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四大展今启幕：阎立本马远赵孟頫“领衔”

        1月1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四大展览迎新年。“巨幅名画展”、“四方来朝：职贡图特展”、“婉而通：篆书的故事”、“受赠名品展”都于元旦当天开幕。其中，“巨幅名画展”展出宋马远《画雪景》、明文伯仁《吴山春霁》等6件大尺幅名画作品；“四方来朝——职贡图特展”展出20件（组）“职贡”主题书画，包括传为唐朝阎立本《职贡图》卷、《王会图》卷、传为唐代周昉的《蛮夷执贡图》册，传宋李公麟《万国职贡图》卷、元赵孟頫《贡獒图》卷等。“婉而通：篆书的故事”展出包括西周青铜器毛公鼎的全形拓与铭文拓片等；“受赠名品本期聚焦活跃于北京、上海的近现代名家如吴昌硕、齐白石、吴湖帆等。
“巨幅名画展”展马远、王翬等大尺幅名作
        “巨幅名画”作为台北故宫颇具特色的常设展，聚焦院藏大尺幅名画作品，不定期更换展期。本期展品一共6件，包括宋马远《画雪景》、明文伯仁 《吴山春霁》、清王翬《千岩万壑图》、沈宗敬《双松图》、邹一桂《墨妙珠林》、董邦达《江关行旅》等。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历代书画名迹既丰富又具有很强的艺术性。部分尺幅超大的作品，无法于一般展柜中陈列，仅能藉由202室的挑高大陈列柜中展出。展期持续至3月25日。
        白雪皑皑中松树姿态劲挺，山岭间华亭敞轩，访客骑着马过桥而来，随从瑟缩于一旁，一股寒意贯穿全画。虽然下方有“马远”签名，但是从绘画笔法判断，应该是明代的画家所作，树枝画法与画山石的斧劈皴，仍保有马远余韵。
马远（1195－1224），南宋宁宗朝院画家，山水画取景常偏于画面一角，因此又称“马一角”。
        王翬（1632－1717），常熟人，字石谷，号耕烟散人。山水得王时敏（1592－1680）亲授，为清初四王之一。
        此作有千岩万壑、高峻雄奇的气势，古刹梵林坐落在山林间，僧侣行走其中，水面上渔夫棹桨，增添幽境的逸趣。画家以松秀流动的线条，皴擦山石肌理，搭配雅淡的色调，表现出山水的苍润华滋。
        董邦达（1699-1769），浙江富阳人，字孚存，号东山。雍正朝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本幅画高山峰峦迴曲，江流湍急，旅人沿着岖崎栈道与山径而上，下有旅舟茅店。山石擦染细腻，质感丰富而雄浑，充满笔墨趣味，具有浓厚的仿古气息，深得元人笔墨精神。
“婉而通”：篆书的故事
        本次展览精选不同时期的篆书来介绍风格流变与不同的欣赏角度，展品包括西周青铜器毛公鼎的全形拓与铭文拓片等。展期持续至3月25日。
        中国历代篆书琳琅满目，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盟书、简帛书、玺印文、钱币文、石刻文字等，可简单区分为大、小篆，秦统一文字之前通称大篆。隶书在秦汉之际发展成熟，成为通行书体，自此篆书退出书写主流，成为特殊的装饰文字，南北朝以后又发展出楷书与行书。直到清代，三代秦汉古文字陆续出土，加上务实学风的影响，书家重新探索古代笔法，终于在篆书写作上开创新局。
        尽管古老的篆书很早就脱离日常使用脉络，却能以其高度的艺术性延续生命。篆书笔法虽然简单，线条起伏变化也较小，其结构却极富变化性，从方正、宽扁到不规则形都能加以安排，很容易应用于各种不同的媒材上。唐代书论家孙过庭（约647-约690）曾说：“篆尚婉而通”，明确指出篆书赏鉴的重要参考标准。篆书要达到婉而通的境界，除了线条的流畅与质感，还需配合篆法的空间安排，才能展现出各种不同的美感。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毛公所铸，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岐山县），铭文达四百九十九字，记载了毛公衷心为国献策之事，是金文（钟鼎文）中的经典名作。全作书写精谨，线条凝练，字形狭长，疏密有致，带有古朴风格。
        全形拓是一种以墨拓技法辅以线描、绘画、剪纸等技法，把器物原貌转移到平面拓纸上的技艺。此作为叶公超先生捐赠。
        瓦当于西周时已经出现，装置于屋檐前端，用来挡住上方的瓦，保护檐头同时便于泄水，上面经常装饰图案、动物纹和文字等。此作以鸟虫篆体书写“永受嘉福”，寓意吉祥，线条婉转缭绕，空间布排匀称，有极高的艺术性。本件为叶公超先生捐赠。
        胡澍（1825－1872），安徽绩溪人。为赵之谦好友，两人的篆书成就亦不相上下。
        本幅以篆书写斋额“尊古堂”三字，结构舒展流畅，线条圆润遒劲，酣畅淋漓，为清代小篆书法的代表。本幅为兰千山馆寄存。
        齐白石（1864－1957），湖南湘潭人。
        篆书“阿弥陀佛”四大字，字形利用大量的几何构图来组成，强化视觉上的稳定感，浓墨与飞白穿插使用，增加线条的变化与趣味，整体感觉气势磅礡。本幅为林诚道先生捐赠。
        王壮为（1909－1998），晚号渐翁，河北易县人。
        此幅用上个世纪中出土的侯马盟书笔法来创作，行笔讲究轻重缓急，线条变化丰富，既有圆润厚重，也有轻灵苍劲，结构方圆兼备，带着篆书中罕见的生动活泼气息。本幅为云辰文化基金会捐赠。
从职贡图特展看四方来朝
        “职贡”是王朝时代的中国对外交往的体制，意指朝贡国向宗主国修职纳贡，并接受朝觐、册封与赏赐，以示臣服。东亚职贡体系的建立，起源于先秦时期。西周订立甸服、侯服、宾服、要服及荒服等朝贡服制，规范周天子跟诸侯、边疆民族的关系。深植于西周朝贡体系的“非平等关系”与“华夏中心思想”，持续影响历代涉外事务的运作，并且反映到图像中。
        《职贡图》是描绘邦交国、藩属国与边地部族的图像，不论是刻画远来朝觐的使节，或者以各地贡物象征四方来朝，皆可视为广义的“职贡图”。职贡图具有展示国力、象征民族融合，展现大一统气象的意义，因此备受统治者重视，经常由朝廷敕命绘制万国来朝的盛况。
        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有丰富的职贡题材作品，本次共选展20组件，希望透过图像梳理与文字考证，分析职贡图的风格类型。例如兼具纪实和想像的《阎立本职贡图》，刻画中国为世界中心的《契丹使朝聘》，暗喻华夷有别的《李公麟万国职贡图》，揭示地缘政治的《阎立本王会图》、《顾德谦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图》，体现治外方略的《明太祖御笔》、《谢遂职贡图》，描绘人物牵曳走兽的经典图式，如《周昉蛮夷执贡图》、《明人画麒麟沉度颂》等，都是对外交通的吉光片羽。
        画中域外人物高额深目，手捧奇珍异物，由右向左络绎前行。此画应是描绘贞观五年（631），婆利、罗刹、林邑三国使节团，向大唐帝国朝贡的史事。画中人物极富戏剧性的造型，说明职贡图“纪实”与“想像”的叙事风格。
        此幅没有画家款印，签题作阎立本（?─673）。依《宣和画谱》著录，阎氏画作多与唐朝国际政治有关。
        本幅描绘一名牵羊的西域朝贡者，人物卷发戴箍，深目隆鼻虯髯，腰系蹀躞带并配戴短刀。蹀躞带原本是欧亚草原民族的服饰配件，画中所绘形制，与突厥、契丹墓葬出土物相仿。
        山羊角长如弯刀，毛色灰白，特征与中东地区阿拉伯大羚羊极为吻合。画中人物牵曳走兽的构图，后经演变成为职贡图的经典图式。
宋人 《景德四图：契丹使朝聘》（局部）
        《宋人景德四图》第一段“契丹使朝聘”，描绘景德元年（1004），契丹遣使韩杞入宋谈判，签订澶渊之盟，隔年朝觐真宗（968─1022）的场景。
        契丹使团入崇德殿朝见真宗，先于殿庭递交国书后升殿，代表契丹君主向中国皇帝致意。画中环绕着贡礼的北宋臣僚与位处边缘的契丹国使，突显出以宋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构图立意不言可喻。
        明太祖御笔手稿，朱墨兼采，因行文多以行草书书写，故后人附上楷书释文，以便识读。全作有数开反映明代初年外交事务与边政的运作，元明改朝，太祖亟需各国承认其正统性，责成礼部统筹朝贡事务，并派遣使节传递文书，落实和平外交的理念。
        相关作品将分前、后两档展出，第一档展出《礼部进贡事》、《谕安南国王》及《谕书安南事》，第二档展出《谕占巴国王》、《暹罗进贡事使者至京谕》、《使臣差发》、《西南诸夷谕》。
        《明史‧成祖本纪》记载，永乐十二年（1414）榜葛剌（今孟加拉国与印度之西孟加拉邦）遣使奉表进献麒麟。麒麟原本指传说中的神兽，明代亦称长颈鹿为麒麟。
        榜葛剌于永乐六年（1408）入贡后，即与中国往来密切。为纪念来自遥远国度的瑞应事件，由翰林院沉度（1357─1434）撰写《瑞应麒麟颂》，宫廷画家绘图，并且抄写颂词于画上，皇帝再颁赐画作给臣子，以达到宣传政治的目的。
        乾隆十六年（1751）起，皇帝谕令军机处统筹，动员中央与地方政府绘制的四卷大型图卷。乾隆二十六年（1761）大抵完成后，随着版图的扩增与少数民族的归附，陆续进行增补。每段图附满、汉文题识，涉及对外关系与边地统治等议题，反映出乾隆皇帝的国际外交、贸易与民族政策。
        谢遂，生卒年待考，乾隆朝供奉内廷。第一卷描绘西洋、外藩及属部人物图像七十幅。
        本幅画一名深目高鼻、肤色黝黑的外国人双手牵象。大象体态敦厚，驮负一只华丽的珐琅盆，盆内盛满金银、珊瑚、砗磲、玛瑙等财宝，佛塔矗立其间，当中有尊弥勒佛像，珍珠璎珞垂缀于上。
        东亚的朝贡体系中，有不少信奉佛教的国家，他们上贡中国皇帝具佛教色彩的贡品，说明宗教是经济利益之外，另一个影响外交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