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克让：为什么张芝狂草三帖不是伪作？

　　5月7日，书法家、书法史家寇克让先生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微博)做了一个书法史的论坛，其中讲到张芝及其作品真伪的问题，对有关文献进行了颇有意思的解读，现整理如下。

　　自秦肇端，草书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能够称为大家的只有四个半：汉末张芝、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盛唐张旭，另外半个是怀素。其他几位后世耳熟能详，而汉末张芝，却基本被遗忘了。据寇克让先生介绍，关于张芝的情况，实际上早在两晋、南朝时期就已经不清楚了。

　　▌张芝是谁？

　　张芝是汉代名臣张奂的长子，他弟弟张昶也擅长书法。张芝文武全才，但淡于仕进，一生没有做官，当时朝廷以“有道”征张芝，不就，所以时人尊称他为“张君有道”。在《后汉书》中，张芝的传是附在父亲张奂的传后面的。

　　张奂是酒泉人，为汉朝立下赫赫战功，汉朝廷想要给他封赏的时候，他却拒绝了，反而要求把全家的户口迁到关中。所以，在一些文献中，张芝籍贯是“弘农”，但实际上祖籍是酒泉。

　　书法史上关于张芝的记载非常少，流传下来的署名张芝的作品也只有四件：《冠军帖》、《今欲归帖》、《二月帖》、《八月帖》。其中，《八月帖》是章草，前三件都是狂草。

 

　　草书是在西北战争中产生的，是为了写军事文书更快速，而出土的一些军事文书也与《八月帖》十分相似，所以，学者普遍不怀疑《八月帖》。但是，前三件作品的真伪颇受质疑，因为一般认为汉代的草书是章草，字字独立，不相连绵。

　　那么，张芝的狂草三帖是真是假？

　　第一，定伪有无充分依据？

　　最早把《冠军帖》定为伪作的是宋代鉴定家米芾和黄伯思，但他们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到了清代，王澍也是如此。到了现代容庚先生根据米芾、黄伯思、王澍等的结论，也认为是伪作，但他明确说自己是根据前人意见。

　　实际上，米、黄对书法史发展脉络出现了误判，毕竟在宋代已经看不到汉代草书。20世纪以来，西北考古出土的古楼兰、高昌的残纸，汉晋木牍，让我们看到汉代草书的面貌，虽然未见狂草作品，但有些字迹已经有狂草的影子。

　　第二，汉代末年狂草是否形成？

　　在这里，寇克让第一次提出 “西洲书派”的概念。

　　《四体书势》：“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同时见称于西州（凉州），而矜此自与，众颇惑之。故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

　　西洲，是当时中国书法最活跃的区域，聚集了很多草书家，除了崔瑗、张超是河北人外，其他人基本是同乡。

　　王愔《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学，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太尉辟，公车有道征，皆不至，号张有道。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下笔则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韦仲将谓之草圣也。 ”

　　寇克让指出，历代研究者错误地理解“匆匆不暇草书”，直到80年代，仍有一些文字在讨论这句话。实际上 “匆匆不暇草书”应该是“匆匆，不暇草书”，意思是草书写起来不容易，匆匆忙忙，来不及写。而非前人理解的“匆匆不暇，草书”，即匆匆忙忙的没工夫，所以写草书。

　　张芝有一个同乡叫赵壹，写过一篇文章《非草书》。他在《非草书》中说过一句话：“窃览有道张君所与朱使君书，称正气可以消邪，人无其衅，妖不自作，诚可谓信道抱真，知命乐天者也。”

　　这段话说明赵壹看过张芝写给朱赐的信，虽然不能说明赵壹和张芝是朋友，但至少说明两人的时代是非常接近的。

　　《非草书》曰：“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籕，竟以杜崔为楷，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现代标点文献）

　　据寇克让分析，以往对这一段文字也存在断句错误，致史实不明。实际应该是“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是引当年疯狂学草书的人的原话，意思就是说刚才忙，来不及写草书，与张芝的“匆匆不暇草书”是完全一致的。

　　《非草书》又云：“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旨多矣。” 这句是赵壹自己的话，也说明，在张芝的时代，草书已经完全不同于本来的样子。

　　其实，对此的解读，唐人蔡希综与寇克让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蔡希综没有拿出证据，后世的研究者对他的观点熟视无睹。

　　所以，寇克让认为，在张芝的年代，草书已经从求简转为求难，更为复杂的草书字体已经出现，即狂草。

　　为什么说是狂草？

　　首先，唐代张怀瓘的《书断》记载：“伯英章草，学崔杜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这段话说的显然就是狂草，说明张芝时代的草书谋篇布局观念已经非常成熟。今天我们看到的《冠军帖》，虽然是宋代的刻本，但是与唐代的文献描述如出一辙。

　　其次，字体发展变化有其时间规律。

　　比如，楷书的创始人是汉代王次仲，到钟繇才几十年的时间，到王羲之约130年；行书的鼻祖是颍川人刘德升，两个弟子是钟繇和胡昭，我们称此三人为“颍川门”，是书法史第二个流派，从颍川门到王羲之，行书的成熟不过150年；西周金文分为三期，每一期不过八九十年；隶书分为两期，从秦隶到西汉隶书的成熟为第一期，从西汉到汉末八分书的形成，是第二期，两期都不过百年的时间。

　　草书从产生到西汉元帝大概是170年，元帝时就有了史游的《急就章》，《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急就章》应该就是史游的真迹。从史游到张芝，足足有220年时间，难道期间草书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吗？要知道草书几乎是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字体，如果不发生变化，是不符合字体发展的一般规律的。

　　大家质疑狂草在汉末已经产生，还有一个理由：既然张芝已经写狂草了，那么100多年后的王羲之为什么还是写字字独立的今草呢？

　　寇克让认为，这是因为草书的门槛太高了，王献之以后300年都没有继承者，直到天才张旭出现，狂草才又一次复兴： “狂草是连绵不断的，但狂草的历史是断断续续的。”

　　第三，宋代能否见到真迹？

　　南朝刘宋的虞龢奉命整理皇家藏书画，在《论书表》（工作报告）中显示，秘藏张芝笺素及纸书4825字，张芝的弟弟张昶笺素及纸书4070字，又有人进献张芝笺素398个字。

　　张芝的书法是稀世珍宝，但东晋以来，二王声誉日隆，张芝被二王的光芒遮蔽了，作品数量也很少。据当时的大书法家羊欣（王献之的外甥）说，当时所说的张芝的草书很多都是张昶写的。虽然的确存在这个问题，但不尽然。

　　张芝的作品越来越少，到唐代张怀瓘的时候，除了皇家尚存真迹外，民间已经不存。宋代张芝真迹是否存世，不见于文献，但大型官刻丛帖，距张怀瓘的时代并不十分遥远，所以宋代还是有可能见到张芝的字迹的。

　　第四，作伪水平是否足够？

　　实际上，当代的造假是空前的，而历史上所谓的作伪，远不如今天真赝莫辨，高手可能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王羲之喝酒后在自己家墙壁上写字，写完就出门了，王献之擦除之后，自己重题一遍，结果王羲之回来后感叹说自己真喝多了，不然怎么写成这样。

　　晋穆帝命令作假高手张翼模仿王羲之的奏章，然后把假的奏章御批之后还给王羲之，王羲之一开始没有留意，过了几天看出来了，非常生气，可见真伪是可以分辨的。虞龢《论书表》所论的秘藏，只关乎优劣，基本不关乎真伪。

　　既然说张芝的三件作品是伪作，那谁有这个水平？这与古代的作伪水平完全不匹配。

　　《淳化阁帖》和《大观帖》中的草书三帖版本并不相同，比如《大观帖》中的 “处”字完整，而在《淳化阁帖》里，“处”被当成两个字。《阁帖》的这些情况，被《绛帖》忠实地传承下来。这说明两个本子来源可能不一样，在宋代由某人作伪的可能性不大。

 

　　第五，书法特征是否匹配？

　　这是最关键的依据。宋刻本《冠军帖》中笔不搭接非常明显，而宋刻本张旭《肚痛帖》搭接非常结实，没有一处湮灭不清晰。

　　同样是宋代官刻本，水平非常高，为什么《冠军帖》断得那么厉害？寇克让推测，这个帖子有可能是按照一个流传久远的摹本刻的，而张旭的《肚痛帖》时代近得多，几乎是新作，不会断。

　　《二月帖》、《今欲归帖》的有些字法非常古，比如《二月帖》的“月”，是古代草法，在晋代以后就没有了；“为”在晋唐草书中字法非常简练，是大圈套小圈，而帖中的这种写法只可能在汉末或宋以后出现。

　　通过以上五方面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冠军帖》所代表的张芝三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它们应该是一组渊源有自，传承不断的汉代古法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