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大字《天马赋》，追摹米芾

董其昌《天马赋》三件
刘九洲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董其昌（1555—1635）与米芾（1051—1107）的缘分，主要在《天马赋》上。《天马赋》的文字作者，就是米芾，因此，米芾写了好多本，到了明代晚期还有数本传世，但是今天一本也不传了。

        从董其昌存世的书法来看，让他书法入门的人，就是米芾，虽然后来他试图摆脱，但是米芾的影子一直存在，且越到晚年越清晰。

        董其昌的几个题跋中，都说到米芾有数件《天马赋》，但是因为真迹不传，我们今天只能辨别出三种，一个就是落款中有“平海大师”字样的大字本，现在可靠的拓本都没有了；另外一个是米芾在“致爽轩”写的小字本，从文字上看，就是《郁冈斋帖》中收的那一本，有人说《郁冈斋帖》底本也不是真迹，我怀疑是翻刻失真；第三种是“元丰三年”落款的，有拓本传世，未必是真迹。另外，上海博物馆藏南宋吴琚《行书五段卷》中，也有一段临写米芾《天马赋》，写得相当好。

        董其昌首先看到的是大字本。1590年，董其昌三十五岁的时候，在“中丞黄履常所”见到明代严嵩旧藏的米芾《天马赋》，这是他中进士的第二年。从各种记载来看，这一卷《天马赋》是类似《虹县诗》那样的大字。清初孙承泽《庚子消夏录》卷一中说：“元章所书《天马赋》，以擘窠大字、书于平海大师后园者，为最得意之作。雄浑流动，起止横竖，诸法俱备。余尝见其《多景楼诗》，亦大书，远不及此。此卷不独在《天马》卷中称第一，其生平书迹，亦当以此为第一。”董其昌当时一定被这卷杰作震惊。

        米芾这件大字，被董其昌反复追忆、临摹，因此，董其昌也留下了好几件大字《天马赋》。《壮陶阁书画录》著录的一卷，高“一尺六寸”，长“六丈八尺”，其卷后董其昌题跋说：“米元章好书所作《天马赋》，行草已见数本。惟擘窠大字卷，在长安朱太保家。既入内府，而以代侯伯月俸者。太保尽从诸勋贵购之，后为黄中丞所藏。余尝婆娑赏玩，今又转入金沙于氏矣”云云。

        与《壮陶阁书画录》著录中这件作品，尺寸差不多的，是上海博物馆藏董其昌壬子年（1612）《天马赋》，长达13米，著录在《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出版于1992年英文版的《董其昌的世纪》中。但是这件作品，除了开头部分比较轻松，后半段看起来写得吃力，董其昌此时似乎还没有领悟大字诀窍。

        董其昌到了六十七岁（1621年），对自己书写的《天马赋》开始感到满意，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四印堂诗稿》中，董其昌议论米芾《天马赋》说：“此真迹在金沙王氏，今归于太学褒甫，褒甫曾见余临本，谓可各自孤行。然米书《壮怀赋》赵子昂欲补阙数行，三易笔不能似。叹曰：今人去古远矣！为之辍翰。大都米书不易临，临之亦辄不能肖，自虎儿已然，不若苏书之易似。要以似处正不似也。”此时董其昌已经认为，在对米芾书法的掌握上，他已经超越赵子昂；与米芾真迹已经可以“各自孤行”。

        那么董其昌传世《天马赋》一共有多少呢？根据刘晞仪《董其昌书画鉴藏题跋年表》记载，董其昌《天马赋》的历史著录，加现代流传，一共有九件。

        近十年艺术市场的活跃，除了上述九件之外，又发现了数件，其中，有陈垣旧藏、启功题跋的一件，已经出版；南京博物院有一件，以往未被人注意；近年香港也拍卖过两件，一件是丁卯年（1627）六月款，另外一件没有年款；以及本书中的三件。

丁卯六月款《天马赋》






香港拍卖的另一件《天马赋》

        董其昌在米芾《天马赋》上获益良多，所以才反复书写，其间甘苦，董其昌自知。古来书家对于一些重要文辞，确实会反复书写，如赵子昂至今有不少于三件《洛神赋》传世，文徵明有多件《赤壁赋》传世，而董其昌写得最多的，无疑是《天马赋》。

        本书要介绍的三件《天马赋》，都是其晚年作品，比上海博物馆壬子年（1612）《天马赋》，都晚了十多年以上。其间差异，就是从举轻若重变成了举重若轻的自如。正如《壮陶阁书画录》所评论：“他人学米，莫不鼓努为力，香光妙处，全在下笔自然，修短合度，米老胸中却少此意。”又说：“香光临米，自谓不用一实笔，已道尽秘密矣。自运则以豪逸有气、能自结撰为极则，此香光宗旨也。”明清时期，有多位书画鉴赏家对董其昌倾心不已，他们的评论也非常准确。

        本书中的第一件《天马赋》，是苏州《玄赏斋帖》中收录的《天马赋》原本。此帖容庚《丛帖目》未载，1949年之后，原石在苏州被发现，拓本有流传，帖后有林则徐、吴荣光、端方题跋。从谱系上看，这个《天马赋》册页，临写的是米芾“致爽轩”本，字迹大小与《兰亭序》差不多，董其昌此作全力以赴，在很小范围内，不断变化笔法，丰富且不重复，非常难得。特别是枯笔的使用，使人想到了《鸭头丸帖》，以及柳公权《兰亭诗》中的一些神妙气息。《玄赏斋帖》中此作的拓本，笔画粗率，神气索然，没有传递出真迹妙处。而展观真迹，风味绝佳，算得上是董其昌一生“合作”。

《玄赏斋帖》所收《天马赋》拓本，与真迹底本的比较






董其昌临米芾《天马赋》致爽轩本
纸本水墨
21.0×14.4厘米
章益林摄影

        本书介绍的第二件《天马赋》册页，是大字本，董其昌显然意在追摹米芾“平海大师”擘窠大字那一本。此册页高40厘米，估计米芾大字原本也是类似大小。传世的米芾其他几件大字作品，《虹县诗》31厘米高，《吴江舟中诗》高31厘米，《多景楼》高31厘米，《研山铭》高36厘米。

        董其昌的这件大字本，要比米芾上述作品略高，整本册页，写得沉着而不沉重，气息轻松自如，举止风度，恰如《壮陶阁书画录》所述，“他人学米，莫不鼓努为力，香光妙处，全在下笔自然，修短合度，米老胸中却少此意”，与上海博物馆壬子年本后半段那种艰涩的状态，完全不同。

        这件大字是整个明代书法的一件革命性作品，此前明代没有成功、流畅、轻松的大字，只有文徵明那种枯干苦涩的行笔方式，缺乏速度感，缺乏韵律。在董其昌之后，大字佳作如雨后春笋，明代书法面貌为之一变，董宗伯有开山之功。
 

董其昌临米芾《天马赋》大字本
纸本水墨
40.0×23.7厘米

        本书中的第三件《天马赋》，是一件节临本，看上去字体歪斜，与其他几件《天马赋》似乎有距离，但是这种姿势，是董其昌八十到八十二岁的特点，尤其接近丙子年，此前董其昌书法无此特征。在目前所见多件董其昌《天马赋》中，与丁卯年（1627）的《天马赋》字形比较接近。

        董其昌这件极晚年的书法中，米芾的动荡不安，与董其昌以前的风流倜傥，完全消失了，代之为一种介乎平和与苦涩的基调。董其昌在其生命的最后階段，用最为熟悉的《天马赋》题材，阐述了他的心境。

董其昌节临《天马赋》（局部）
绢本水墨
23.7×214.4厘米

        此件书法与董其昌常见风格不太一样，因此，在清代并不为人看好。1865年此件书法流入日本长崎，引來了好几位著名文人的题跋，其中一位留下了近乎历史预言的题跋，尤其引人注目。

        此卷后第一段题跋是岭南林云逵，第二段题跋是日本的木下相宰，他的本名叫木下逸云（1800—1866），是长崎著名画家，与铁翁祖门、三浦梧门，并称“长崎南画三大家”，名相宰，字宫宰，现在长崎市立博物馆藏其多件作品。第三段题跋的作者，是中国浙江人徐溶，初名世昌，字雨亭，号观山樵者，浙江平湖人，清咸丰十一年（1861）举家移居长崎，约1866年回到浙江。当时他有足部麻痹症状，所以回到家乡。此卷题跋为1865年秋天于长崎。

        最有意思的是第四段题跋，作者阪谷素，他是一位研究朱熹的学者，每天早上坚持朗诵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他有关于宋代吕祖谦撰写的《评注东莱博议》的研究专著出版。此董其昌《天马赋》卷后题跋，写于庆应二年（1866）。他说，看起来这个《天马赋》不像真迹。但是接着说了一段：“闻清朝积衰，片烟之变，续以乱贼。富豪既失产，藏器散佚，鬻至长崎，此帖即其一也。夫书画微物也，不足以为世之轻重，然治则集，乱则散，其所关系亦大矣。彼乱而我治，故来于我，若我而乱焉，又将散而他适。当其散，虽以总督巡抚之权，彼已不能御矣，我何得恃不乱而忽之哉？阅此帖者，可以发深省矣，何暇论真赝乎此。”此题跋直议书画器物的聚散与国家之乱的关系，真不愧是朱子的学者。他可能想不到，题跋之后一百四十八年，在2012年，此卷书法再次回到中国人手中，装裱都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