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草书创新的思考
草书创作现状
当今草书的创作，从作品的质量或水平上看，许多作品很难令人振奋、让人驻足。尤其是近十年以来，以“二王”为主导的书风充斥着整个书坛，成为有目共睹的时尚书风，当代书坛迎来大一统的同时，也迎来了千人一面的问题，殊不知这一书风就是“书谱”“淳化阁”等书风的表面化。一味地临摹、泥古，而缺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削弱了书法的创新精神。[1]
除帖学书风的草书之外，还有一些作品与当代一些著名书家的书法风格相接近，如聂成文、胡抗美、张旭光、刘恒、薛养贤、陈海良等书家。为了能入展或获奖，这些书者急功近利、多快好省、乐此不疲地“抄袭”“模仿”当代著名书家的书风。这说明，名利使他们丧失了创新的信心与能力，这如同食用别人嘴里嚼出来的“剩饭”，有何营养价值？
当然，我们从展厅中也能观察到一些作品既不像“二王”书风，也不像当代著名书家的书风，更不像古代书家的书风，我们把这类作品称之为“其他”作品。这些作品的确不够成熟，甚或说还不如以上几类作品成熟，风格也无明显特征，格调也不高，线条既不丰富，技能也不精湛，仅仅是凭着稍有的一点功力，完全是自我意识下的习惯性的书写，暴露出强烈的书写习气，也无创新之意。
其实，无论是千人一面的“二王”一系行草书，还是模仿名家的作品，本质上都是“趋时贵书”的现象，因为“二王”一系的行草书也是由名人效应所引起的。陈忠康、王义军等取法“二王”一系的书风在全国展获奖之后，也把书坛的“二王”热现象，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陈忠康受追捧实则源于其在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获奖，以及全国第七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获一等奖。其实，当代书坛草书创作繁荣的表象之下，反映出的也是草书创新的乏力。
创新的突破口
当今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世界多极化、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一体化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表现在艺术上，即为各种文艺思潮的盛行，存在多元的价值倾向。对于书法，人们不应再死守目前的僵化模式，而是应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领域去认识、挖掘、思考，形成多元化的艺术表现。但是，从当今大展的草书作品来看，事实是二王“新帖学”流派书法作品愈来愈多，甚至成为当代书坛的主流。这与当今社会多元文化价值取向是相悖的，当代书坛应该是一个流派风格纷呈、多元化创作的格局，要突破长期以来“二王”小行草一家独秀书坛的局面，应强调以作品个性与艺术性为目的，开拓除二王书风以外的行草书风。
王羲之本身也是创新的代表，提倡多种书风的融合，其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云：
失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先发。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若直取俗字，则不能先发”，当今草书何尝不是这样，草书的创新应该广收博取，而不应该只是独取一家，或趋时贵书。王羲之所云恰恰为我们当今的草书创新找到了突破口—碑帖结合，应关注对汉碑隶法的撷取。当代书坛碑帖融合的书风较少，碑学领域有着较大的创新空白，除上世纪初民国时期出现的一些碑帖融合的大家，如沈曾植、吴昌硕、齐白石、于右任、林散之等，当今较少有碑帖融合成功的书家出现，所以当代书家应该在碑帖融合的领域中思考如何创新，并形成自己的风格。
事实上，碑帖融合的书法创新较之帖学书法创新容易得多，因为碑帖融合的书法风格一般表现为雄浑、朴拙、阳刚之美的特征；帖学书法风格一般表现为清秀、婉约、飘逸等特征。从技法层面来看，碑帖融合的书法相较于帖派书法要粗糙一些，所以碑帖融合的书法留有空间较大，而帖派书法创新的空间较小，难度相当之大。正如苏东坡言之：
智者创物，能者述焉。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古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碑帖融合的书法创新空间较大，所以当代书法的创新空间最大的莫过于碑帖融合的书法。
草书史自古至今发生了两次大的审美转换：一是帖学的审美转换。唐代的张旭、怀素集张芝、王羲之、王献之草法之大成，创为狂草；而后，宋代黄山谷以禅意入书，变旭、素草法，长枪大戟，引入狂草；明清时期徐渭、王铎、黄道周、倪元璐均强化笔触的力度，尽管以碑法强化帖法，但仍是以帖为主的狂草。二是由于清代碑学的影响，一些草书大家融入碑法，如康有为、蒲华、于右任、林散之均在帖法的基础上融入碑法，以碑化帖，形成了以绵劲迟涩的线条表现拙肆雄浑之势。清代至现代以来真正能称得上草书大家，从书史的高度来衡量，可观者几稀，尤其是碑学的切入，并以碑化帖的草书大家更少，如康有为、于右任、林散之可堪称碑帖融合的草书大家。
从整个书法史上看，唐代草书已达到不可逾越的高峰。宋代黄山谷的草书，以及明清的草书大家已成为历史永驻的丰碑，在帖学的范畴中，我们很难与古人抗衡。从近代书法史来看，由于碑学纳入了人们的视野，碑帖融合的大家代不乏人，如金农、何绍基、赵之谦、蒲华、康有为、沈曾植、于右任、林散之等，他们虽未达到历史上至高点，但在书法的创新层面上来说，已独树一帜。由此看来，书法的创新，碑帖融合便是可取之道，应该说这是一个时代书法创新的研究课题。
在创新的过程中，既要分梳碑帖两大体系在草书领域的不同表现，又不能单一地表现帖派书风或碑派书风，而是把碑帖融合在一起。正如沈鹏所说的那样：
长期并存的碑帖之争，倘撇开无关大体的片面观点不论，实际上促进了对全面继承传统的认识，碑与帖，既有工具材料之别，也涉及到方笔与圆笔、藏锋与露锋、雄强与秀丽、壮美与优美众多技法与审美趣味。碑与帖，不应相互排斥，各自禁锢，而应当融合互补
在这一点上，康有为的草书对我们的启发较大。康有为把北碑纳入大草之中，线条迟涩绵劲，并有北碑之骨力。事实上，清以来的书法大家碑帖融合均以北碑为旨归引入大草，很少书家以隶法融入大草之中。
实际上，草书是与篆书、隶书相通的，唐代的怀素、宋代黄庭坚等就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
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三人悟此法耳。 因此，可以以怀素《大草千字文》为基础，弱化了唐大草的圆劲与外求势力，并糅入王铎大草之格局，在迟涩上与古人争锋。大胆地汲取汉碑隶法，隶法的融入使其草书不仅具有了明清草书的厚度，而且具有较强的生涩感，这种以浑厚而生涩的线条成为傲人之处，也是草书有别于明清草书的不同之处—明清草书厚而不涩。汉碑隶法的撷取引入大草，不仅迟涩绵劲，而且还有生涩幽拙之意蕴。由此可以看出，当代草书家应对碑学有独到的见解，回避碑学复兴以来泛化的审美取向，打通碑与帖的悬隔，并以汉碑隶法之生涩作为线条、风格营构的原点，这是草书不同于草书史上任何一家草书的卓然之处。当然，草书用笔不应过于拗折，枯墨偏多一定程度会影响草书之气韵，弱化整体风格的大气苍浑之境界。
应该说，多元表现是我们当代书法的主题特征，应该呈现出各种流派纷呈的局面。所以，要突破“二王”独秀书坛的局面，必须强化作品的个性与艺术性，使之能出现多元表现的艺术风貌。
