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佛陀之光”展示藏传佛教艺术源流

        10月23日，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联合举办的“佛陀之光——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佛教造像展”在故宫斋宫开幕。展出展品共计112件，精选自故宫博物馆、止观美术馆以及一些私人收藏的藏品。展品分别来自于古代西北印度、中印度、东北印度、尼泊尔、中国西藏地区，展品的时代跨度从6世纪到15世纪，展示了藏传佛教艺术的源流及其丰富的艺术风貌。

        公元7世纪以来，印度佛教进入中国的青藏高原。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佛教在这片雪域曲折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佛教分支，被称之为“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及其艺术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分支，在以青藏高原为核心地区的广大区域内流传，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由于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文化背景的差异，两种佛教无论是在教义、图像和艺术风格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藏传佛教是属于喜马拉雅文化的一部分，与南亚次大陆、中亚和西亚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因此，了解藏传佛教也要回到这种多元文化语境中。对于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产生过深远且持久的影响主要有两条路线，分别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两个重要的通道：一条是古代西北印度，有来自于西北印度的艺术中心犍陀罗、斯瓦特、喀什米尔的艺术影响进入藏西的拉达克、阿里等地区，创造了独特的藏西风格；一条是东北印度，通过喜马拉雅山的裂隙，将西藏中部与东北印度与尼泊尔两个重要的艺术中心相连，这是藏中艺术风格形成的基础。
        整个展览根据上述西藏艺术风格的两个主要区块，即藏西艺术与藏中艺术，分为两个单元：第一单元：从西北印度到西藏西部。西北印度是古代南亚次大陆北部的丝路通衢，也是多文化碰撞的舞台，这一地区的佛教艺术融合了来自古希腊、西亚、中亚及印度的元素，影响直达中国西藏西部地区，形成了藏西的艺术风格。第二单元展出从印度、尼泊尔到西藏中部的佛教造像。西藏中部艺术风格在形成过程中先后受到来自于东北印度、尼泊尔艺术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尼泊尔艺术影响持久而深入，留下了众多的艺术作品。无论藏西还是藏中艺术风格都是在汲取外来艺术风格的基础上，结合西藏本土的元素，各自形成独特的艺术面貌。

        如这尊释迦牟尼佛立像，身着厚重的通肩袈裟，衣褶厚重如曹衣出水，线条流畅柔韧且富有织物的质感。面部具备犍陀罗佛造像面部的典型特征。这种图像类型的铜制释迦牟尼佛立像通常被称作授记印释迦像，通常被认为兴起于贵霜王朝（55-425年）的佛教造像艺术，而在犍陀罗后期造像艺术遗存中颇为常见，像身大多配有身光和头光，装饰有紧密排列的长桃形加三点样式的光鬘，跣足下亦配以方形基座。另外，犍陀罗造像大多以石、泥等为主要材质，用青铜造像相对来说较为少见。
        上图为公元8到9世纪的思惟莲花手观音。观音头梳高大发髻，顶饰宝珠，发髻前端坐一结禅定印的化佛。项有肉痕，上身赤裸，有项饰，璎珞斜披垂于腿部，腰肢扭转，肩饰一枝莲茎。下身著裙，右腿盘起，左腿舒展足踏莲茎。
        上图为10世纪的毗卢佛。毗卢佛鼻梁修长，眉眼细长，面庞宽厚。头戴典型的波罗王朝晚期特点的高且尖锐的三叶冠，左侧的冠叶残断。两边耳上各戴花朵。这种装饰形式从西北印度、西藏西部直到东北印度、西藏中部均十分流行。腰部的系裙带以一道阴线表示出来，是波罗艺术继承笈多造像特点的结果。双腿光滑，不见裙褶，下摆处厚衣纹以银线错嵌。坐垫很厚，四边嵌次宝石及珍珠。这尊造像是一组五方佛铜造像中的一尊，是目前所见到的波罗艺术中最精美的作品之一。
        展览也展出多尊金刚祖师像。如上图这尊，刻画一位年长的比丘形象，其发际后褪，嘴角现出皱纹，面容威严肃穆，呈甚深禅定之相。右手结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金刚跏趺坐于双层莲台之上。身着交领式坎肩，外披大氅。整像于多处采用贵金属错嵌工艺，祖师眼部错银，嘴唇及指甲错红铜，大氅以银质联珠滚边；底座上的立柱、花卉等纹样亦用白银及红铜进行嵌饰。此尊造像扁宽的莲瓣及下方折角式须弥座可追溯至东北印度艺术传统。由于此像未见铭文题记，使得确定其具体身份变得十分困难，我们只能据艺术风格与图像学特征推测其应为帕竹噶举一系的某位祖师。
        上图为卓弥·释迦益西像，为13世纪的作品。卓弥·释迦益希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的重要人物，藏区教授道果法的第一人。早年求学于印度，回藏后筑寺讲经，门徒遍布各地，创立了讲授父续、母续等密法的教规。
        上图为有题记的能胜三界金刚
        上图的释迦牟尼佛像，神态沉静慈祥，面部的鎏金基本脱落，显露出光滑细腻的铜质，表现出光滑饱满的肌肤。右手施触地印，带环形手镯，左手施禅定印，着袒右肩袈裟，袈裟质地极为轻薄，边缘处用细劲的条棱表现袈裟如纱般的厚度。该像具备尼泊尔10——11世纪的造像特征。与同时期尼泊尔造像相比，此尊尺寸堪称硕大，十分罕见，目前国内外藏品中尚未见到有任何可与之相比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