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人手札看五四与新文化运动

2017-05-31 13:26:10 来源：点击：

以细节见真情，以人物见趋势

5月25日晚，在北京举办了一场“触摸历史，进入五四”——五四名人信札展览及文化沙龙活动。

该展览主要展出以五四及新文化运动为核心、辐射几十年间的主要历史人物，如吴宓、钱玄同、梁思成、周作人、于右任、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士钊等近百件手札。并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杨庆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共同探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于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解读，理解五四那代人所处的历史语境、政治立场、文化趣味及学术思路。

“细节见真情，人物见趋势，物质见精神”

“触摸历史，进入五四”这个题名来自于陈平原出版的学术书籍《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陈平原谈到，他写作这本书时，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一份资料就是北大图书馆藏的胡适《尝试集》的第四版里面夹杂的几封信，是鲁迅写的信，信中谈他自己应胡适的要求替胡适删改《尝试集》的经过。

陈平原说，书札这种琐碎的边角料在学术研究中，是可以作为一个入手的地方，在“细节中见真情，以人物见趋势，以物质来见精神”。“如果没有大历史，只靠边角料是不解决问题的；但是有了大历史的方向以后，再看边角料，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们可以调整、修整，甚至重写我们的文化史、思想史。”

孙郁说：“看一个人写的字是能看到其丰富性的。比如你看鲁迅性格很迅疾、文章金刚怒目，但是他的文字很柔，很美，内心暖意的东西在文字里面可以感受出来，这是人的丰富性。中国人的文章很散淡、很沉潜，很克制自己，很老道，但是字却非常方正见骨，这个和散文里面所抒发出来的意味又不一样。”

此次展出的就有鲁迅的手札：

此《唐宋传奇集》（上册）初版本为鲁迅编篡、校录，陶元庆封面设计，北新书局1927年12月付梓印行。《鲁迅日记》示，1927年8月鲁迅开始编篡《唐宋传奇集》，其时，他刚刚辞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一职。10月初，鲁迅抵达上海，寓景云里23号，始与许广平同居。

鲁迅在扉页上写：“奉赠春苔兄，鲁迅，上海。” 签名处加盖著名的朱文长条名章：鲁迅（此印章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

春苔即孙福熙，他不如其兄孙伏园名声大，但在鲁迅日记中，“春苔”出现的频率与“伏园”相比，并不逊色，甚至大有居上之势。搜检《鲁迅日记》获知，自1927年下半年起，孙氏兄弟与鲁迅的关系开始淡漠，“春苔”这个名字在日记中日渐减少，据说，这主要源于兄弟二人去办国民党的刊物《贡献》。待到1929年3月以后，“春苔”便从鲁迅日记中彻底消失了。3月20日的鲁迅日记写有：“夜，伏园、春苔来”，这便是鲁迅有关“春苔”的最后文字记载。

孙郁也谈起，日本有一个学者专门研究鲁迅的信纸，他也通过鲁迅手稿的修改的文字，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鲁迅写藤野先生的文章，最开始题目是写的“吾师”，后来改成“藤野老师”，在手稿中体现的这种改动，我们在印刷的书中是看不到的，这对研究者和读者都是有启发的。

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止于那几十年

杨念群说：“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无法涵盖的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我们需要把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一个更长的时段、一个历史时期。不一定只是延长到五六十年代这么近的时期。”

“五四时期萌发了一大批影响到我们当代学术文化和意识的人才，这批人的观念一直影响到我们后来对政治、文化、社会，乃至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杨念群说，“我们原来用不同的角度理解五四运动时，对它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它是一场政治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在三大工人罢工运动的历史框架里，五四是一个现代史的开端和近代史的终点；现在我们理解五四，应该更多地从文化角度和它产生了一大批民国精英的角度来理解。”

杨念群提到，当年梁启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50年中国进化概论》，他认为中国经历了大致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器技之道，我们被洋人打了之后从军事的角度进行抵抗；然后进入桎梏阶段，有了器技之道，但甲午战争还是打败了；第三阶段实际上就是五四，就是所谓人的最终觉醒。所有的制度和器技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人在伦理的层面没有觉醒，整个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无法得到改变，这是梁任公在那个时代的理解。

“通过看一些信札和交流，我们要对五四进行理解，要把其看成代人交替。第一代人的政治关怀非常强烈，像陈独秀、蔡元培。比如蔡元培是《新青年》的作者，但他本身又是一个反政府、反清的抵抗的标志，他后来又转成了一个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人，同时又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奠基人。这几种角色在他身上是以五四这样一个节点来凸现出来的。”杨念群说，“第二代人是胡适为代表的海归，他们改变了整个《新青年》的叙述结构，文化的关注明显提高，讨论的都是中国未来的文化问题。相比于对政治问题的讨论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大的拓展。通过他们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诠释，从他们的群体本身的身份认同和身份的多元角色的转换中，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新的特质，而不是仅仅以五四运动为主的单一政治的含义。”杨念群说。

上图为李大钊致李辛白书札，共三页，所谈所述关于《每周评论》。《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11月底。此前，陈独秀召集《每周评论》创刊会议，参加者有李大钊、高一涵、张申府、周作人等人。会议公推陈独秀为书记及编辑，其他人皆为撰述。《每周评论》共有四个版面，设十二个栏目，主要分为：国外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通信、报刊选论等。

此李大钊致李辛白书札，虽未具写信日期，然依据信中所言“自二十一号起寄《每周评论》二十份至山西大学李泰棻先生处”推断，此札当写于1919年5月11日前后不久，因《每周评论》为周刊，每星期日印行。鉴于第23号为5月26日出刊，第21号出刊日期当为5月12日（实为5月11日）。这个日子，实属非常时期，正处于激情澎湃的“五四”过后，如火如荼的“六三运动”到来之前那屈指可数的二十天之内。李大钊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辛白则任北大庶务主任兼出版部主任。

此李大钊致李辛白书札，虽未在《李大钊文集》中注录，但也谈论了《每周评论》。此札计三页，使用国立北京大学用笺，毛笔书写，所谈所述为三件事，一是请李辛白寄《每周评论》二十份给山西大学李泰棻（字革痴），托李代卖；二是寄岭南杂志社及湖南通俗教育报社，三是寄益世报馆潘智远（字蕴巢）。

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味的新

孙郁谈及：“搞新文化运动的人不像后来我们在教科书里面看到的，他们好像是一味的新，其实有很多旧的遗风在里面。”

“其实在五四初期，新文化运动初期最激进的章门弟子，他们的旧学基础都非常好，比如钱玄同对音乐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师兄弟，黄侃、吴承仕、沈兼士对中国字体变迁的理解都很深刻，包括后来简化汉字，钱玄同都介入了。”孙郁说，“章太炎的弟子还有一个叫朱希祖，他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写过一篇文章，挺新文化运动，因为他在研究明史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文化发展有一个内在的逻辑。”

孙郁曾在他们的后辈的藏品和自己的家里的一些藏书里发现，新文化运动初期很多参与运动的都是搞国学、搞历史、搞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些人。

“按照吕思勉的观点，中国近代以来有两个思潮对中国影响特别大，一个是进化论，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的这些人认为我们传统的儒道的东西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所以必须得改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没有个人，没有自我，没有人的价值，人的概念。所以看他们这些人写的东西会感觉到他们其实是从旧的牢笼、旧的文化里面走出来。”孙郁说。

“陈独秀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其实有一个深意在里面。他认为进化论影响了晚清中国，认为年轻的一定要比老的人要好。他们认为老一代已经被专制的语言污染了，年轻人还是洁白的，像白纸。鲁迅参加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是30多岁，年龄是比较大的，当时冰心才19岁。”孙郁说，“包括周树人他们介绍古希腊文化等，也是认为人类初期有希伯来和古希腊文明这种珍贵的东西，没有被后来那种复杂的政治纠葛污染，有纯然的东西在里面、有心灵上交流的韵致在里面。”

“所以恰恰是新文化运动的这些人激活被压制的东西，五四那代人是最好地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的人。在当时那样一个自由环境中，人们内心的力量爆发出来，那是一个让人神往的时代。很多人说五四把中国传统文化断送了，这个判断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正是那些人把我们民族的想象力、创造精神释放出来了。”孙郁说。

此杨守仁致章士钊明信片，为杨氏1910年中秋节寄赠同在英伦留学的章士钊（字行严、行年），信中告知俞慎修已送还英镑，并言明“暂为代收，我兄需用，当即寄上不误”。在信尾，他不忘问及章妻吴弱男。在信中，我们不难看出，此刻的杨守仁心绪已坏，其大限之日，时距近焉。寄函之时，杨守仁正兼任上海《民立报》编辑，章氏则兼任该报特派员。

杨守仁（1871-1911），即杨笃生，后改名守仁，著名革命党人。1911年4月，耳闻广州起义失败，众多同志牺牲尤其挚友赵声（字伯先）病亡，他一度夜不能寐。一日，从报纸上闻知列强有再次瓜分中国之说，他万分悲愤，犹如雪上加霜，脑病复发，遂于8月5日，果敢地赴利物浦大西洋海湾，蹈海自沉。

此手稿是周作人在1939年4月28日为纪念老友钱玄同而作，发表于同年5月26日《实报》上，后由作者收入《药味集》洋洋六纸，尾页上盖了方朱文“知惭愧”的小印。

钱玄同化名旧派文人“王敬轩”，与好友刘半农在《新青年》共同上演了一出“双簧戏”，以新旧文学的各自立场展开论战，最终让新派取胜，为新文化运动留下一抹重彩，从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猛士，然而这个猛土恰恰是个病夫，神经衰弱、心脑血管病变、视网膜炎等疾病缠身，但此君最大的毛病，竟是说话非常偏激，宣称中年以上的人趋于固执与专制，就会退化为思想革新、社会进化的绊脚石，主张“人过四十便该死，不死也该枪毙”，他年届40，朋友们也打算在《语丝》周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还特意准备了十分滑稽的挽联、挽诗、祭文，不料尚未刊出，消息己经扩散流传，大家信以为真，以致相互转告，友人、学生纷纷致电吊唁，成了一出轰动全国的闹剧。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年仅52岁。《最后的十七日》一文中有记叙：

“……十七日晩得钱太太电话，云玄同于下午六时得病，现在徳国医院。九时顷我往医院去看，在门内廊下遇见稻孙、少铿、令杨、炳华诸君，知道情形已是绝望，再看病人形势刻刻危迫，看护妇之仓皇与医师之紧张，又引起十年前若子死时的情景，乃于九点三刻左右出院径归，至次晨打电话问少铿，则玄同于十时半顷已长逝矣。我因行动不能自由，十九日大殓以及二十三日出殡时均不克参与，只于二十一日同内人到钱宅一致吊奠，并送去挽联一副，系我自己所写，其词曰：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