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徐渭书法艺术之狂放的思考

徐渭像

        狂放是我国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是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的文化符号。儒家有济世之狂，道家有出世之狂，释家有狂禅之路。例如阮籍为躲避政治风波，佯狂装疯;再如李白一样的狂人，终生狂妄不羁却又豪情万丈;还有书法上“颠张狂素”之称的张旭与怀素等等。熊秉明曾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书法艺术之狂放是在强烈情感中，破坏传统规律，运用扭曲变形与过分夸张的手段来表现，用笔墨来宣泄作者那无可抑制的心境和狂放的激情。而明代徐渭的书法可谓狂放到了极限，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当然这与他颠沛流离的命运与狂放不羁的灵魂是息息相关的。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更字文长，号天池山人、天池生、青藤道人、田水月、天池渔隐、金垒、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斋号一枝堂、青藤书屋。徐渭出生百日丧父，十岁亲生母亲被卖，十四岁养母去世，他依托长兄生活。日常生活充满了愁苦和哀怨，幼年失孤，青年丧偶，家园失落，官场失利，又受到胡宗宪事件的打击。他曾先后九次用各种方法自杀，又因杀妻入狱，度过七年牢狱的生活。在狱中徐渭深深体验到生命的残酷以及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对自我顽强的执着等，导致他激愤成狂疾，创作出苍劲奇绝、恣肆横溢的艺术面貌。五十二岁时，在同乡好友张元忭的多方营救下出狱。但是晚年的徐渭一直生活在贫病之中，居无定所、贫困潦倒了此余生。他纵情山水，曾遍游各地，以诗书画糊口，许多杰出的作品都是在这段时间创作的。曾题画葡萄诗曰:“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又有联曰:“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此皆是其人生的真实写照，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徐渭《墨石榴》

        纵观徐渭一生的遭遇可谓非常不幸，历经一次次的磨难、挫折、创伤。正如明朝袁宏道说:“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但他没有屈服，他不羁的灵魂一直在抗争。徐渭悲惨的人生命运使他养成了孤独、警觉和敏感的个性，又由于其心性修为得力于王学、老庄、释学三家，最终成为颓然自放、蔑视礼法、豪荡不羁的狂人。

        再者，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士人的思想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伴随着来自黑暗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这一时期的士人在精神层面上出现了对传统儒家的疏离，从而在言行上偏离了传统的儒生形象，对传统“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人格失去兴趣，转向欣赏张扬个性的狂狷的文人才子人格，追求风流潇洒的狂士风度。这时候的书法发展也受到强烈的影响，一批艺术家重个性、重自我感情的抒发、反理性色彩的书风出现，使书坛出现了众多个性强烈的面貌。其中徐渭就是其最具有代表性的，他悲惨的一生使他养成了孤独、警觉和敏感的个性，促使他于艺术上主张“出于己”的“独创”和“天成”。

        徐渭的书法，面孔之奇异，用笔之大胆，均在同代书家中无可有参照者，真可谓“绝去依傍”。其传世的书法主要是行草书，他继承了张旭、怀素以来的草书精髓，对“宋四家”，尤其是米芾学习研究颇多。徐渭对“宋四家”有过深刻的研究，曾云:“黄山谷书如剑戟，构密是其所长，潇洒是其所短。苏长公书专以老朴胜，不似其人之潇洒，何耶?米南宫书一种出尘，人所难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黄之匀耳。蔡书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劲净而匀，乃其所长。”徐渭行书取黄庭坚书之擒纵自如，取苏轼之朴实厚重，取米芾之潇洒放逸而成自家面目。陶望龄《徐文长传》评曰:“其论书主于运笔，大概仿诸米氏法。”这大概是因为米芾作书是率意而为、任性恣肆，书法风格是纵逸的、奇肆的、豪放的，而这正符合了徐渭那反理性的、放任不羁的性情追求。

徐渭《草书杜甫怀西郭茅舍诗轴》，纸本，上海博物馆藏

        另外，他对明代的祝允明也极其推崇。徐渭欣赏祝允明的书法，一方面是由于祝允明的草书不仅有古人笔法意趣，还有自己独特的面目。其狂草的挥洒，一气呵成，其间错落有致，纵横跋扈，不可端倪。另一方面是祝允明由于仕途不顺的人生经验，导致其游戏人生、游戏书法的态度。晚年祝允明自云:“万事遗来剩得狂”。对他来说书法也是“狂”的一种寄托意兴，抒写“自我”最佳游戏。其晚年所作的草书，不计点画工拙，豪纵洒脱，自足而已，这也是徐渭所追求的境界。李德仁在《徐渭》一书中这样分析徐渭所受到祝允明的影响:“徐渭《草书春雨诗卷》，字形运笔尚明显看出有祝允明的影响。徐渭草书章法有一种密集的形式，如《草书杜甫诗轴》、《应制咏剑词》等，亦是从祝允明草书蜕变出来的。”徐渭处于个人理想与黑暗现实之间的尖锐冲突之中，才华盖世而郁郁不得志，处于不可超越的矛盾、痛苦之中，最终导致他心灵扭曲，这就是他为什么无法保持中庸合度的娴雅风度的主要因素，一切艺术手段化成为其痛苦不安的情怀载体。他以一种与传统斗争的心态来创作，其书法作品或奔放豪迈，不拘一格;或点画狼藉，粗略散乱，疾风暴雨。这似乎是徐渭愤懑的呼叫与血泪的挥洒，变化丰富，反差强烈，切实是让人惊心动魄。其狂放恣肆的宣泄是其人格的展现，亦是一个天才在命运颠沛、生活摧残下灵魂的绽放。也正如袁宏道赞其书云:“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此段文字是对徐渭的精确评价。徐渭之书即写其人生的英雄托足无门的悲愤之情，把全部强烈的感情在瞬间释放，让所有的意象压缩到一个简单而独特的表现形式中，在这方面书法胜过其他一切艺术。

        这样的狂放之人，在我国书法史上各朝代皆有，但徐渭却独树一帜。如唐代的张旭借助酒的作用来打破理性的控制，让潜意识中所压抑的情感在宣泄中找回生命自我的家园。如杜甫诗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再如《新唐书》中记载张旭云:“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张旭的创作显示的是生命酣醉的状态，也是反规律、反理性的，但其艺术形式诸如笔法、笔势等完全符合书法的法则。张旭之狂代表了纯粹状态的创造力，他激发了艺术家大胆的探索，这与徐渭的擒纵自如、肆意挥洒，专以抒情为己任的狂是有区别的。

        再者，明末清初的傅山，笑傲山林，桀骜不驯。其书法的狂是知性中的真率，带有刚强与“怒气”，表现出一种坦荡与自然，雄奇洒脱，是继徐渭以来的真性情者。还有后来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吴昌硕以及近代齐白石等都受其影响。

        今天我们可以对狂放有比较科学的认识，对狂人的作品予以更多的理解，甚至欣赏。但从明至今，人们对这种狂放的误解太多，是不予认可的，认为徐渭这类人的书法“粗头乱服，不合规寸”，屡遭贬抑。正统书法保守派用“疯癫”、“狂狷”来批评他，甚至徐渭的友人也称其“狂疾不已”、“病奇于人”。可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像徐渭那样，以书画来宣泄胸中“勃然不可磨灭之气”，以至于到强度自虐的地步。正如明袁宏道《徐文长传》的描写:“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馀，竟不得死。”而这种看似精神失常的自虐行为，实则是徐渭一生个人悲惨遭遇和社会思潮双重压迫的产物，把内心的郁结与痛苦奔放淋漓地宣泄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其狂放书法抛弃了所有的束缚，做到了不期作书而自然有之的“忘怀”之境，敢于袒露赤子之心，拒绝矫饰作为，而这正与艺术求真精神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