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日本访书，唐人手写卷琴谱《碣石调幽兰》出于此行
不夸张地讲，几乎所有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著作中，都不能不提到一个名字—杨守敬，以及他成就的一桩大事业—日本访书。
杨守敬(1839一1915)，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今枝城市)人。在他70余年的人生历程中，尽管生活常常窘迫，求仕也屡遭不第但这并未影响他对学问的孜孜以求。杨守敬研究学问，涉及非常广泛，从他流传于世的80多种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在历史地理学、版本目录学、金石学、校勘辑佚学、经学、小学等学科上都有不凡的建树。他还擅长书法，尤精行草，对书法理论也提出过独到见解。因而深得海内外学术界的景仰。
杨守敬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是他在日本充当清朝公使随员的四年(1880一1884)间。在这短短的四年中，他做成了两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是把日本书法引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这一成就使得他在日本书坛受到超乎常人的尊崇，被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还称他是“日本书道的大恩人”。二就是在日本访书，搜求到大量中土罕见的珍本汉籍。这件事不仅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对中国近代古文献学史也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杨守敬赴日，是应老友、当时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邀请而去的。初到之时，由于正、副使之间的矛盾，他的随员名分一直未定，半年多后才以“英语通译”的身分受事，实际上是一个只拿棒禄没有事干的闲散职务。闲暇之下，杨守敬乃日日游逛于东京的书肆之间，他惊喜地发现，书店中有成捆成捆的汉文古籍贱价待售而无人问津。翻览之下，使他更加惊诧不已的是，其中不少书是中土稀见甚至是久已失传的珍本秘籍。看到这一切，他不亚找到了一座宝库，于是倾其囊中所有，购求不已，不到一年，就已得书三万余卷，到他回国的前一年(1883年)，据他自己说，已在日本搜书几十万卷，其中秘本就有几万卷，宋版书达到560册。
杨守敬之所以能在日本有如此巨大的收获，主要是因为他赶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并且很好地把握住了它。当时的日本正值明治维新之后，整个社会掀起了一场崇尚西学、蔑弃旧学的风潮，藏于各处的汉文古籍因被视为无用而纷纷散出，弃之犹如敝履，这其中有些是在日本流传千年的珍贵版本或抄本。
回首往昔，汉籍东传日本，历史是非常久远的。早在隋唐时期，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等就从中国带回去大量的典籍。编纂于日本宽平年间(889-898)的(日本国见在目录》共著录书籍1579部，达16790卷之多，大致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概况。以后直至近代之前，汉籍东传始终是中日文化交往的主流。而日藏汉籍回输中土，虽也可追溯到十世纪后期，但大规模地返回祖国还是在清末民初之际。其中，杨守敬的访书无疑是最有名一次。
杨守敬在日本的访书，尽管时机恰好，但也并非一帆风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苦心搜罗”，其中的酸甜苦辣在他后来出版的著作《日本访书志》中多有记载。如他藏书中的南宋刊本《尚书注疏》20卷，在国内早已失传。杨守敬到日本后，多方搜访，始知此书藏于大阪某人家，于是托人去买，往返多次，因对方索价过高而未成。此事杨守敬一直萦绕于怀，待他回国之时，道出神户，遂亲自去大阪物色之，但那人仍居奇不肯出售。杨守敬想，此书是海内孤本，交臂失之，必成遗憾，于是乃倾囊购之。然而杨守敬毕竟是一介寒士，资财有限。他在日本的访书，除了购人外，还用随身携带的汉魏六朝碑帖及古钱、古印等与日人交换;而藏于日本官军秘阁之罕见珍本，求购交换不得，则千方百计地借出影抄或摄影，真算得上是弹精竭虑，不遗余力。这里我们不妨摘录一段杨守敬与日本藏书家森立之的笔谈(用笔写在纸上谈话)，从中可窥见一斑：
杨：公珍本皆不肯沽，是以我深叹息。若肯沽，我之大幸也。
森：君以吾所爱书恳求，其心志卓然，窃迎其德。然吾亦同好事，故不许出门。各不得已之至，遂如此尔。
杨：公不让我，他日我不能豪夺，我将巧偷，公其善防之(见森立之《清客笔话》)。
言语在不失幽默之中，透出一股志在必得的决心，读后令人感佩不已。正是凭着对祖国文化遗产的这种挚爱之情，杨守敬不辞劳苦，倾力收书，虽囊真索然而不少悔。
对于搜访到的古籍，杨守敬也并不是藏于高阁，秘不示人，而是积极刊布流传。从他到日后的第二年起，在继任公使黎庶昌的支持下，就请来日本著名刻工，将26种国内失传或罕见的珍版汉籍照原样翻刻出来，汇成《古逸丛书》一书。在督印该书的过程中，他表示出极端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白天与刻工一起磋磨雕版善恶，夜晚则独自灯下校书，撰写校勘札记，几乎通宵达旦，其博学刻苦的学者风范令日本各界深为敬服。有一段杨守敬在日本的佚事至今还广为流传：当年在刻(古逸丛书》板片时，日本刻工对自己要求极严，他们往往先选出一位技艺最好的人刻出样板，其他人则照此摹仿刻之，几可乱真后，才使其动工。尽管如此，毕竟仍有高下之分。而杨守敬的眼力也着实厉害他可以直接拿起工人所刻，不用印刷样本，即以白板分出好坏。有一天，杨守敬来到刻书店，看见18位刻工齐刷刷的坐成一排。店主人对他说：“我国工人皆苦先生眼力之精，不能一毫假借。今此18人中有一领袖，先生试以10板阅之，谁为领袖所刻?如不误，则真我国所未有矣。”杨守敬寻绎再四，拈一板说：“此当是领袖所刻。”一时间，众人起立，掌声如雷。第二天，日本报纸报道此事，皆诧为异人。而《古逸丛书》的初印本，由于选用日本美浓纸印刷，洁白如玉，墨如点漆，看上去令人赏心悦目。因而传回中土，也得到众多赞扬，几于宋堑元刊等视。其书在文献版本学上的价值，更为士林所推重。
守敬在日本大规模地收书、刻书，同时也震动和唤醒了日本学术界的有识之士，他们开始认识到盲目地追求西化，毁弃汉学文献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于是乃不惜重价，纷纷争购旧籍，一时间书价腾贵，得一明本已属不易。对此，杨守敬不但未感到不快，反而十分欣慰。他认为，以自己一人对汉籍的热爱，使日本学人重新看到了汉学古籍的价值，不致再有摧烧之举，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好事。由此，我们不难感觉到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对祖国文化的之心。
光绪十年(1884)五月，杨守敬差满回国，所获书籍亦悉数舶载而归，并先后于黄州和武昌筑“邻苏园”、“观海堂”储之。这些宝藏后来一直伴随杨守敬，并在他晚年的学术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他完成了诸如《日本访书志》、《留真谱》、《水经注疏》、《水经注图》、《历代舆地全图》等数十种著作，受到当时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著名学者罗振玉就曾称赞杨守敬的地理学与段玉裁、王念孙的小学和李善兰的算学是清朝三绝学。
1915，杨守敬在北京逝世。1918一1919年间，他的大部分藏书由其后人卖给当时的民国政府。其中珍本多被划归故宫博物院，余下版本拨给松坡图书馆。抗日战争爆发前，出于安全考虑，故宫文物南迁，观海堂藏书也在其中，后被运到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松坡图书馆藏书，解放后则归入北京图书馆。至此，倾注了杨守敬大量心血的观海堂藏书，在海峡两岸都得到了妥善保管，这无疑是杨守敬和我们这些后人都希望看到的。
我国在唐朝之前的乐谱都是直接用文字记载的文字谱，后来晚唐时的曹柔发明了减字谱，乐谱记载才得以简化。《碣石调·幽兰》是汉族古琴名曲，是现存最早的古琴曲，也是今天唯一所见的减字谱发明以前用文字谱的记写方式保存下来的琴曲，相传为孔子所作。
《碣石调·幽兰》古琴曲谱现存最早传本藏于日本。清末学者杨守敬于1880—1884年在日本访求古书时发现此谱的宝素堂抄本，后由当时驻日公使黎庶昌摹刻后收入他所辑印的《古逸丛书》中，于光绪十年（1884）出版行世。
现《琴曲集成》所收录的《碣石调·幽兰》，是据日本京都西贺茂神光院所藏唐人手写卷子谱原件照片影印的。唐人手写卷子谱《碣石调·幽兰》实际上是“古逸本”的母本，是此谱现存最早传本。全谱共有汉字4954字，通过详细的文字记述琴曲的演奏手法，如左右手的指法、弦序、徽位等来记录琴曲。从谱前小序可知，现存《碣石调·幽兰》是南朝梁会稽人丘明（493—590)临终前传给宜都人王叔明，当是六朝旧曲。丘明是梁末的隐士，隐于九嶷山，隋开皇十年（590)，于丹阳县卒，时年97岁。他精于琴，于《幽兰》一曲尤其精绝，并“以其声微而志远，而不堪授人”。从此谱书写的字迹和指法来看，疑是在唐代初年转写的，杨守敬在《经籍访古志》中指出宝素堂之影写本“书法遒劲，字字飞动，审是李唐人真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