊闲人来。虽然楠莉陪伴着我，然而年轻时代的故事，即使是回忆的宝库，也会有“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的叹息。楠莉喜欢巴黎，但她不愿看到我在乡思的愁苦中苍然老去，当然，《客从东方来》文中的白兔什么时候都奔向我的所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由过去、现在、未来一条无形的链索联结，一旦割断，即使有轩堂大院，有奇树异兽，有和鸣园禽，有朝霞暮雾，生活也同样的枯索。我内心有时像颓壁残垣的古庙，有时像清风不波的深潭，像众芳芜秽的荒坡，像九秋飘蓬，像野塘浮萍。总之，大自然中的荒寒、萧瑟、凋零和败落渐渐和我心境相连，我深知，这是生命的危险信号。身内的青春一旦消亡，身外的青春也不复存在。我最觉得伤怀的是∶展卷写诗，昔时豪情退避三舍；放笔挥洒，今日寂寞便来毫端。

有所不可忍者

我欣赏强大、孔武、美奂的生命，我喜爱古希腊的雕刻、鲁本斯的油画。罗曼·罗兰不能容忍凯旋门下的侏罗，我同样也以在海外看到一些中华民族的矮小后裔为耻。我是一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我不能容忍中华民族的文化在海外所遭遇的歧视和曲扭，直到今天西欧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距其伟大的精神内核，依旧十分遥远。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知道文化的土壤对文化品质的意义。我看到一些艺术上的浅薄之徒，在巴黎所玩的一切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花样，与艺术崇高的理想已相去不啻天壤。人们在牛角尖中讨生活，在荒诞不经中赶时髦，而艺术在哪里？

在我内心的痛苦之外，人间世还有对我绝对仇视的宵小们，台湾、香港、大陆的一群声气相求者，吠声吠影，对我鸣鼓而攻，用最污浊的语言先创造一个魔鬼，然后一齐挥唐吉诃德的长枪，冲杀过来。我愿与狮虎搏斗，而我可惜只遇到一些狐鼠。另外，写着我名字的伪作，乘我不在东方，浊浪排空般淹没了无数的画廊，丑陋地、恶俗地、卑污地对我神圣的艺术进行亵渎。

更念家山碧翠

啊，总之，我该回去了，在海外的每一天，我几乎都有国内的朋友们来信来电，念家山碧翠，人情如旧，更觉三载蛰居之寂寥，所谓云无心出岫，鸟倦飞而知返，而希腊古哲赫拉克里特有云∶“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诚哉斯言也，今国中百业腾跃，民风振奋，非同一条河流矣。有挚友诗人赵凯兄来信，问我归国之期，余答之曰：

“君问归期已有期，唯不欲天下知耳。行前当有电传相告。遥望东方，曷胜慨叹。野人怀土，小草恋山，本为林野猿鹤，不作九天夔龙。弟原是卧龙岗散淡闲人，从此后抱明月而沐清风，不复向长安道矣。”

一九九三年六月五日于巴黎美松白兰别业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100x62cm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178x95cm

仙翁拜神兽 100x62cm

重赋 178x95cm

风从哪里来——呼唤古典主义

文/范曾

风在哪里？在天边的云丝雾影，在陌上的柳絮篙蓬；在春天偃伏的碧草，在秋天飘零的丹枫；在高樯的一叶帆，在骥尾的千条线；在寺院的幛幡，在心头的旗旌。风在哪里？禅家告诉你：看，如云离月；道家告诉你：听，爽籁在天。宋玉说，在青蘋之末，在腐余之灰；苏东坡说，在木叶尽脱的树梢，在明月徘徊的江上。风在哪里？风在高渐离易水的寒筑，在诸葛亮赤壁的草船，在汉高祖威加海内的战袍，在岳武穆声彻天外的霜蹄。

大气的流布，浩瀚无垠，聚散之间，风起云涌。顺应时序，汇而趋之，滂沛于天地苍冥。风为人类带来料峭的初春，熏蒸的烟霞，萧瑟的寒秋，肃杀的隆冬。习习然，南风也；浩浩然，东风也；瑟瑟然，西风也；凛凛然，北风也。那掀起天宇的是飘风，吹立沧海的是飓风，摧毁崇楼大夏、卷走林莽乡镇的是龙卷风。风为人间描绘着多姿多彩的画图，演化着大自然的喜剧和悲剧。它无处不在，无隙不入；它遣云使水，命雷掣电；它吹绿江南岸，吹白北国山，吹蓝西域天，吹黑东海潮。风是造势设色的大手笔，大地穹昊是它无际涯的舞台。

风是什么？风是情窦初开的少女，温情地、羞涩地在你身边掠过，忽焉睫在目前，忽焉远在天边。它使万物复苏。它悄然来临，在桃花的蓓蕾，在柳树的枝条，在池中有水，在清晨露珠，一切萌动着的、闪耀着的生命属于它。风是丰腴美奂的少妇，它热烈地、亲昵地把你拥抱，它千般柔顺、万般风情，那是万物繁衍化育的信号。它是花果的媒介，是鸟兽的信使。一切茁壮着的、成熟着的生命属于它。风有时清绝，向人间播送播送九畹兰花、百亩蕙草的芳馨；风有时暴虐，一夜之间使“草拂之而变色，木遇之而叶脱”。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圣徒或使者、魔怪或精灵。风可能是祥和的，也可能是凶险的。然而用人类的道德标准以判风之善恶，则冬烘甚矣。风的一切都天然合理，草木之凋零，人以为悲，而严冬蓄芳，正草木岁寒之心，人又安能代草木作无谓之忧思？风在永无休止的运动中造就平衡，在莫测高深的变幻中求得和谐。有了风，一切才有了生命。一个没有风的宇宙，万有归于沉寂；一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宇宙，那是佛家永远不败的智慧感悟。入静的高僧，不知道有风动、幡动，六祖惠能对辩说的僧人讲，是你们心在动啊！然而，惠能的无差别、无妄想的境界距离众生还十分遥远。佛家以为风、土、水、火四大皆空，万有假合，色即是空。风在佛家看来，只是人们感知的表象，相信，任什么风，都不会使佛祖心旌微动。因此，生命的终极目标，佛家是证得涅盘寂静。而我们还在浮生中的人，则应在风中观测、思索、修炼；我们还会在喧闹、熙攘的人群中漫步；我们还会面对苍穹和人生一直研讨：风从哪里来，风到哪里去?

能以奴仆命风月的是孟郊，能成长风、破万里浪的是宗悫，能凭虚御风、羽化而登仙的是苏东坡。苏东坡说：“你这楚国的兰台公子，比我这黄州太守、儋耳迁客还嫩得多呢。你为了讨好楚襄王，混淆自然之风与社会之风，造出雄风、雌风之说，而我以为你不清楚庄子的天籁啊，在那空明清远的无垠天宇中，风起而声发，那是不假窍穴竹管的自然妙音呢，宋玉，你听见过么？你的风赋实在堪笑呢！”

然而诗人的确爱风，所以称他们为“风人”；他们直承《诗经》、楚辞的传统，所以称他们“风骚”；而诗人又倜傥多情，所以说他们“风情”；诗人偶有微行，被轻慢为“风流”。大自然的风，飘向诗人的笔底，协奏社会、人生的乐章，感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是勃郁的陆放翁，他听到雄阔激烈的风；看到“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是慨叹的辛稼轩，他听到摧枯拉朽的风；彻悟“愁风愁雨愁不尽，总是南柯”的是忧患的郑板桥，他听到凄切催泪的风。而“看尽繁华地、远绝是非乡”的苏东坡，不再迷恋喧嚣的人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苏东坡，由道而佛，无缘大悲已笼罩了他的生命，渐渐远离了人寰，同时也远离了当年豪逸雄阔的自己。

让我们回到历史的长河，问一问，风从哪里来？追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前841）到春秋中叶，那时有一部民间歌曲的总集--《诗经》流传下来，其中包括十五个诸侯国的国风。足见社会的风，那也是无所不在、无隙不入的。《诗·序》在论到何以称“风”时讲：“······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国史太师会其意而采风撷诗，孔子会其意而编修《诗经》，周公会其意而作乐成章，都有着“风天下而正人伦”的意义。“风”足以刺时喻势，讽谏君王；“风”足以敦促教化，襄助人伦。而这种“风”和直陈厉谏不同、和枯燥说教不同，往往“美在此则刺在彼”、“以美为刺”。中国诗教的温柔敦厚、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在诗的源头已十分清楚，在教化中仍让人有美感的享受，这在中国诗的传统中应视作精华。孔子说：“美哉，其细已甚！”这美哉、洋洋的国风，在两千多年来的中国，陶冶了人们的性灵，无论是人格的、爱情的，都包含了永恒的价值。这一股清风荡涤了商纣以还得“淫风”，而淫风者，在《诗经》中当然会被剔除，其中最著者有桑间濮上之音，潘岳称为“桑濮之流”，《礼记》则称其为“亡国之音”。欧西有女歌星某，每一演唱，千万痴男怨女，依歌而和之，顿足捶胸，狂笑号哭。细析之，不过艳色淫态、噪音恶乐、悖光谬影与歌迷世纪末之空洞心灵相暗合，遂有此秽乱污浊之风，靡溢于世界各通都大邑，各国警察之深拒固守，欲以缧绁演唱者，有由然也。

由此观之，风在自然本无善恶，而在人间必有优劣。清风所在，则社会淳朴、人文优雅、品行高洁、宅心仁厚；而邪风所被，则物欲横流、人心不古、贪赃枉法、盗贼滋生。而社会人文之风在哪里？在作家的生花之笔，在画家的丹青之影，在演员的一笑一颦，在诗人的一唱一吟；在上所倡导，在下之所依循，在领导者的表率，在执法者的廉明。

听，白鹿之鸣，起于空谷，传来的山间清风；泠泠七弦，犹忆大雅，奏出了琴上古风；举世萧条，故国独秀，经济市场已孕育着宫商大调、浩然雄风。中国是一艘举世无双的艨艟，它需要这无边的雄风吹扬万里的征帆，它不能羁留于港湾，不能停留在昨天。我们深祷祖国福祉无量，祝她风正一帆悬，驶向横无边际的绚丽的明天。啊！我欲乘风归去，归到我心爱的东土，归到我海外三载、魂牵梦萦的故国！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于巴黎美松白兰

（本文1998年获散文奖）

待人归 100cmx62cm

汝亦风雅 100cmx62cm

僧繇少年亦点睛 100cmx62cm

山泉虎啸 100cmx62cm

梵高的坟茔

文/范曾

冬天来到巴黎，寒风料峭，木叶尽脱。顺着塞纳河西北行，更是一片冬天的萧瑟。我们驱车向欧维尔城疾驰，去瞻仰我心灵深处的艺术殉道者梵高的遗踪。

梵高，这位荷兰籍的天生奇才一百年前来到法兰西后，等待他的是贫困和饥俄。欧维尔城镇上的一间小客栈，是梵高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居停。一间六平方米的客房，没有窗户，只有大可盈尺的一扇天窗；也没有壁柜，阴暗而潮湿，住着绝境中的梵高。屋中只能放置一张小床和一张破椅，他根本无法在室内作画。于是苍苍穹庐、恢恢大地便是他的画室。他对着一片平常的农田，一张破旧的靠椅，一双踏遍人间含辛茹苦的皮鞋，画这些巴黎的大师们不屑一顾的事物。然而我不知道有哪一位画家能像梵高画得那么动情、那么执着、那么令人神往。看他所画粗陶或大瓷杯中插的野地摘来的向日葵和蓝色野花，那向日葵像燃烧的一把火，那金黄色的花瓣临风摇曳，那一朵朵葵花或相向喁喁而谈，或低头若有所思，画面空间的分布无与伦比的精审。这些作品不仅充盈着天地的元气，甚或可以说是神灵赋予梵高超人的表现力，那岂仅仅是梵高依物描像，那是他在倾诉爱情，爱情就是艺术家的神灵。梵高的情人在大地的草木盛衰中，天穹的日星隐耀中。

梵高过着清白无瑕的生活，他没有金钱的刺激，没有女人的诱惑，没有鲜花的慰藉。正如罗曼·罗兰说：“清贫，不仅是思想的导师，也是风格的导师，他使精神和肉体都知道什么是澹泊。”澹泊者，明于心而澹于欲，清于志而寡于营也。当罗丹命丰腴清丽的裸女模特儿们在画室翩然起舞，当莫提格里昂尼面对着妩媚而慵懒的美女，在画面上把她们的脸“令人愉快地拉长”时，梵高在哪里？没有钱雇模特儿，他只好对着镜子一而再、再而三地画自画像。看他画的所有自画像，那眼神没有一幅不咄咄逼人，那其中闪现的光芒有坚毅，有不平，有尊严，充满了对人生的批判和对自己命运的抗争。

梵高在美术史上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奇迹。梵高远离了传统审美的藩篱，以空阔的气势和才力俯瞰当代、睥睨千秋，从而一扫艺术界的平庸浅薄和乡愿惰性。他有着崭新的、惊世骇俗的、前所未有的艺术感觉，有着颤栗着的、流动着的、闪耀着的绚烂光彩。这种画风一旦问世，美术史就必须重写，色彩学乃至美学就必须修正，这正是梵高撒向人间的、永恒的、不易解的谜。

然而当时在巴黎已渐渐成气候的雷诺阿、莫奈、莫利索的拍卖会，也累遭败绩，引起了一阵阵布尔乔亚们的嘲笑、评论家们的诟骂。人们根本不知道梵高，他连被人嘲笑诟骂的资格也没有。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比被弃置不顾、被彻底忘却更痛苦的了，那是冰冷阴湿的黑夜，是狭窄深陷的冰窖，那是与死比邻的生。

艺术既不能提供面包，那就让需要面包的艺术家速朽，而自裁便是最简捷的方式。梵高拿起了手枪，走到草坪，向心窝射了一枪，他在华贵的建筑前对这个不平的社会用生命做一次壮烈的抗议。然而他没有倒下，一路流淌着鲜血回到他的卧室，他呻吟、流泪，无法说话，只有一声声悲惨的呻吟。据说天鹅之死都选择朝暾初上的清晨，它如泣如诉如怨如慕的吟哦，向自己曾用美奂的羽翼装点的自然告别。而梵高，这一百年后将用他无量光焰烛照浑浊世界的伟大天才，弥留之际的歌却这般凄厉惨烈。他死在深爱他的弟弟德奥的怀抱中。在他遗体旁的只有他的好朋友，贫穷的医生加歇和画家歇尔启格。神父拒绝为自杀者作弥撒，甚至教堂也不给灵车送葬，只有在附近的梅里小镇借来一辆破旧的灵车，将梵高遣体送到墓地。

今天，所有的雄伟壮丽的画馆，都以一展梵高的杰作为荣，荷兰和法兰西都争称梵高是他的儿子，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都巍然耸立着他的纪念馆。

梵高一生卖不出一张画。在梵高死的前一年，他画了一张世称《没有胡须的梵高》。当今天这幅《没有胡须的梵高》在克里斯蒂拍卖行被那些富商大贾竞相投标、最后以七千一百五十万美金卖出时，举世震惊、欢声雷动。而这一切和寂寞痛苦的梵高毫不相干。

梵高的坟茔，坐落在一所极平凡的公墓里，梵高和他心爱的弟弟德奥合葬，两块墓碑，方身圆顶，没有任何纹饰，没有花岗岩的墓室，碑前只是一抔黄土，覆盖着长青的蕃藤，比起公墓的所有墓室都寒酸而简陋。没有比冬天于公墓凭吊更使人凄恻的了。然而梵高墓上的碧草却在刺骨寒风中颤动着不屈的生命。而告慰梵高之灵于九泉的，不是拍卖场的呼啸，而是一束束的鲜花，放在坟茔的四周。一位英国无名的旅游者在一张纸上画着欧维尔教堂和梵高的像，他写道：“感谢您对绘画的挚爱，您的画使我有勇气走向完美的人生。”而一位儿童献上的是一束麦穗和几朵野花，他知道梵高生前酷爱这里的麦田和野草闲花，正是这些平凡的事物，点燃着梵高热烈的、不息的艺术之火。公墓寂然无声，所有体面的、稍微精致的坟茔前都空无一物，这不禁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药》，总有一些人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

（本文获选于1999年全国散文排行榜）

他年翻风大漠我必一骥破敌 100cmx62cm

天籁之声 100cmx62cm

吾家有祥兔 100cmx62cm

祖逖闻天鸡 100cmx62cm

寂静的世界

文/范曾

普天之下也许聋哑人是心灵最少烦扰的族群。因为声音带给人类的愉悦远远少于带给人类的懊丧。对于一个耳聪的正常人，他无可奈何地被迫接受着各种各样的、与你杳不相关的声音，这些声音既不能陶冶你的心灵，也不能哪怕给你些微的快意。它死乞白赖地送上门来，它唯一的使命是使你烦躁、不安和厌倦。耳聪的人时时不经意地皱起眉头，那不是由于无名烦恼，只是偶然的、舍之不去的声音的干扰。而对于聋哑人，这一切都不存在。他平静的笑容和安谧的心灵可以维持始终如一，聋哑人经常挂着笑容，那是宁静的大造的恩赐。

钝于言说者敏于心灵，这是历史上不少思维敏锐而圆融的先哲们留下的事实。“大辩若讷”（老子语）的人常常是沉默寡言的。相反的，那些唠叨的、多话的、声嘶力竭的、唾沫星子直喷的人大体思绪混乱——说不清首先是没有想清。那些口若悬河的人，譬如电视经常见的有胡子和没有胡子的演说家们，滔滔不绝地重复着一万遍的说词。中国人很多，唬了这群唬那群，但不可避免的是每次都呈现着他们思维的浅薄和学识的寡陋。他们讲话的原始冲动绝不是心智的思辨之果一吐为快的愿望，而只是希求廉价的掌声。无聊的人周围都有更无聊的人为之喝彩。可是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聋哑人。他们既听不到这些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他们也不会鄙视那夸张而虚华的声调。他们只会觉得这个蓄须者胡子掀动的频率过快，而这位无须者为什么显出“愁余渺渺，彼黍离离”的无尽悲怀和深刻。但聋哑人心灵依旧平静，因为眼睛并没有告诉他这些人有着如何高峻的学识或深刻的思想，或者正相反。聋哑人不大容易受骗，巧言令色，对他们没有意义。当然欺骗聋哑人的只是为数极少的人渣。不过聋哑人必有其认识的误区，忠烈直谏和佞人谗言，他们只觉得同样在说着些什么，没有什么区别。长舌妇的喋喋不休他们或者以为是美女的歌吟。他们不知道盛中国下巴压着提琴为什么老是紧锁着痛苦的眉头？而刘诗昆为何怒不可遏地敲击着钢琴？一切乐器他们都会看作是一种类似碗筷一样的工具，只是形貌怪异而已。

身在闹市，心若止水的耳聪人是修养极高的人。六根清净，被佛家视为修持的目标。聋哑人至少耳朵是绝对清静的。清净的声音，是因为有繁杂的噪音的对比而存在，“鸟鸣山更幽”是几声鸟鸣更证明着幽寂之难得，可是聋哑人不会有这种感觉，他们走在喧沸的市廛，同样像漫步于寂静的山林。我虽然没有实验证明，但我断言聋哑人睡觉的时候做着无声的梦，他们没有声音的记忆，所以梦中不会有回响。

人类通过语言宣誓着崇高的理想、弘扬着不朽的信念、宣讲着深邃的哲理、描述着美妙的故事。同时人类也通过语言宣泄着猥琐的情感，驱动着粗俗的欲望、传播着捕风捉影的消息、运送着飞短流长的谣言。更由于语言的异化，少不了虚与委蛇和指桑骂槐、少不了言不由衷和苟合取容。公元前三世纪的韩非“说难”，他是极感言说由于失去表达思想的原义时的困惑的。而伊索寓言中称舌头是世上最好的东西，也是世上最坏的东西，表明古希腊作家伊索对人性善恶明察秋毫的判断。聋哑人省去了人类的周旋形迹和阴损心态，省去了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远离是非乡、不屑名利场，这一切使他们生理的残疾造就了心灵的单纯和表达（手语）的简赅。阴谋诡计、繁文缛节、委婉尽意种种的啰嗦事，与聋哑人毫无关系，他们生活于一种无声的自在之中。

说他们心灵不敏妙、感情不丰富，你就大错特错了。往往聋哑人是极智慧、极多情的。足以反证这个事实的是，生活中的饶舌者往往集愚昧、薄义、寡情、嗜利诸恶德于一身，你不妨在生活中观察衡量，便可知我的判断绝对百发百中，所言不虚。单纯中的丰富、沉默中的深思使聋哑人比较容易接近道之所在。“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定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聋哑人同样感受着这天人合一，毋庸置喙的大存在。曾经看过一部台湾的“哑妻情深”，一位天生丽质的美人却既聋且哑，然而她具备了女性的所有美德：贤惠温柔、善于女红、工于刺绣，最令人叹服的是她会弹琵琶，那是她敏妙的眼和心体会和临摹拨琵琶的所有细微动作的结果，以此慰藉她听不到乐声的丈夫。然此丈夫在和她生了一个女孩，发觉又是聋哑人时，竟愤然离她母女二人而去。他娶了一个永远聒噪的、既丑而又泼的夫人，倒是追回了失去的声音，然而他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听觉疲劳之中，以致这位丈夫在痛苦地熬过了十余年后，和这位善言者告别，断定后妻的告别宣言，绝对在两小时以上。他想起了前妻和女儿，回到了宁静的小城，迎接他的是一个美丽的少女聋哑人，他立刻知道这是被他遗弃的女儿，当女儿知道这是父亲时，含着眼泪拿出一个包裹和一封信，妻子已经去世，信写得真挚而谦卑：“妾以身疾，不能告慰于君，曷胜愧疚。自君辞家远行，日以炷香相祷，今妾病笃矣，恐离大去之期不远。所牵挂者唯君与幼女耳。十余年来，唯以针黻刺绣为稻粱之谋。为拯济社会贫贱，又绣若干，尽在此矣，君其易款以遂妾愿。临别无言，命蹇若此，夫复何言？”丈夫此时才真正知道他失去的是上苍赐予他的无价之宝。

聋哑人的来到人间，原因非止一端，或者是由于发育不健全，或是父母的遗传基因。他们的家庭或者富裕、或者贫贱，而他们的童年感觉其实差别不大。由于聋哑，成年之后社会对他们一般取呵护和爱怜的态度，欺侮聋哑人，会遭到公众的谴责。上述的薄情郎不只会被社会所鄙弃，最后他所受到的心灵上的谴责将会是永远无法解脱的。正因为人类之中好人永占多数，所以聋哑人见到的善比见到的恶多得多，尤其在一个倡导和谐的时代，聋哑人会觉得这无声的世界充满着爱，这就是为什么一般讲来聋哑人有一种心灵自足之感，而表现于面部的则是无邪的微笑的原因。即使他们笑得开心，笑得灿烂，那也是无声的，这无声的、灿烂的笑远离了在耳聪的人群中惯见的轻浮、淫浪、奸诈、阴险、虚伪之笑。

由于聋，无法接受一切的声音，天籁、地籁和人籁都和他们无缘，而对于光影和色彩他们必具超人的感受力，更加上他们心灵的宁寂，“万物静观皆自得”，于是在造型艺术上，他们之中的天才迟早会脱颖而出。聋哑人在舞台上演出的千手观音，简直是人类表演史上的奇迹，他们凭着光影的指挥和相互感觉上的启示，一切动作是那样协调地和背景音乐严丝合缝地融洽。聋哑人知道自己美丽，他们一个个面如冠玉，臂若柔藕，他们展示出了宗教的圣洁，而千手观音所寓示的是允善允能、无所不在的关爱，聋哑人以此造型给了耳聪的群族以心智上的启发和灵魂的震动。聋哑人不只在舞台上，同样会以那充满智慧的双臂，奉献他们的灵智之果于社会。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多年来最使我感动的场景。今年４月１８日河南郑州郊区黄河边上中华人文初祖炎黄二帝巨型雕像落成，同时我所撰文并书丹的巨大石刻碑文揭幕，这天举行了三万多人参加的隆典，不只礼炮齐鸣，而且乐声洪亮，那是杰出的音乐家李黎夫先生为《炎黄赋》所谱的交响乐，那是包含贝多芬古典主义的宏大和德彪西浪漫主义的激情、更加上和谐时代精神的音乐，是流动着的震撼天地鬼神的无形的雕塑，与有形的雕塑相映呈辉。卓越的歌唱家杨鸿基领唱这首长达485字的赋文，他的声音岂止洪亮，简直是雷一般的轰鸣，电一般的激越，而在五音繁会之际，忽焉悠然的古琴声起，一个四岁的女童朗诵：“礼云：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而五行之秀气也。”这真正是奇美超绝的童音，那是未经社会恶习污染过的天地大美之声。三万人的广场，被这音乐声所感，举头望炎黄二帝既威严而又和蔼，所谓 “内圣外王”者也。我相信，这时大家的心灵都升腾到一个不可名状的境域，和五千年前的先圣神遇而迹化。在这场景中，有一方阵的青少年，专注地看着一位教师的手势，用哑语向他们解释这壮丽的场景，青少年们显得欢愉，挂着那天真无邪的笑，因为他们知道这炎黄二帝同样属于他们，他们是炎黄二帝不弃的宠儿。

第二天，即4月19日下午我有一次难忘的报告会，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差极大的欢迎隆典。下午三时，当我跨进河南中州大学的报告厅时，有大约五百个大学生穿着一色的衣服起立，以集体朗诵《炎黄赋》作为迎接贵客的仪式：“莽莽天宇，八万里云驰飙作；恢恢地轮，五千年治乱兴亡。邙砀脊脉，逶迤远连昆岗；河洛清波，浩荡奔注海澨。涉彼洪荒，文明肇创；万代千秋蒙庥，厥功在我炎黄……”凌霄激情立刻充满演讲厅。在我开始演讲后，鸦雀无声间之以阵阵鼓掌，气氛热烈可谓空前。我注意到有一片宁静的方阵，所有的青年都专注地看着导师的手语，那是中州大学聋人艺术设计院的全体学生在“听”我的报告。我想手语同步翻译我的演讲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导师尽可能地努力使聋人们知道演讲词的内容。结束演讲时雷鸣般的掌声中，包括了这些聋人的参与，我特别注意到他们同样在鼓掌，但他们本人听不到，那是学耳聪人表达感情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我听得到。

接着的奇迹使我终生难忘，时已近六点，在我想离校回宾馆的时候，有一位女士很恳切地希望我去中州大学聋人艺术设计学院一趟，我欣然答应，当我到达礼堂的时候杳无丝毫的音响，抬眼望去，不禁使我热泪盈眶，只见聋人学生们几百双手同时高高举起作不停的摆动，女士告诉我，这是他们在呼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讲得很简单，教师手语翻译：“亲爱的同学们，我用心灵和你们交谈，我们的心永远贴在一起。”几百双手又同时举起不停地摆动。他们的脸流露着同样的、真诚的、灿烂的笑。

这是我平生刻骨铭心的一件记忆，这记忆留下了很多很多怀恋、温情、热望和力量，他使我知道在这嘈杂的世界里，有一片寂静的土地，他们——聋人，以多么纯良的心，爱着我们；以多么无邪的眼，看着我们。

丁亥夏于抱冲园

（原载于2007年《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