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石甫：篆刻的“受众面”应当关注

　　范石甫
 

　　范石甫，1943年生于江苏金坛市直溪镇。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热心于艺术活动，曾为创建中国书法家协会而奔走呼吁。

　　10岁时受陈荷松老师的启蒙开始学画，继又得到冷铁老师的指导，14岁从南京艺术学院丁吉甫教授习篆刻，15岁拜师于江苏省国画院顾伯逵老先生门下专攻花鸟画。1962年后，相继得到潘天寿、陆维钊、诸三乐、王个簃诸先生亲授。其画宗缶老而能自出机杼，尤擅画鸡雏，世有“江南鸡范”之誉。程十发先生评曰：“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范石甫的鸡，难得一绝。”书法以“常在篆隶行草之间”的书风著称，林散之先生赞曰：“放而有胆，变而有理。”

　　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重要展览，并获奖和被收藏，曾在上海、北京中国美术馆、荷兰、菲律宾等地举办个展。作品还多次应邀赴美国、德国、菲律宾、英国、日本、加拿大、韩国、泰国、新加坡、法国、以色列、俄罗斯、澳大利亚等数十个国家及中国港、台地区展出。海内外数百家报刊专集，中央电视台、电视专题片等均做过艺术介绍。出版有《范石甫书画》（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当代花鸟画家——范石甫》（西冷印社出版社）等多种著作。

篆刻的“受众面”应当关注

范石甫
 

　　前些时读了陈岩先生所撰“当代篆刻家润格刍议”一文，该文对近代和当代印人的润例作了详尽的介绍与比较，试图从润格的变化中找出当代篆刻市场萎缩的原由，当代篆刻家润格全线飘红与市场的冷落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在近万人的篆刻创作群体中，职业篆刻家的市场生存率几乎为零，原因何在，该文分析了诸多因素，尤其强调系由篆刻的基本特性所决定，如弱观赏性、使用性、专业性、耐用性、受众范围等。
 

　　所论各点，自有道理，如他所言之“弱观赏性”，篆刻确实不能与书画的观赏效果相比，无论印章拓片或印谱，皆以书斋清赏为宜，印屏虽适应展厅效应，毕竟还只是集零为整的制作效果，作为壁间悬挂的独立欣赏品似不多见。更关键的是篆书识者寥寥，除文化圈内人之外（准确一点讲，应该指专业圈内人之外），稀有关注人群。至于受众面的问题，该文也对之作了分析，因用途不一，需求的对象也有别，总体而言，仍属小众范围，且所述皆为篆刻本身所存在的客观因素（当然，这些客观因素也十分重要），缺少的是对篆刻本体特性的思考，可以明确地说，就是如何增强篆书的易识性，这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死角，也是影响篆刻受众面之结点。篆刻产生的年代很久远，最初只具有“凭信”的实用功能，随着文人画的兴起，方使篆刻跻身于艺术之林，成为书画的附属部分，如从明代计始约五百余年，成为独立的艺术品仅一百多年而已，然其发展态势还是令人惊喜的，很快与书画一样进入了人们的审美视野，几百年间，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几可与书画同比辉煌。可惜其影响尚局限于文艺圈内，而未能与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接轨，延至今日，篆刻艺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有关活动频繁，各类展览众多，院校专业设置林立，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而实际现状却是台上闹轰轰，台下人空空，老百姓很少有人去赶场，如此现象值得引起关注。
 

　　记得有一个当年发生在边区的故事，有一位篆刻家用篆书刻了一方歌颂共产党的印章，被人误认为反动标语，经解释后方消除误会。我自己也曾亲历过一件事，为仿效文人风雅之举，将自取的堂号用篆书写在大门上，为此而惹来众多乡众的议论和猜度，使少年的心中无端蒙上一层阴影。这说明老百姓不识篆书，不知篆刻为何物，而篆刻家们却奢想让篆刻艺术进入寻常百姓家，此何异于痴人说梦！为了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在提高的同时必须注意普，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习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又再次高度强调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如何扩大文艺作品的受众面，是文艺家们不能不考虑的大事，特别象篆刻这门古老的艺术，决不能忽视其时代性，应该自觉地打破陈规，开辟新的艺术途径。
 

　　大多数人不识篆书，这是影响受众面的致命点，因为篆刻的载体为文字，而印文字体主要是篆书，是构成书法、章法、刀法篆刻三要素的首要因素，这已成为千古不易的金科玉律，历代印人能在这块方寸之地中创造精彩的世界，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大智大慧，对刀法运用和章法调配，他们竭尽优化之能事，代代相承而代有精工，他们力图借助于艺术的升华而维系篆刻的艺术生命，这是可贵的一面，而不是篆刻艺术发展的全部，这里还应包括用字的突破，如果不能扩大其受众面，不能与社会大众沟通，保持“依然故我”的状态，人们只会视其为古董，靠“非遗”式的保护措施，充其量而言，只能证明其历史价值的存在，有时，不当的保护，其负面作用给篆刻带来的后果是僵化和板滞。
 

　　篆刻已是一门纯粹的艺术，目前，已将之提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与其他各艺术门类一样，理应全方位地展现自己的艺术风采，努力改变长期以来自闭的状况，为篆刻艺术的发展再铸新的辉煌。

　　笔墨当随时代，篆刻艺术若想迈出新的一步，一定要下决心突破用字这一关，说到文字，篆刻家们无不为之头痛，篆书是文字发展史中的产物，生成与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从其演变的过程来看，因时段不同，地域有异，实用情况复杂多变，人们在使用实践中从约定俗成逐渐趋向于成熟，最后得到广泛认可后方确立规范，篆刻家用字向来都十分审慎，虽有时采用隶、楷、行等入印，多属偶尔一试。
 

　　古人也有用简化字入印的，这些字并非新造，古存字中皆已有之，其目的或为一时猎奇，或是想调节一下艺术效果，以求丰富篆刻的表现形式。今人有效古法者，其目的也无非如此，根本没有突破用字规则的意识，即有在文字取资上用心者，也被排斥在篆刻创作的主流之外。有人说，旧形式表现新内容也算是出新，旧瓶装新酒，篆刻作品可算典型一例，但内容之新终究代替不了形式之新，惟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方为上乘。倘或想用新瓶装新酒，我们就不能完全受制于老把式、老套路，必须打破前人用字的局限，创作出新的“今篆”体。何谓“今篆”，即具有当代审美特征而又容易为人们所识读的篆体字，如何使篆书较易识别，我想，有几点可以探讨，一是沿用古已有之的简体字，二是对原有使用篆书在保存其文字结构特质不变的前提之下，对形体作省略式简化及书写性简化的改造，因为篆书为了求其文字造型美感，
 

　　书写时在笔划的处理上采取了一些装饰手法，这些非本质部分的图案化应该具有可变性，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用新的审美眼光转换其表现样式，化繁为简，以减少对篆书的识别难度。篆书的演化过程自身就足以证明其适应社会性需求而逐步完善的规律，而我们为什么不能顺应时代的要求而有所拓展呢！第三点似乎是旧话重提，这就是吸纳简化字入印的问题，简化字无篆书模式可循，白话式的搬用简化字，显然不属于篆刻的艺术语言，惟有通过篆化处理后，方具备入印的条件。简化字如何篆化，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可否从篆书构成中寻找一些规律，可否从篆书形制上得到借鉴，可否移植繁简之间的相近部分，从而谋求一个比较统一的“今篆”体模式，总而言之，惟简易识，方能改变群众的接受语境。将简化字引入书法篆刻，有人持有异议，他们首先是不赞成汉字的简化，其对汉字的情结之深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文字简化是一项国策，况且中国文字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不能因存在某些欠妥之处而因噎废食。
 

　　尽管简化字在实用汉字中的比例有限，但总不能在艺术创作时将其弃之以外，多年来，有呼吁采用简化字入书入印者，为之而几度引发争议的风波，争论双方往往将汉字源流，文字简化，正确用字等一系列问题揉杂在一起，未能紧扣如何用简化字入书入印这一主题，从学术层面和艺术考量二者之间的关系中理清思路，结果是东拉西扯，不了了之，毫无受益，篆刻家们自感无奈，则依旧守望着刀耕石种的家园，此情此景，让人感到十分纠结。自简化字公布之日起，其社会功能已逐步显现，凡涉及文字的艺术品，大多都在适应之中，书法篆刻因其专业性太强而取用态度严谨，然而，出于艺术求新的本能，简化字在书法篆刻作品中亦时有出现，特别是楷、隶、行几种书体，因结体与用笔，繁简之间无多障碍，故运用较广，还陆续有字帖向社会发行。以行书为例，记得文革末期，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过一种《智取威虎山唱词选段》行书字帖，一种版本用繁体字，
 

　　另一本则用简体字，简化字的行书大部分无帖可依，编辑者便参照古帖，采用解构、重组等手法汇合而成，为简体字行书开启了新的途径。简化字篆书可否从中得到一点什么启示呢？显然，简化字的篆化处理难度较大，可供借资的成分少，重塑的成分大，即使能从篆书构成的规律中获得一些线索，恐怕也难避造字之嫌，但这又何妨呢，说白了，创造“今篆”，就是造字，这里要说明，我们绝非提倡杜撰，上面已经述及“今篆”的诸种设想，是否可行，仅供大家讨论，但我们总不能因学理观念，审美定势，专业特殊诸因素将自己锁定在停滞不前的历史镜头中，
 

　　有人说：“我们不能在身处宋代的时候，每天高喊‘振兴唐诗’，因为这样宋代的文化就会被遮蔽。”改变现状虽有难度，但俗话说得好，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我们勇于担当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新的艺术形式是一定能适应时代要求的。

　　为了响应党的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号召，许多篆刻家都为简化字入印作出过努力，通过他们的创作实践出现了一批较为成功的作品，被人们视为篆刻中的样板戏。文革结束后，篆刻迎来了新的繁荣期，原以为这门古老的艺术会伴随着时代的脚步进入发展的新轨道，

 

　　不知是对历史的留恋还是对前进的畏缩，刚刚兴起的一股热潮竟又回复到原地踏步。当今，印人们常有“识者寡，知音少”的感叹，何以至此，令人深思，我们压根儿就不该放弃前人探索的成果，需要的是更深入的跟进，因为“今篆”的产生，非一朝一夕可为之事，或许要耗费几代人的心血，但事情总得去做，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当务之急可考虑在推广前人经验的同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求新的改观。篆刻家要将创变视为自觉行为，专业院校可否通过设立科研项目参与研讨，西泠印社作为领衔的专业社团，长期以来在保存和传播印学诸多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至于如何延续和拓展印学的时代性，作为“天下第一名社”，对此却无多作为，记得在印社六十周年大庆活动时，
 

　　即有专家提出简化字入印的问题，至今却丝毫没有延续讨论的话题，令人有点遗憾。中国书协是全国唯一的专业领导机构，理当全面介入，统筹设施。然而，对简化字入书入印的呼吁，似听非听，不知原由何在，中国书协能否有计划地邀请专家学者就学术层面与艺术层面的双重性展开讨论，不管如何，民众的心声不能充耳不闻，置之不理。建议在群众创造的基础上加以总结，组织专家编写与篆书相适应的今篆体字帖，再回放到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推敲，约定俗成，这是篆刻发展中不应回避的一个问题。

　　印学改革，靠少数人的探索，靠有限的呼吁，靠零星的讨论，企望篆书能得到新型的转化，似乎不太可能，只有当我们理解到任何一门艺术都离不开社会的主体诉求时，才能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方有望改变篆刻受众面滞后的现状，使方寸之地的小天地，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文章，梅兰芳先生在改造京剧的表演程式时有一句经典名言：“移步不换形”，移步者即向前跨越，不换形是指保持艺术的固有特质，对篆刻而言，我觉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