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被满天下谁能识其恩——叶恭绰逝世五十周年纪念

2018-08-08 16:52:31 来源：点击：

文/ 奇洁

他是动荡战乱年代里，传统文化艺术的守护者；

他是波谲云诡时光中，现代工业文明的开拓人。

他是北京画院首任院长，为传统中国画的守护与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叶恭绰

于古人有高显之德如山者，则慕而仰之。

叶恭绰捐建的仰止亭1932年落成了，它位于南京中山陵东首二道梅岭，当年梅岭上的梅树是叶恭绰亲手栽下。

仰止亭

1968年8月6日，叶恭绰在北京灯草胡同30号家中辞世。

1970年4月，茅以升委托其学生将叶恭绰骨灰葬于仰止亭西侧，终使遗愿达成。

2018年8月6日，北京画院谨以此文，纪念第一任院长叶恭绰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并启动“北京画院叶恭绰研究系列活动”。

叶恭绰青年像

叶恭绰，广东番禺人，字誉虎，号遐庵，光绪七年辛巳十月初三日(1881年11月24日)出生于北京米市胡同祖父叶衍兰寓邸。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一生曾任清朝邮传部承政厅长兼代理铁路局长、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大元帅府大本营财务部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他是中国近现代交通事业和交通教育事业的先驱，他是通古晓今的学者、博古好雅的藏家、才学非凡的诗人，他亦工书善画。叶恭绰一生编著颇丰，包括《遐庵汇稿》《遐庵清秘录》《遐庵谈艺录》《全清词钞》《清代学者像传》《广箧中词》《广东丛书》等。

《遐庵清秘录》

致知格物吟风弄月

叶恭绰出身书香世家，少承家学，幼时受祖父叶衍兰开蒙，自六岁起，未尝一日废书不读。曾祖父叶英华、祖父叶衍兰、父亲叶佩琮，均为文学家，承继之父叶佩瑲，则喜欢研究性理、历史、声音、训诂、算数。自少年时博览群书，便树立了“办事必根于学，学必期于用”的理念。

叶恭绰七岁时，父亲命其以“春雨”为题做诗，一句“几夕无明月，轻阴正酿春”，道出雨夜无月之情境，父亲十分欣喜。至十五岁时作诗《蚕》：

衣被满天下，谁能识其恩，一朝功成去，飘然遗蜕存。

作茧忘躯命，辛劳冀少功，丝丝虽自缚，未是可怜虫。

在家人为叶恭绰庆寿编撰的《遐庵汇稿》中，创作诗文专门成册，另有公牍与演讲两册。

而少时叶恭绰在做出“几夕无明月”诗句的同时，也在探究“下雨，何以无月”，因而悟道“致知格物与吟风弄月，为两事”。12岁至17岁在江西的六年间，得益友甚多，与文廷式之子文永誉交厚，并约定“为经解及骈体文，均不许查任何书籍”，一番比试后，叶恭绰认为“余之经解，逊公达;公达之骈文，亦逊之余焉”。戊戌前后，“新学”蓬勃，叶恭绰与他的朋友们开始广识诸多译著，并学习日语。17岁时，叶恭绰先后到北京、广州、上海，结识了更多好友，期间与沈小沂创办广雅书局，在广州同胡汉民、郑韶觉、叶道绳等办萃庐书社。1901年，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学习法政。

兼顾统筹恒得其宜

作为出身名门的青年才俊叶恭绰，18岁时应童子试做《铁路赋》，得到主考官张百熙激赏，列为第一名并取入府学。这篇《铁路赋》似在冥冥中指引着叶恭绰的事业走向，此后一生与铁路交通事业结缘。八年后，在张百熙的举荐下，叶恭绰就任清廷邮传部部员。在管辖着邮、电、路、航的邮传部，叶恭绰力求奋勉，选定一门便特别用心，从此与铁路定缘。随后，担任铁路总局代理局长、交通银行帮理、交通部路政司司长、交通总长、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等职务。在几十年的交通生涯中，叶恭绰“以理论与事实交互比较，以全般与局部兼顾统筹，故见解与判断恒得其宜，以应事实之需要，而人亦得尽其才”，以一己之力推动着中国交通事业的发展。1912年4月，叶恭绰在名为《中国铁路之过去与未来》的演讲中，便提出“铁路问题乃民国建设上第一应先决之问题”的主张，之后又提出“建设贯通欧亚之铁路新线”。

与此同时，叶恭绰关注交通事业相关领域的建设，1914年叶恭绰主持创设交通博物馆和铁路材料陈列所。1920年12月，创办交通大学。此番对于交通事业全面发展的见地与践行，完全来源于叶恭绰是一位家学深厚，并成长于“新学”时代的交通人，保有民族情怀与家国理想，有坚实的学识与见地做支撑，称其为中国现代交通事业先驱，实至名归。

自1912年第一次与孙中山见面以来，更加坚定了叶恭绰的交通事业道路。次年，叶恭绰南下与孙中山商讨建立铁路总公司事宜，孙中山特设宴欢迎。叶恭绰对于此事有如下记述：

民国十二年，余在神户，膺总理召赴粤。时方开大元帅府于广州，余到省日，适沈鸿英攻城，炮声股地。总理一见，笑日：“君乃来观战!如畏，可暂回港。”余曰：“如胆怯，即不来矣。远来，正冀有所致力。”总理大喜。次日，再约深谈。坚以财政部长及广东财政厅长相属。再辞不获，乃就部而不兼厅。

……鸣呼!总理于余，非有深厚之关系也。危急之秋，遽信而授以重任。国士众人之说，感恩知己之谊，均非可语于革命大业。然期望者如彼，而报者如此，斯非令人永永椎心镂骨者耶?际遇如彼，而成就如此，斯又非绰所永永痛自惭责者耶?

年来杜门读书，心光湛然。每念平生所不能忘之事，此殆居首。“孤忠无路哭昭陵”，似宛为今日咏也。兹理箧中，得总理手札数通，特影印以纪一时之迹(余手迹尚夥，已半归散佚)。非谓足备史料，亦聊表追慕之诚，愿读者有以志其志焉。

民国二十三年三月总理逝世纪念日

一篇祭悼文字，尽显叶恭绰对于孙中山知遇之恩的感念之情，“九原杳漠，下报何期?年年此日，泪洒云霄”，恐也不足以表其情真意切。叶恭绰1931年决定在南京中山陵旁捐建仰止亭时，是否就有心中暗定，1968年的临终遗言说明了这一切，他愿生前追随，也欲辞世下报。这是报恩，更是对奉献于交通事业的终生执念。

以有涯追无涯

叶恭绰对于传统文化艺术的热忱与研究，也是其一生的重要部分，在其《四十年求知的经过》一文中，他曾言“盖四十年精力，至少三分之一耗于是矣”。

“余向来不赞成学术有国界之说，亦不反对本体文化论。但以为人生一切基于诚，不诚则无物，学术、文化，亦何莫不然。”叶恭绰对于文化事业的热爱与关注是站在文化艺术发展的视野下进行的。叶恭绰一面醉心于传统文化的绵延，例如编撰《全清词钞》，至今仍不失为研究清代词学的重要文献;叶恭绰对《广箧中词》刻印校对都极为精审，是为清词选本中的善本;于词学研究而言，叶恭绰与龙榆生一同创办的《词学季刊》，在民国是很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此外，还积极推动影印《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编印《五代十国文》等;编撰付印《清代学者像传》;在佛教文化方面，叶恭绰亦有重要贡献，资助金陵刻经处;创立敦煌经籍辑存会;筹刻佛教全藏;调查历史博物馆藏满汉藏三体咒文经版;组织佛家净业社;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宋藏遗珍》《吴都法乘》等。另一方面，叶恭绰认为应当借鉴西方对于文化事业发展的方式，“文化事业中，余对国外文化宣传及图书馆、博物馆三者，致力较深”，叶恭绰曾在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冬十二月为《广东文物》写就的跋文中说，“欲确切完成对于文物之使命，以应时势之需要，而辅其他文化教育事业之所不及，窃以为广东省之急务盖有四焉：曰，设图书馆;曰，设博物院;曰，编印丛书;曰，纂修方志”。多年来，叶恭绰创立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馆，发起中国建筑展览会、上海文献展览会，主办广东文物展览会，研究西南文化，均是以其对传统文化的一片赤诚，以长期持续发展的眼光，打破文化界限，弘扬文化艺术。

叶恭绰曾自谦地说：“博而不专，世之通病。余故不能免。近年，颇似注全力于文化事业及考古事业”。1908年，叶恭绰与陈垣等人同游云冈石窟，1918年呼吁予以保护，并撰写《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1929年，组织中国营造学社，邀请梁思成等建筑专家共同研究;发起重修北京元代万松老人塔;主持重修南京摄山隋代雕刻;保护北京房山西域寺;建国后，上书毛泽东主席，保护袁崇焕墓。

叶恭绰对于自己的鉴藏生涯有如此评定，“余对文学艺术，本有先天之遗传，故书、画、古物之鉴别，似颇有只眼。”叶恭绰收藏颇丰，在民国鉴藏界号为大家，因其爱好广泛，除书画外，古物杂项、碑帖、文房皆有珍藏，而叶恭绰一枚“玩物而不丧志”的鉴藏印，正说明了其鉴藏主张。同时，叶恭绰提出“收藏之目的在于研究”的根本旨要，1961年在香港出版的《遐庵清秘录》便可为证。《遐庵清秘录》卷一为所藏古代书法，卷二为古代绘画，王羲之《鸭头丸帖》、贯休《罗汉像》、宋徽宗《祥龙石卷》等中国古代书画精品皆在其列，书中对于所列书画精品的材质、基本状态、钤印、收藏印、题跋等进行了图文并茂的罗列，同时还有较为详尽的研究注释，对于所藏古代书画的流传以及研究贡献卓著。基于叶恭绰的丰厚收藏，也流传出抗战时期叶恭绰、叶公超保护毛公鼎，叶恭绰惠让奉还《曹娥碑》于友人张大千，亦与海上名家吴湖帆交谊深厚等收藏佳话轶事。建国后，叶恭绰将自己所藏悉数捐赠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博物馆、美术馆，从此这些中国古代历史遗珍便为国家珍藏。

毛公鼎高53.8厘米重34.7公斤

叶恭绰旧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局部) 绢本墨笔 26.1×26.9cm

叶恭绰旧藏上海博物馆藏

收藏颇丰的叶恭绰，虽不以工书善画名世，但其一生存留书画较为丰富，抗战避居香港期间以幣字画维生计。而叶恭绰对于兰、竹题材颇倾心力，1951年绘《竹石长卷》题识曰：

画竹以长卷为难，余习作十余年，未曾从事。近日终成哉，虑此心手益不相应，勉试为之，意境似当匀合，但不能工细，观此略其迹可耳。

叶恭绰所绘兰竹，逸笔草草，墨取横生的意境，也彰显出其追朔传统文人绘画之初心。而其书法创作早在民国时期就广受收藏界青睐。

叶恭绰兰花 25×25cm 北京画院藏

叶恭绰竹石图纸本设色 99×47cm 广东番禺博物馆藏

新中国成立后，叶恭绰毅然北上，为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不仅担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同时著书立说、工书绘画，参与文字建设与改革等，1956年开始投入北京中国画院的筹建工作。1956年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同在中央文史馆任职的陈半丁与叶恭绰，心怀对于传统中国画在新中国发展迟缓现状的担忧，于是在大会上共同提交了名为《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成立中国画院》的提案，并切实有效地提出解决方案：“未知政府对于中国画，是否也可以和中医中药一样，设立专门的研究机关，延揽各地专家讨论。”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画院正式成立，叶恭绰任第一任院长。成立大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致辞中提出：“希望北京中国画院今后能团结中国的画家，继承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吸收外国绘画的长处，努力创作，加强研究，不断提高，培养后代，让百花齐放、众美争妍，为创造社会主义的新美术而斗争。”在总理入席讲话时，座旁的叶恭绰悄悄递给总理一个纸条，总理接过来直接宣读到：“这是叶老在问，是否可将院名称为‘中国古典画院’?”幼承蒙学、身居高位、嗜好收藏、擅长书法，对传统艺术喜好已然深入骨髓痴心不改的叶恭绰，在成立大会上能有如此颟顸之举，倒也不足为奇。总理回应道：“百花齐放么，陈半丁的菊花和梅兰芳的梅花都要放。我也是喜欢写字的，但还不成体，不过郭老、叶老的书法是成体的，都是我国文苑里的名花，应该都尽情地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