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濂 | 清末民初“不世出”的学术人才——李健

2019-11-05 17:25:15 来源：上海书画出版社点击：

清末民初“不世出”的学术人才——李健

陈振濂

民国书法史中，“李健”的名字是我们大家都感到十分陌生的。我在写《现代中国书法史》提到李瑞清时，偶尔涉及李健，但并未知究竟，只知道他是李瑞清侄子，擅书工刻；而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曾经在上海美专开讲书法课，被李瑞清挚友曾熙誉为“今之书法教育家”。在民国时期书法还俳徊在写字、写毛笔字的水平线上，并无书法独立意识更未见有学科萌芽之时，不笼统地夸赞李健是“书法家”而特别指明他是“书法教育家”，这样的称谓怎么看都是令人意外、十分另类甚至不无怪异的。在当时，书法根本不成其为艺术，自身还是“妾身未分明”；更不会有分工细致专攻明确的书法“创作家”、“理论家”、“教育家”——或许正是因为李健有这样一个“书法教育家”的评语，我才对之有了特别的关注。

因了师从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先生，故尔我对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开始有大学体制以及书法（写字）教育史方面有特别浓厚的探究兴趣并作过相应的初步文献史料整理。其大致轮廓如下：

在近代书法教育史上，有四个环节是需要认真把握的：（一）李瑞清在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设书法课（习字课），开书法进学校课堂之先声；（二）梁启超在北京大学成立“书法研究会”，是校园文艺社团性质；（三）胡小石在中央大学开过书法史课，那是文史类理论课；而后是（四），这位李健则是在美专等艺术学校专门教授书法篆刻。若论专业性和教育学立场，他自然是最为当行本色。以六十年代浙江美院招收书法专业本科生和1979年招收书法研究生为视点的专业立场，去看以前新式学堂历百年之久的书法教育；毋庸赘言，李健无疑是离我们最近的那一支。

长久以来的困惑，是李健的学术踪迹不易寻得。按说他去世于1956年，距今不远。长达75年（在民国已入高寿之列）的书画篆刻生涯，身后怎会如此寂寞？我想一是其叔李瑞清一代大家，盛名所掩，他作为后辈子侄被光环笼罩，突显不出来。二是他是专事教育，也不比书画名家们呼风唤雨颐指气使，恂徇一儒生而已。三是他因教学而关注著书立说，而书法篆刻的著述，在民国时期因整体研究水平不高而无法进入大的文史学术圈，自然易被忽略。这一点，只要对比地看看沙孟海书学论文一旦为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认可即声名雀起、而祝嘉钻研书学虽有大部著作好几种却影响力有限的情形，即知端倪。

但没有传世著作的全面整理，让后来者只能雾里看花，终究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李健（1882〜1956）江西临川人。字仲乾、号鹤道人，老鹤，斋号鹤庐、又号时惕庐。

李健的艺术启蒙，是李瑞清办两江优级师范任监督（校长）时，倡导艺术教育，开设“图画手工科”时的第一批学生。其后长期追随长辈，又是名门之后，在学术上有了非常好的基础积累。最初是重技艺实践，书画篆刻，全面铺开。其时沈禹钟有《印人杂咏》咏（李）仲乾一首，点出了这种家族式书画篆刻技艺承传的特征：

藉甚人传小阮名，道人绪论早亲承；

一门北碑摹书体，金石还看刻画能。

诗中点出“亲承”、“一门”之外，起句有“小阮”，则用三国魏时“竹林七贤”之阮籍、阮咸叔侄二人同享时名之典故，亦贴切比拟于李瑞清、李健叔侄关系——李瑞清对阮籍（大阮），皆叔辈；李健正对应阮咸的“侄”辈名份，即“小阮”耳！这是表明李健在实践上是书学清道人北碑以承家学，而更特别点出他甚至还擅长连名家叔父清道人也不擅长的篆刻艺术。

但李健作为一个书法篆刻实践家创作家，有很好的基本功，却不足以领袖群伦，甚至坊间认为还稍弱于叔父。而他的真正成就，却是在他的理论研究和教学教材建设。他有一部完整的《中国书法史》，分三篇；他有《金石篆刻研究》，也有三篇，他还有《书通》完全是论文体例，当然还有其他的文学史如庄子研究，元明清文学史。最初我们接触到的印象，以为他的《中国书法史》著作只是为了美专讲课的讲义，大多抄抄写写，东拼西凑，都是已有的常识。结果一看李健原稿，几乎是纯粹的学者派头。有如此清晰的理性思维和归类、分析、思辩能力，在当时大部分以资料编纂对为主的旧史学框架即“点鬼簿”或“名人大辞典”的做法，完全是另外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立场。在民国书学史上，堪称独树一帜、鹤立鸡群。

他虽然也按时序从上古到晚近展开，但他依据自己独特的书学观，上篇列传世书法经典作品，中篇列专题即体制、流派、人物、鉴赏四大脉络并作分别展开，下篇才是书家传即人名知识系统。这种方式，在民国书法理论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通常的做法，是排列书体演变和书家人名，一个个传说故事讲过来，是一种人人习惯的“俗套”。而李健的做法，却是把作品、人物、事件中的主客体作用和环境影响接受方影响分开，各司其职。这是一种非“平面”、非“单线”的立体的思维框架。在民国时期，我们还未找到可以与李健并驾齐驱的同类者。建国以后甚至直到八十年代，我们世面上通行的《书法史》，还是一堆依时序排列抄录的材料史。别说分不清书法家与书法作品的关系，更不可能提炼出象上述这样的历史发展要素即四组关系：

1“体制变迁”（客观环境即时代与社会）、

2“派别源流”（不同于现象的因果和此消彼长的本体立场上的互制互生）、

3“人物品藻”（书家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

4“书苑艺赏”（观众接受、过滤、选择的反影响力）

这四大历史关系，比起资料排列收集的“名人辞典”式的书法史旧样式，在思想的广度、深度，立体的周密细致方面，堪称是民国时期罕见的成果。我们可以把李健的《中国书法史》看作是民国时期书学界相对于大批“史料学派”已有成果而言的“史观学派”的典范。它是“史”，但更是“史”之论。“史”循体例，“论”见思想。

《中国书法史》手稿原件

3

《书通》，作为一份书学概论式的文字，其中有非常多的分析与评价，畅说趣旨，他在开篇即有自序云：“余学书四十年，于斯道差解途径……门人来学者，每求书诀，苦无以应之。因举其一得可以言全者，著之于篇，名之‘书通’‘云尔’”。而在此中，先以考证“书法”一词来源；论学书当从“无我”到“有我”；再到开宗立派卓尔名家的不同阶段；讨论书体书派之分和内在依据；再到新倡“碑学”，评论包世臣、邓石如、张裕钊、康有为、曾农髯、吴昌硕，得失参次，颇有见地；最后论李瑞清即他叔父“先公”之“能集书学之大成”，或见偏爱溢辞，亦属情理之中。总之，是一篇大有孤绝响的好论文，显示出李健有着过硬的批评、论证、逻辑演绎；在书法家中万不一见的理论功力。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金石篆刻研究》，这是又一部在民国时的重要著作。

《金石篆刻研究》手稿原件

在设立章节时，他完全不按战国古玺、秦汉印、唐宋官印、明清流派篆刻的时序来进行，所以他的书名不取“史”而是“研究”。而在排列时，先在第一篇中集中抛出命题：第一章篆刻释名、第二章篆刻与“金石学”之关系、第三章篆刻源委，第四章篆刻所施之物（即特别点出封泥与纸帛）。尤其是第二、四两章，当时的其他篆刻印学著作均未涉及——它者所无，正显出李健思维的周到立体的全面性和创新性。

第二篇各章介绍篆刻技法如篆法刀法，但涉及到古今钮制、雕钮、边款、甚至“击边”、印面上下例由钮而定等等技法，更有玺印使用功能如执信、封检、朱塗还有封泥、印范、印谱、拓款，这些丰富的古印历史内容，又是一般只关注刻印技巧的印家所不关心也不顾及，而不得不允推李健的别出心裁。

第三篇章节内容更见丰富而为各家印学著作所不见：在前几章列石印渊源、印材、印文派别之后，更列第四章印话、第五章刻玉刻铜刻骨角竹木等法，还有第七章印泥、印池。所有关于印学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顾到了。列文史文献意义上的印谱和印话；技术层面上的印泥、拓款还有印范、朱塗、封检等几部分印史内容；都是发它人所未发、或循浅识而全面深入究其学理者。

综上所述，李健是一位久被忽视、但才华横溢创造性极强、甚至是清末民初堪称＂不世出＂的学术人才。他的站位和视野，远远高于当时一般热衷于钻研具体史料还以之自得的理论家著述家。他的学术特点，是以宏大的学理逻辑构架和严格的分类意识还有充沛的论述展开，形成一种鹤立鸡群、但又是孤高寂寞的“思辩型”研究特色，诚可谓是孤绝响，四顾茫然。理解者既尠，响应者更罕有其人。于是传世著作竟遭埋没日久，形成了民国书法理论史上的一大学术遗憾。

李健之所以有此成功，当然首先是因为无可置疑的深厚“家学”，李瑞清作为大师在清末民初的存在，使李健能入学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图画手工科，科班出身，成为相对专业的、兼通理论实践的双栖型精英人才，而与许多从官员、贵族、文人、教授转行过来自娱遣兴的书画篆刻观大相迳庭。此外，叔父李瑞清的上层交游圈，至高的威望，广泛的人脉，众多门生子弟，也成为青年李健转益多师的绝好机缘。亦即是说：“世家”的社会优势，是李健从一介学子成长为一个优秀理论家的必备条件。

其次，是李健长期在各所美术专科学校执教的职业刺激和数十年积累。如果他自己定位为艺术家创作实践家，专心于自己一已技艺的提高，那可能就是另外的结局了。当教师必须要理性，循循善诱，有分析能力和足够的耐心；万事不仅凭感觉，而是要反复追究为什么如此的原因。这又使他的理性思维在学术上拔擢头筹、占尽风流。《中国书法史》《金石篆刻研究》《书通》甚至他的元明清文学史研究，皆能于寻常材料中拈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卓越结论成果，这种能力和境界，不是长期在讲坛上反复提炼、修正、探求自己的思考，当然万难达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健的专业教师的职业和由此培养起来的思维方式，更是造就他有今天至高成就的最重要原因。

本文收录于《李健书学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